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资讯 > 资讯详情

“书医”朱振彬:大战“酥皮点心”

2015-04-22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李洋收藏

“国手”最后的学生

古籍修复这门手艺,一直依靠师徒相承而延续,朱振彬很幸运,他是“国手”张士达最后的弟子。

朱振彬与老师张士达先生合影

1980年冬,刚刚高中毕业的朱振彬因为国家图书馆的一项政策:馆员子弟可优先来馆就业,来到了国家图书馆,随即被分配了一项学习任务,跟随古籍修复大家、当时已80高龄的张士达学习古籍修复。那是一段“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奢侈时光。

朱振彬和两位师兄弟跟着师傅,被安顿在珠市口附近的香厂路国务院第六招待所。一个大开间儿,中间摆一道屏风,外面几张桌子就是学习的“教室”,里面并排摆着四张单人床,就是师徒几人的住处。之所以选在这个条件并不算好的地方,是因为这里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部所在地。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因着这部书,当时国内著名的版本学家齐聚一堂,冀淑英、李致忠、丁瑜、魏隐如等师傅的老友,常常过来串门谈古论今。朱振彬也就有幸听得许多趣闻。比如,鲁迅、郑振铎等那些对朱振彬来说只存在于书本里的人物,原来都是常常请师傅修书,甚或向师傅讨教修书秘籍的老客户、老朋友。因为年纪太小,朱振彬并未留心记下太多师傅谈古论今的细节,可有一件事,让他意识到了这次学习机会的珍贵。

师傅常会在闲谈中提到一位老友、藏书大家周叔弢。弢翁是极少数既懂藏书,又了解重视古籍修复和保护的先生。正是他,在1959年时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古文献研究专家徐森玉联名建议国家设立古籍装帧技术培训班。1962年,培训班分别在当时的中国书店和北京图书馆设立,师傅张士达就是北京图书馆培训班的老师之一。此后近20年,国家再无培训古籍修复人才之举,到1980年时,这一行已然出现青黄不接,师傅只好再次出山,朱振彬也才得以成为他最后的弟子。

朱振彬的学习两年为期。“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这是明代周嘉胄《装潢志》所说的古籍修复师需要具备的本领,也是师傅张士达对朱振彬的要求。

最先学的是识别纸张。“常用的修复用纸就有十几种,师傅拿来很多让我们一个一个认,一开始脑子全乱了。”即便识得纸张,若想为每一册古籍配到合适的纸张也不容易。张士达修书特别讲究配纸——颜色、薄厚,甚至纸张纤维的纹理走向都要尽量与古籍一致。古籍善本用纸,都是传统手工造纸术的产品。造纸师傅们每次抄纸的时候手劲儿不同,纸张的薄厚就会不同,这造成即便是同一册古籍,每一叶纸都会不一样。再加上存放时间历经几百年,纸张渐渐氧化,同一册书,通常中间的纸张颜色浅,前后两端容易接触外界的纸张颜色较深。深浅之间的微妙渐变,亦需要仔细观察、搭配才能在修补残破之处时补得天衣无缝。有时候,光是配纸就得耗费好几天的时间。细心,成为朱振彬从师傅那里学到的第一个要诀。

18岁小伙子跟着80岁老爷爷学修书,可想而知“最难的就是坐不住”。朱振彬要学的第二个要诀是耐心。开始学艺的时候,师傅让大家每人修一册书,出于安全也出于由浅入深的考虑,让徒弟们修补的并无善本,只是些清代晚期和民国初年的线装本。以至于朱振彬现在已经完全忆不起来上手修补的第一册古籍是什么。记忆中无比清晰的是,古籍最初留给他的印象,绝不是华美精致和文化气韵,相反,虫蛀的小眼儿一叶纸上就几百个,看起来就跟筛子眼儿似的麻约约。“北方蠹虫直上直下钻,一册书只要第一叶有虫眼,后面也就都有,且所有的虫眼都在同一个位置。南方蠹虫喜欢‘打隧道’,在书里面横着钻、斜着钻,虫眼在每一叶的分布也就不太有规律。”朱振彬总结。每个虫眼直径也就一两毫米,每一个都要修补。实在修得闹心了,就只能放一放,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回来接着修。也记不清用了多少天,朱振彬终于修完第一册书。看着原来糟朽不堪甚至可以说破破烂烂的书,在自己手中恢复光彩,变得干净、平整、页面完好,成就感油然而生,继续坐下来修书变得没那么难了。“后来等入进去了,就像打坐一样,让我走也不走。”

大战“酥皮点心”

1983年春,朱振彬出师回到国图善本组报到,正式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开始接触真正的善本。

那时候,朱振彬的工作间就在北海公园隔壁的国家图书馆旧址。优美的外部环境,与朱振彬桌案上的一番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作没多久接手修复的一批彝文书,由于曾经的保存条件不好,书上沾了不少动物的排泄物,时值盛夏,刚一打开书卷,骚臭味儿就扑面而来。明代《阙里志》纸张已经絮化,一打开书卷就往外飞毛毛,恰逢天气炎热没戴口罩,朱振彬和几位同事全都中招,不停打喷嚏,还长了一脸红疙瘩。

