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 学术评价的再度异化及其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摘要: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选人用人机制的需要，将学术评价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从定性评价发展到定量评价，进而演变为数量迷信，导致学术评价的再度异化与学术出版质量的不断下滑。要消除学术评价中的异化现象，不断提高学术出版的质量，就必须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实行小同行基础上的大众化评价; 建立学术评价的元评价机制，以及学术评价信息公开制度，为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学术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

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将纷繁复杂的学术创新考察简单化为一种数量统计和出版媒介的排序，并且由于我国选人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不够完善，在现实生活中学术评价往往与人们的工资待遇和各种利益分配以及其他社会资源配置相挂钩，从而使这种以往高雅纯洁的学术活动也深深受到了现实社会场域中各种利害关系的影响，致使学术评价活动带上了更多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并进而形成其对学术评价活动内在逻辑的背离。

一、定性评价: 评价结果的或然性及其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我国的学术评价在评价初期阶段，由于其发展阶段和学术评价工具可操作性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凭印象、凭感觉、重关系的定性评价。这种定性评价具体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主观随意，缺乏客观标准和依据

一是评价主体组成的随意性。二是评价过程的主观随意，因为没有客观标准和依据，评价过程随意性大。三是评价结果具有模糊性，即结果不是唯一的(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不同的评价主体会对同一内容建构出不同的评价结果) 。学术评价的简单化、主观随意和失范使得学术成果和学术出版质量的鉴审和评定失去了其固有的客观公正的基础，从而导致学术出版、期刊评定和其他学术评价过程中的异化行为、暗箱操作，进而使学术评价失去了其权威性，使得学术创作者和期刊人不是把精力用在怎样提高学术成果和期刊的学术质量上，而是用在了各种关系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出版质量的提升。

(二)社会场域利益关系博弈，学术评价失却客观公正

按照布迪厄现代场域理论，在学术评价过程中，每个评价者个体都身处宏大的社会场域之中，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人情大国”的关系网络中，人们的各种活动不能不深受社会场域中各种人情世故和利害关系的影响。具体到学术评价来说，在巨大的社会场域中，每个评价主体同时扮演着多种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且每一角色各有其不同的行为规范，当这些行为规范相冲突时，评价者就难以摆脱所镶嵌其中的复杂的社会场域和各种社会角色对其行为的纠缠，而放弃学术规范原则，进而导致学术评价的失范和混乱，①以及我国学术创作和学术出版质量的不断下滑。

(三)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学术评价是一种异常繁难和复杂的社会活动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现象，一些学术评价的组织者和参与学术评价活动的专家学者了解和掌握较多的相关学术评价信息，而一般学术大众则基本不了解相关信息，从而给一些人的学术腐败行为提供了契机，并进而导致学术评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严重危害正常的学术创作和学术出版事业。

(四)现实“小众化”评价中难以回避的“小数定律”问题

小数定律表明，在现实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思维定势、表象思维等因素会使人产生系统性偏见，并采取非理性的行为。学术评价中对理性法则的偏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同范式的误导。按照范式理论，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能通约的。在学术评价中，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在有些情况下，即便是同行专家之间也并不能完全理解不同范式之间的一些学术问题，从而导致学术评价活动偏离理性法则。在没有足够数量评委的“小众化”评价状态下，这种偏离与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二是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即政治、金钱、人情关系等方面的干扰。这两个方面的干扰是客观存在的，是“小众”化评价难以逾越的，②从而也给高质量的学术出版埋下了隐患。

(五)背离客观公正，窒息学术创新

在学术评价过程中，评价过程的客观性和评价结果的公正性，既是鼓励公平竞争、激发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又是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不断提高其内在质量，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的关键和保障。而现实生活中的少数专家主导的传统的定性评价，既缺少客观、科学的学术评价标准，又缺少公正合理的评价结果，科学、公正的评价结果是激励学术创新、促进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传统定性评价中学术评价异化及其对学术创新内在逻辑的背离，极大地销蚀了人们学术创新的内在冲动，给正常的学术创作、学术竞争以误导，同时也给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二、由量化评价到数量迷信: 学术评价的再度异化及其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随着文献计量学的发展，以及SCI、SSCI 、CSSCI 等检索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加之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走入了死胡同，量化评价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③ 由传统的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这一转换，克服了前一时期定性评价中凭感觉、凭印象、凭关系的主观随意性，使学术评价建立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学术评价，减少了学术评价中的暗箱操作。然而，由于社会选人用人机制对量化管理的过分依赖，进而导致人才管理、学术评价中的“数量迷信”，使学术评价严重背离了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学术评价的基本原则，进而导致学术评价方式的新的异化和学术出版方向的迷失。

