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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2015-03-11来源:作者:收藏
守护中国的传统乡村,留住人们的“乡愁”
   【学者简介】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文艺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主要作品《画外话丛书 冯骥才卷》、《逆光的风景》、《摸书》、《感谢生活》、《一百个人的十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神鞭》、《三寸金莲》等中外各种版本著作百余部,画集多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先后在中国大城市以及欧、美、亚一些国家举办个人书画展。

【两会观点】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古诗里的村落。现实中,却是另一幅场景,“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像世界的最后一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多年来投身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今年两会,他和冯小刚等多位文艺界委员呼吁守护中国的传统乡村,留住人们的“乡愁”。

中国古村落遗存了大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和富有地域特点的历史生活。我国有自然村落230多万个,比如炎黄故里、大禹故乡等等,古村落孕育出中华的文化文明,也承载着我们的乡愁。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很多传统村落正在迅速消失,冯骥才对此颇为担忧。“根据调查,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消失了90万个村落——我们失去古村落的速度从来没有这么快。”
    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云南考察时的一番表态使得“乡愁”一词备受关注。他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冯骥才认为,落后于城市发展的农村,让村里的年轻人缺乏归属感。“他们来到城市后带着弱势的心态,原有的文化很容易就消失。”
    去年两会,冯骥才建议,保护古村落,国家要有所作为。他的建议得到了关注:国务院拨款100亿元,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发起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开始对各省各民族地区古村落进行全面调查认定。“最重要的是保存着民族精神——世代相传的村规村俗中的传统价值观、道德准则。”冯骥才形容,“抢救古村落就是和时间赛跑”。
    目前,他们根据专家提出的一整套标准,认定了三批共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冯骥才的预期是将来要超过5000个。“凡是认定为农耕文明时期留下的重要历史财富,都不许再动了,下一步就是为这些村落的保护制定规划。”在走访中,冯骥才看到不少令人寒心的现状,“比如山西泽州的一个村子,他们没有村落史,就是村民一点记忆,没有考证、没有调查——实际上就是扔在那里的,没有人管——就是这样的村子曾经诞生《康熙字典》的作者陈廷敬。”
    调查还发现,愈来愈多的村落因农民外出打工而出现“空巢现象”。有的古村落经年历久,多已破败,重修无力;有的在匆匆忙忙开发旅游;还有的古村落早已从地图上消失。古村落的保护,难在哪儿?冯骥才回答:“难在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建筑,更涉及文化、民俗、生产、生活等。”
    今年,冯骥才和一批来自中国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专家正在为每个认定的古村落建立全面的档案,“记录它的历史、规模、形状、与自然的关系、历史见证物等。”由于历史上没有村一级的“地方志”,所以他们先到晋中、保定的村落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对民族、姓氏、建筑和户籍的考察,确定了范本。现在已经建立100多个古村落档案。
    “国家认定标准有了,现在还需要一个科学的保护体系。”冯骥才提出,一个科学的保护体系,从责任人、监督机制、长远规划,到立法,缺一不可,“物质文化遗产有《国家文物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古村落也应该有《中国古村落法》。”冯骥才说,古村落是另类文化遗产,留住原住民才能留住乡愁。
    如何保障原住民稳定的生活来源,如何把现代科技文明输入到古村落中?为避免古村落保护沦为“官员的政绩、学者的科研成果、开发商的资源”,冯骥才呼吁将文保执法列入官员考核并建立问责机制,“中华民族是文化的贵族,如何让原住民意识到村落的文化价值,唤醒一种文化自觉,这是政府要做的事,也是最难的事。”
    【评论文章】
    警惕专业协会的行政化

    作者:冯骥才

长期以来,文艺领域存在一些不良风气,比如弄虚作假,搞展览的时候请一堆领导人,拉大架势。文艺协会最重要的是它的专业性,它应该是这一领域最专业的学术场所,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学术交流、提高专业水平和专业修养是它最重要的职责。官员进入文艺协会,对协会的职责没有任何意义,反倒会把官场的一些习气带进来。

当然,专业性越强的协会,越不容易让权力渗透。比如美术的技巧性很强,对于官员而言很有难度,画两笔画很难被认可;舞协、音协也很难。

然而,有些专业协会却出现了行政化倾向,一些官员把协会当成安乐窝。有的官员在外面升不了副部级,就到这协会里挂上副部级的职位。

还有各个专业艺术家的协会,里面的党组书记都是厅级,秘书长也是厅级,因为行政化,这些协会有大量的官员职数,这些职数对于官员是个巨大的诱惑。

从协会内部看,因为本身属于事业单位,里面的人在升职时不会考虑专业做得好不好,而是把心思放在了怎么尽快地从科级升到处级,他追求的是官场的东西,和专业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行政化为权力的进入提供了通道,之所以协会被行政化,是因为上级部门希望更好地领导。不过,这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现在我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下面简称“民协”)当主席,致力于民间文化和古村落的研究与保护,日常负责组织这些艺术家,民协的机关也属于党组管理,负责思想政治工作、人事和财务。

工作期间,党组很尊重我的想法,我有什么大的想法也会和他们商量,比如我提出把保护古村落的工作放在协会工作的第一位,党组会采纳我的意见,然后我再开主席团会议讨论,集体认可就可以开展工作了,这些年搭档得很顺畅。

协会去行政化,对文艺市场也是好事。

在民协工作这些年,我发现一个现象,能转化为市场效益的民俗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扶持,比如宜兴壶、牙玉雕、刺绣。我认识一个年画艺人,因为政府的扶持,前些年价格卖得很高,如今因为不让公款送礼,政府也不再购买这些年画,这位老艺人说去年的年画市场很不景气。但在我看来,权力的退出可以让艺术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其扭曲地生存,不如回到最真实的价值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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