虫蛀、鼠啮、火烬、脆化、酸化、粘连、絮化……古籍所患的疑难杂症,每一种都不好对付。酸化的,得采取酸碱中和的办法,把古籍的书叶泡在碱性溶液里;粘连的,得给古籍包上皮纸和毛巾,上竹屉蒸笼上蒸熏,让纸张间的墨汁和水渍慢慢化开。所有病症的治疗中,尤以絮化、脆化最难。但凡得了这两种病,古籍的书叶就像“酥皮点心”一样,摸不得碰不得。

书页破损严重。

198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大型古籍修复工程——《敦煌遗书》修复正式启动。1991年,修复工作真正开始。那时候,国图的老一辈修复专家均已退休,朱振彬和四五个年轻同事就成为修复主力,大战“酥皮点心”。

《敦煌遗书》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一批书籍的总称,包含了2世纪至14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总数约5万卷。它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内的万余卷是镇馆四大宝之一。由于藏量巨大、年代久远,《敦煌遗书》的修复只能以抢救为主,重点修复那些“病入膏肓”的书卷。这其中,纸张采用竹纸的古籍,常常会脆化为很多细小的碎片,有的寸许,有的也就大米粒儿一般。这时候的朱振彬俨然拼图能手,把古籍拆开,小心翼翼揭开每一叶,兜住它的碎片,再耐着性子,付出几倍于普通修复的时间,把这些碎片拼正确。

拼好之后,要用毛笔和特制的糨糊进行“微相入”。朱振彬所使用的“微相入”方法,早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也就是说,书有了损坏,出现了裂口、裂缝,把纸简单地剪成方块去补书,书叶一般都会出现蜷缩现象。补过的地方形成瘢疮状,又厚又硬。这样的补丁对于书是有损害的。撕些像韭菜叶一样薄的纸用来补书,只使书叶破口边缘和补纸边缘微搭上一点,近似于没有什么搭界一样。如果不是向着光亮把书拿起来看,大致是看不出衬过的。

每每到这一步,朱振彬的工作间里都安静得仿佛时间静止。他浑身肌肉高度紧张,拿起充当“手术刀”的普通毛笔,蘸上比米汤还稀的糨子,待笔尖不滴糨子时,才轻轻点在碎纸片的边缘,牵引着碎片和书叶之间的毛茬轻轻搭上。这时候,下笔稍微重一点,碎片就粘在毛笔尖上不肯下来,再一提笔,干脆就彻底被从古籍上揭走,损伤书籍。下笔轻了,碎片和书叶之间搭不上,一拎起来碎片掉了,又得重拼。

还有些古籍采用的是皮纸,皮纸的纤维略长于竹纸,老化时形成的“酥皮”并不会断裂成一个个碎片,而是纸张的纤维异常稀疏,絮化得就像豆包布,叶面上的字迹也都走样变形。给这样的书叶做“微相入”时,每一次操作的空间还不足一毫米。“致力于毫芒微渺间,真有临渊履冰之危,稍有不慎就将对书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朱振彬说,此时成败的关键就是经验。“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朱振彬心里一直有个底线,凡是自己没有十足把握时绝不下手修复。为保万全,他变得越来越要求完美,越来越注重细节,这渐渐改变了他的性格,让他越来越沉浸在自己与书的世界中,更加沉默。

相隔400年的“对话”

朱振彬现在的工作间与国图镇馆四宝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仅一扇玻璃门之隔,这里被年轻人戏称为“史上最昂贵办公室”。朱振彬一直认为,每一部能躺在国家图书馆书库中的善本古籍,其经历都是不平凡的。能为之修补,就仿佛在和历史对话,若能在修复过程中发现前人修书留下的信息,就是有幸与前辈对话了。2009年,他得到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当时,借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第二批名录中遴选了300余件古籍,举办了“国家珍贵古籍特展”。那次展览结束后,参展的《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的收藏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就请国家图书馆来帮忙修复此书。从头至尾翻看此书,朱振彬在卷末发现了两处跋文,分别为明代藏书家袁褧和清代藏书家陆沆所写。

袁褧跋文曰:“隆庆元年六月立秋日汝郡袁氏清凉堂重整”,即明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袁褧对此书进行过修复。陆沆跋文曰:“大清道光四年甲申十月吴门陆沆得于百宋一廛黄荛夫处,重装一次,即志。” 这说的是257年后,也就是1824年,陆沆又从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那里得到此书,又重新进行了修复。相隔442年,朱振彬成了历史上第三位修复此书的人。

“修复古籍时常常可以看到前人修复的痕迹。但这些修复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却很少有记载。”朱振彬说,这两篇跋文提供了两次修复的具体年代,让他得以了解明代中期以及清代中后期,前辈们对古籍进行修复时采取的具体方法。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朱振彬将《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拆开来,从头至尾,一叶一叶仔仔细细检验一番,结果却令他有些惊讶。