(一)量化评价与数量迷信

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量化评价在我国学术评价中得到应用，随后便很快在各级各类学术评价中迅速展开，并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直至发展成为数量迷信。即管理者无视学术创作规律，坚持数量决定论和出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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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李存娜: 《评价规则的两个面孔与学术评价逻辑》，《学术界》2007 年第1 期。

②参见王华生: 《学术文献价值评价的困境与出路》，《河南大学学报》2007 年第6 期。

③参见程艳丽: 《期刊及其学术论文的评价方法及思考》，《河南大学学报》2010 年第2 期。

论，即根据成果数量决定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及其对其成果的奖惩，根据成果出版和发表的刊物或出版社的级别来判别成果水平，把学者和研究人员视为生产机器，主观地规定不切实际的学术成果发表数量，以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多少来判定学者和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高低; 或者以是否具有项目资助或所受资助项目的级别的高低和资助金额的多少来判定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学识水平，甚至简单地以文章发表杂志( 或著作出版的出版社) 的级别、获奖的级别、作品被引用的次数来判定研究成果质量的高低，至于科研成果水平究竟如何，有无真正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则不在考察之列。①总之，学术评价成了现实行政管理部门控制知识生产和提高管理工作绩效的一种简单的方式和手段，而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出身”则成了行政管理者手中最重要的法宝和工具。这就必然导致学术评价的失真和再度异化，并最终给学术创作和学术出版以误导。

(二)学术评价的再度异化及其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学术是系统的专门的学问，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论证。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求真，是研究者对未知世界的深入探索和“沉思”，其灵魂是创新; 其最大特点是研究者独立思考所形成的个性化特征。因此，探究、自由和永无休止的学术创新构成了学术研究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内核。②然而，现实中的学术评价承载了太多学术以外的东西。在数量迷信魔棒的指挥下，众多学者成了金钱、权利和短暂虚名的奴隶。复制、炒作行为不止，拼凑攒合之风盛行; “炒剩饭”、“新瓶装旧酒”已司空见惯，低水平重复的行为严重阻碍了学术创新。真正的“沉思”者越来越少，依靠一定手段进行建构、运作者越来越多。那些善于运作者，在废除了“雇人捉刀”的吹捧性书评后，却转而干起了“雇人引用”的勾当。甚至一些连基本的语言文字功底都不具备的“不学有术”者，不仅敢于“操作学术”，而且能够运作出异乎常人的成果来。“有的人成了‘学阀’，更多的人则成了‘学奴’”。③学术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大胆探索，激励学术创新，而现实的数量迷信之学术评价，不仅导致了学术研究水平的下滑，而且严重恶化了学术生态，导致了一代学人的异化。“一代学者的异化，所带来的结果不光是知识的断裂，更是精神和风骨的丧失”，④这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伤害都将是根本性的、巨大的。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量化取向，使之走向了一条过分依赖学术评价指标体系的数量迷信的不归路。现行数量迷信对学术出版的直接影响就是: 成果数量急剧扩张，学术泡沫化严重，学术期刊专业水准不断下滑。据SCI 数据库统计， 2007 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科技论文9.48万篇，占世界发文总量的7.5%，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排在第3 位。2008 年，我国共刊发科技论文11.67 万篇，占世界发文总量的9.8%，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排在第2 位。但我国科技论文的影响力并不理想: 1998—2008 年，全世界发表论文数量超过20 万篇的共有14 个国家，在对这14 个国家所发论文被引用情况所作的统计中，我国作者所发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的次数为4. 61，在这14 个国家中被排在了第12位。这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与其质量和相应的影响力之间不相适应。不仅如此，由于数量扩张严重，发表和出版资源异常紧张，使学术期刊尤其是重点核心学术期刊受到不正常的过分追捧，从而导致所谓的核心期刊与作者之间关系的非正常化和极端异化，甚至出现了直接的金钱交易。这种金钱交易不仅使期刊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了质疑，而且进一步恶化了学术生态，给我国学术出版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三)学术评价数量迷信的深层诱因

