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青椒”怎样向大师学习？

每一位初入高校任教的年轻人,如何尽快找到状态,确实是个蛮重要的问题。

前几日上山访友,与一位前辈闲谈学林往事。兴之所至,这位书法精湛的前辈聊到其业师启功先生当年初入辅仁大学的趣闻。启功先生早年因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即弃学谋生。但他卓越的天资与勤奋的态度引来著名学者傅增湘的关照,将其推荐到陈垣先生门下。陈先生先是安排启功到辅大附中教书,孰料有人认为其不具备中学教员资格。陈索性力排众议,将启功调至辅仁大学任职。

面对如此破天荒的“三级跳”,启功实在是诚惶诚恐。初登讲坛,他总觉一筹莫展,陈先生经常私下向其反复传授九条“上课须知”:一、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二、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可讥诮学生;三、以鼓励夸奖为主;四、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五、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六、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七、要有教课日记;八、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九、要疏通课堂空气,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正是这些教学箴言,让启功的讲课水平日渐提高,且练就了一手好书法。若无陈垣之教诲,恐难有后来之启功。

质言之,启功先生的经历,恰是一名“青椒”(大学青年教师)走向成熟的案例。试想每一位初入高校任教的年轻人,心中既怀憧憬,又有迷茫,如何尽快找到状态,确实是个蛮重要的问题。

1917年秋,学成归国的胡适进入北大教书,月薪已高达280元,要知道同在北大工作的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工资仅有120元。故甫入红楼,胡已被无数双眼睛盯上。既然是“青椒”,胡适的定位甚是明确,勤勤恳恳工作,扎扎实实写书。新人往往兼课颇多,胡非但不为所累,且乐此不疲。到了暑假,胡也顾不上返乡探望老母及新婚爱妻,而是孤身待在北大集中精力修改扩充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忙了一年,收效如何?据学生反映,这位年轻的“胡博士”风度翩翩、学贯中西,在众多本科教授里属于佼佼者。而在校长蔡元培眼里,胡适深堪大用,第二年便任命其为代理教务长。胡适后来虽自谦“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元培先生的着意提挈,我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之生涯中度过”。然而烂泥终难扶上墙,若胡自身不够优秀,想必蔡亦不会竭力扶持。

授课与科研之余,胡尚不忘关注时事。1918年初,胡适正式加盟《新青年》,成为新文化领军之一。其后的事情,世人便耳熟能详:《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纸风靡,学界轰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唱响启蒙。

当然,不是每一个“青椒”都能像胡适这般华丽转型,不适者大有人在。1930年秋,钱穆北上执教燕京大学。此际钱已三十六岁,按理说对于人情世故早有阅历,不当称之为“青椒”,然这是他首度在大学教书,却也是不折不扣的菜鸟。之前长期在中小学工作的钱氏刚进燕大,便顿觉“一进大学,则感觉迥异”。有两件事可见钱氏言行与燕大校情颇不相宜。刚来不久,出于礼节,燕大监督司徒雷登宴请各位新同事。钱“终不能忘以往十八年半在中小学校中故态,视校事如家事,有问辄直吐胸臆,不稍隐避”。当司徒雷登问及诸人初到学校之印象,钱径直发难:“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钱话音落下,于是乎举座默然良久。到了月考时,钱穆在批改考卷上又与教务部门发生龃龉。钱一贯认为,“余往常考试批分数,率谓分数无明确标准,仅以分成绩优劣。成绩分优劣,亦寓教育意义。不宜有劣无优,亦不宜有优无劣。优者以寓鼓励,但不宜过优,故余批高分数过八十即止,极少在八十五分以上者。劣者以寓督劝,故余在一班分数中必有低于六十分者,以为分数不及格只补考一次即可,然常不在五十分以下。”不过按照燕大规定,“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须退学”。恰好钱穆给数人打了不及格,他们遂面临退学之虞。钱到办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数。主其事者讲明学校无此前例。钱曰:“余乃今年新到,初不知学校有此规定,否则新生月考决不与以不及格分数。”主事人答:“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学校规定,所批分数乃更见公正无私。”钱颇为不满道:“余一人批分数即余一人之私,学校乌得凭余一人之私以为公!?”在钱一再坚持下,终得以索回考卷,另批送校,避免了一场退学风波。通过此事,钱氏方才体悟到高校的游戏规则:“始觉学校是一主,余仅属一客,喧宾夺主终不宜。然余在此仅为一宾客,而主人不以宾客待余,余将何以自待。于是知职业与私生活大不同,余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此想法为余入大学任教后始有”,其不免感叹“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然余每告人,教大学有时感到不如教中学,教中学又有时感到不如教小学。此非矫情,乃实感”。

钱氏如此遭际与感慨,似与其不善交际的性格密切相关。某日燕大举行宴会,新旧同事皆集,每人身悬姓名为标记。钱仅与同桌左右座略交谈数语而止。“越后数十年,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遇何廉淬濂(编者注:何廉,著名经济学家,字淬濂),乃即往日同桌座右人也。遂相叙如故旧交。”钱不禁“真恨相识之早而相交之晚也”。而同为“青椒”的何廉,却在南开搞得风生水起,窍门即善于同学校主政者沟通。一到南开报到,何便去校长办公室拜谒张伯苓,双方进行了一次极为诚恳的交谈。同一天,张又带何拜访了南开创始人严修。如此一来二往,何廉很快与主政者结下了深厚的私交,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因此之后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申请资金,何都得到校方的特殊照顾,学术事业自然顺风顺水。

时至今日,高校青年教师似乎渐已成为社会不太关注的一个群体。甚至有人将他们比作“工蜂”,在“基于物质主义建立的坐标系中,极富极贫才引人注目,像高校青年教师这样的群体,不上不下,境遇难免有些尴尬”。外部环境即使如此,但“青椒”们仍须保持淡然,以砥砺学问为本。虽说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毕竟首先将窗内之务做好,方才更好地充当社会的良知。惟愿“青椒”们在褪去昔日青涩之后,心态不要变得苍老麻木,甚至是圆滑世故。倘真这样,那恐是知识界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