他发现古籍中栏线破损的部分,前辈都在补好书叶后再把残缺栏线划齐。被划栏补齐的书叶总共有数十叶之多。而对栏线以外的破损,如天头、地脚的位置,直接用了裁掉再补的方法。前人修复此书时,还对每一叶都进行了衬纸,在衬纸的过程中,把每一叶的书口部分与衬纸粘连在一起。朱振彬认为,前辈的这些方法并不可取。

早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朱振彬的师傅张士达那一代修复师就在修复国图镇馆四宝之一《赵城金藏》时确定了一个修复原则“整旧如旧”。“先生常说,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朱振彬回忆,这是师傅坚守一生并传递给后辈的理念。一部破烂不堪的古籍,书脊的上下两角也往往由直角磨成圆角了。有些修复师会在补破的同时随手把两个圆角也补了,使圆角变回直角。而张士达不会这样做,他总是把圆角还保留住,即使有的圆角出现了破损,也是把这部分破损补好维持原样。后来,待到朱振彬这一代修复师修复《敦煌遗书》时,冀淑英等古籍版本大家们又多次讨论,为古籍修复增加了“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古籍原貌,也为日后修复手段进步,可以重新修复这些古籍留下可能性。显然,《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在过去400多年的两次修复中,是以修得美观为主,并未忠实于古籍的古味儿。

这次对话给了朱振彬信心,也让他更笃信现在坚持的原则。不过,即便前辈的修复并不高明,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朱振彬并没有将它们抹去。“这是历史的痕迹,它们也反映出今天的修复理念恰恰是在无数先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

技术传承易 原料再觅难

现在,朱振彬像自己的师傅一样,开始带徒授业。

2006年,国家图书馆举办“文明的守望——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选大型展览”时,朱振彬和同事们曾经统计过,当时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古籍修复师,是一群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珍贵的人。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国启动了第三次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业内人士;技艺高超的修复师们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带徒授业;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还开设了古籍修复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国图善本组,修复师史无前例的达到了19人。

眼看着技术的传承步入正轨,朱振彬心里却在担心另一件事——古籍修复所必需的传统原材料越来越少。

就拿朱振彬手头正在修复的清代皇家内府藏书《天禄琳琅》来说。这批古籍异常精美,函套以纯真丝装饰,每一册书卷上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等五枚大印,史称“乾隆五玺”。而且古籍中的一部分纸张采用了中国古代造纸术巅峰之作——并称为“一金一玉”的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可如今,这两种纸早已难觅踪影,国图也是靠百余年积累才留下一些。在朱振彬的桌案上摆着很多个材料袋,每一个材料袋里都是些零零散散各种颜色的小纸条、小纸片儿,每次拿出一种使用,朱振彬也都格外小心,每次用完剩下的一点儿也都舍不得扔,仍旧放回材料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修复前朱振彬在观察纸张纹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纹理细节要与古书的一致。

朱振彬曾听师傅说过,从前老先生们都有一大雅兴,去琉璃厂寻觅古纸,这既带有一定的文化自觉,又受修复理念驱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先生们还能收到零星的开化纸及太史连纸,但后来市面上几乎不见踪影。到上世纪80年代朱振彬跟随师傅学习的时候,一张都没找到。现在大多数业内人士,对这种顶级纸张也只是闻过其名,从未见过其貌。

修复材料的危机,一直困扰着修复师们。2003年,国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这批经折装古籍所用的是麻纸和皮纸,可如今已再无麻纸,只能尽量找纤维的长短、纹路,以及纸张薄厚相近的纸张来修复。即便是皮纸,要想找到满意的也不容易了。前几年,朱振彬和同事们经多方寻访才从贵州进了一批枸皮纸。“经过鉴定,确认这些纸是售卖者的爷爷以古法手工造纸抄出来的,这样我们才敢买。”日后待到储备用纸用光,朱振彬说修复师就只能自己动手,用橡树籽、茶叶等天然植物染料染纸,使修复用纸在色泽上具备古意。

为了确保修复材料不含化学物质、不含酸,朱振彬连糨糊也不敢在市面上买现成的,而是带着徒弟们自己动手制作。他将买来的纯天然小麦面粉和水去除面筋,再把粉子洗出来晾干,这样才能得出纯天然的糨糊原料。待到修复古籍时,调糨糊所用的水都得是纯净水或蒸馏水。“只有这样的糨糊才能真正做到可逆性,如果日后修复技术进步了,可以把我们现在的修补以水洗掉,重新再来。”他要操心的已不止手术那么简单,古书好像婴儿一般,牵挂着他的全部身心去照顾。

如今,采用科技手段仿制古籍修复材料的尝试已经开始。全社会对古籍保护的重视正吸引越来越多社会资源投入其中。朱振彬35年“书医”路,也从几乎无人同行的惨淡,迎来了现在广受关注的灿烂。可他依旧沉默着,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是手中的古籍。《敦煌遗书》《西夏文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他的修复故事还在继续。

 

相关链接>>

文物界的“活国宝”冯鹏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修复”人生

 

 

  • 评论
  • 分享:

最新评论

热门资讯

学人资讯

学科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