目前我国学术评价中存在的数量迷信，有其如下深层的社会和思想认识根源。

( 1) 管理者思维中的工具理性至上

数量迷信学术评价作为一种社会流行现象，其背后深层的根源是管理者头脑中的工具理性至上思维方式。在西方管理理论看来，管理学是一种“理性技术”，它是围绕着实践技术所形成的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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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存娜: 《评价规则的两个面孔与学术评价逻辑》。

② 参见张伟: 《学术评价的工具理性取向及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大学》( 学术版) 2010 年第1 期。

③④ 王希: 《从制度和技术层面改进学术评价———兼谈美国的学术评价状况》，《社会科学论坛》2009 年第4 期。

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 追求操作过程的精确性和最大功效性，强调技术手段的实用性; 试图将一切复杂、整体性的社会事务统一性地化约为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并用“科学化”的方法加以计算和把握，进而以普适性的东西加以组织和推广，其最终的目的就是提高效率。然而，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东西并非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很多事情也并非是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技术性”手段就能够高效解决的。我国现实中的科研管理者对西方管理学的潜在假设和理论的具体适用缺少深入的了解和反思，管理“操作”的意识和“纯技术性”的观点主导了学术评价实践，致使其过分追求学术评价活动的效率和可操控性，试图通过整齐划一的简单化标准，抹煞评价对象的内在差别，并企图通过这样的评价所引发的竞争激发起学者更大的学术创作热情，得到更大的科研产出，从而使学术创作和学术评价这一极为复杂、极为个体化的问题简约化为“行政领导、办事员与电脑的协同运作”。① 这样学术评价的异化与学术出版方向的迷失，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 2) 管理者任期限制及其短期行为效应

管理者任期限制、教条机械的考核方式和过高的行政期望，是诱导现实学术评价过度量化的又一重要原因。任何一个管理者都渴望能在其有限的任期内获取更大的业绩，以有利于自己的迁升和晋级，由此导致其置社会责任于不顾，主观随意、急功近利。这种急功近利心理在现实中又恰恰迎合了政绩考核的形式主义方式，由此更强化了其短期行为，加重了其短期效应———采取各种办法，利用一切手段，将这种渴望转化成具体方案，量化为一系列指标，辅之以利益诱惑，最终变成为“激励”和驱策学者们不断进行论文制造和学术生产的鞭子，以期实现最大的学术产出，彰显自己辉煌的政绩。

( 3) 社会现实人才评价的即时性需要与学术评价的复杂性、历史性之间的矛盾

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和利益，而效率的实现和利益的分配，又必然涉及人才的评价和绩效的评估。在现实的文化、学术领域，时时事事都需要学术评价: 个人晋职晋级需要著作论文的学术评价; 项目申报需要对其前期成果进行学术评价; 申报各种奖励更是需要学术评价; 年终考核需要学术评价; 对研究机构的目标管理需要学术评价; 即使对高校的各种评比验收和排名也同样离不开学术评价。然而，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求真，是研究者对未知世界的深入探索和“沉思”，②而学术评价则是对这种“沉思”和创新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判断和评定，它所需要的往往不是智慧，而是历史的沉淀。这就必然导致社会现实人才评价的即时性需要与学术评价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之间的矛盾。按照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当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合理性时，人们往往就会转而追求工具合理性。对于当前的学术评价来说，既然真正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难以实现，那也就只好违心地接受(不承认———因为它不符合实质正义，但接受———因为它符合程序正义) 量化评价这一方式了。

三、回归学术评价的本真: 学术评价异化的消除与学术出版质量的提升

客观地讲，学术评价不仅直接影响到所评价学术成果水平的高低，而且还影响到社会学术创新内在动力的凝聚和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提升。因此，在今后的学术评价中应彻底摒弃“数量迷信”和“工具至上”的机械、教条式的评价方式和思维模式，以学术价值为核心，回归学术本真，促进学术创新。

