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评价中的价值取向

评价本质上是一种比较，它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评价主体从什么角度比较评价客体，是所有评价行为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为什么评价主体会从某一角度而不是从其他角度对评价客体进行比较?为什么评价主体更着重强调某些角度(赋予某些评价指标较高的权重)，而轻视乃至忽视评价客体在其他角度上的巨大差异?从根本上看，这是因为评价主体在抉择过程中隐含着自身的价值取向。

在评价学术期刊时，评价主体必须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学术期刊究竟满足了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何种需要?这一问题就是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它是期刊评价研究的逻辑起点，决定了评价的切入角度，左右着评价者对各种期刊评价指标的取舍和构建，同样也左右着对数据的取舍和对数据特征的阐释。无论评价主体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期刊评价的概念框架和方法都隐喻了他们既定的价值取向。只有明确了评价的价值取向，我们才能真正回答鲍伦斯基(M. J. Polonsky)提出的问题：“当我们评价期刊时，我们究竟要测量期刊的什么属性或特征?”

西方学术界的期刊评价活动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布拉德福根据期刊载文量的离散程度(即“信息密度”)开期刊评价之先河，由此产生了左右现代学人学术命运的“核心期刊”。从期刊评价研究的历程来看，其价值取向经历了一个从“信息密度”—“影响力”—“质量”—“学术地位”的演变过程。

二战前，期刊种数的有限制约了学术交流的空间和平台，对发表平台的渴求促使学术共同体将“信息密度”作为评价期刊的旨归。战后，随着科技文献量和期刊种数的激增，发表平台的稀缺性问题得到了改善和解决，因此对发表平台的渴求逐渐淡出了学术共同体的主体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影响力”逐渐成为期刊评价的主要焦点。这直接导致引文分析理论取代布拉德福定律，成为期刊评价最主要的评价方法。“信息密度”仅仅是测量期刊本身“量”的特征，在本质上这种评价方法停留在对客体的物理描述层面;相对来说，“影响力”突破了对客体孤立的物理性特征的描述，体现了通过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具有社会互动的属性。因此，以“影响力”代替“信息密度”作为期刊评价的旨归，体现了期刊评价价值取向从物理视角向社会视角的转变。

随着科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同时也因为人类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固有限制，学术共同体需要的是可靠的信息源，而不是海量的信息。对期刊进行必要的质量控制成为学术界最为关心的问题，“质量”逐渐成为学术共同体最为关心的期刊属性。统计质量控制之父沃特·休哈特(Walter A. Shewhart)认为“质量”存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是指产品可测量的物理特性，是独立存在于人们感觉之外的，所以可以建立一套量化的标准;主观是指人们对产品的感觉、体验一类的判断，既与产品的物理特性紧密相连，又与个人需求的人性因素相关。质量的这种性质使得期刊质量评价充满了不确定性。二战时，各国政府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在科技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同时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进行大量投入。战后，各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进一步增加，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对学术界不断渗透。“质量”概念由于本身的复杂性和外部政治经济体系对其的影响与控制，信服力和效力都非常有限。

当前期刊评价最基本、最直接的社会动因是高效分配学术资源。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期刊已经成为知识交流系统的主要平台，是知识分子累积个人学术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在高学术地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科研人员获得同行承认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其获得较高学术地位的可能性同时增大。学术地位的高低又是社会系统对知识分子分配生活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重要依据。因此，只有“学术地位”能够合理地解释期刊之间等级结构的起因和维持;同时，以“学术地位”作为期刊评价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分配资源的普遍规律，能够实现“学术场域”和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效对接。

在期刊评价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人的价值需求一直是驱动期刊评价不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演化的根本动力。只有从学术共同体对期刊的价值需求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期刊评价过程中的各种机制及其变化规律。可以说，学术共同体对期刊的价值取向，是期刊评价发展过程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期刊评价得以建构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