(一)以小同行评价为契机，努力贯彻学术价值原则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在某一行业或研究领域总是会形成一些共同的方法、标准模式或理念，这些共有的方法、标准模式或理念就是范式。范式是一些科学共同体在其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和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研究实践表明，不同范式相互之间是不具有通约性的，这就要求在现实的学术评价中应尽可能地采取“小同行”评价的方式，以使其在把握学术前沿最新学术信息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相近或相同的范式下做出相对客观和科学的学术判断和学术评价，从而尽可能保证学术评价的科学和公正，促进科学研究和学术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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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存娜: 《评价规则的两个面孔与学术评价逻辑》。

②郑园: 《重视学术性是学报发展的第一要义》，《河南大学学报》2005 年第1 期。

(二)“小同行”原则基础上的“大众化”评价

“小同行”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消除目前学术评价中“工具至上”“数量迷信”的一些弊端，更好地体现学术评价中的学术价值原则。但不可回避的是，“小同行”评价这一学术评价模式也存在其自身的一些局限: 一是知识局限，二是利益诱导。要克服由少数专家学者自身的知识局限和利益诱导所导致的评价失误，在当前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小同行”基础上的“大众化”评价，即尽可能地扩大参与学术评价的“小同行”的数量，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参与评价的专家学者的数量不足所导致的评价失误，从而由于参与评价的“小同行”数量的不断扩大而使学术评价失误成为一种小概率事件，而使客观科学的评价结果成为大概率事件，进而激励学术创新，最大限度地保证学术出版的质量。

(三)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学术评价的透明度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使学术评价活动在阳光下进行。一是评价主体( 专家学者) 信息公开。要建立信息完善的学术评审专家信息库，其中除了一般的正常信息外，还应包括评审专家的学术水平、学识、评审的信度，以及评审态度等，并将这些信息存入连续累积的学术界共享的数据库之中。这样不仅便利了评审专家的遴选，提高了评审专家信息的透明度，而且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对评价专家的评价监督，加强对评审专家行为的约束与控制。①二是参评项目内容和参评者有关学术信息公开，自觉接受学术大众的评议和监督。三是学术评价过程信息公开，即尽可能及时公开学术评价的程序和进程，让学者大众随时了解评价进程和结果，及时了解，及时反馈，及时监督。四是评价结果信息公开。即建立及时的学术评价结果和学术评价意见信息公开制度和机制，及时发布和公开评价结果。同时，还应结合实际，尽可能地建立学术评价责任追究制度，使评价机构和评审专家对其评价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加强评审专家的社会责任意识，进而促进健康有序的科学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四)对学术评价进行再评价

近年来，在我国的学术评奖、科研立项、学术出版等学术评价中出现了“熟人社会”和“人情超级大国”所导致的人情关系左右评价结果，以及利益诱导、学霸行为、“少数人暴力”所导致的非学术性评价等严重的学术评价异化现象。为了改变学术评价领域这种混乱状况，从制度机制上保障学术评价的客观与公正，急需在我国的学术评价领域建立对学术评价的再评价即元评价机制，以规范、监督和引导学术评价活动，促进学术评价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对学术评价进行再评价即元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是可以对学术评价活动自身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总结，进而使其从一种纯粹的实践性活动逐步向理性化的评价与建构转化。二是对学术评价的再评价即元评价也是对学术评价在制度与机制上的监督与完善。“‘元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对评价方建立约束机制。如果说程序公正机制是着眼于建立一种基于‘过程’的约束机制; 那么‘元评价’则主要是着眼于‘结果’的约束机制”。②

对学术评价进行再评价的元评价机制的建立，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学术评价中的不规范行为，消除学术评价异化，有利于我国学术评价活动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学术出版质量的不断提升和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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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朱少强: 《学术评价的元评价机制》，《重庆大学学报》2010 年第3 期。

基金项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学研究基金资助课题( 重点) “数字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创新发展研究”( 2013ZD02) 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