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杰教授的学术人生

2015年3月9日，罗国杰先生静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这位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在长达50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提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主持编写的教科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沿用至今。他担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20余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也达10年之久，担任《道德与文明》主编和《高校理论战线》编委会主任，著作等身、卓见非凡，为我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伦理学是他的学术生命

罗国杰教授1928年1月生于河南内乡，1939年开始在河南开封读中学，1946年赴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深造，其间投身革命。1949年开始先后在上海虹口区委、上海市委从事党务工作，1956年调干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就读，1960年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研究，从此终生没有离开他钟爱的教育事业。

留校工作的罗国杰教授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在没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与同仁一道筚路蓝缕，经过三年时间，整理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道德的有关论述，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之后，罗国杰教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理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课程负责人，他主持开设全国高校教师伦理学进修班和伦理学研究生班，为新时期中国伦理学发展培养了众多教学和科研骨干，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伦理学教育事业的第一线，兢兢业业，诲人不倦。

罗国杰教授在教学方面的严谨令人敬佩，作为我国伦理学界的泰斗，他每次备课极其认真，讲义上每每增增删删，而且每次上课总是提前几分钟到，从不迟到。有时生病住院，他也没有缺课，无论身体多么难受，他总是白天从医院出来上课，然后再回到医院治疗。罗国杰教授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在他的办公室和家中总能看到各种关于学术和人生的书。在研究中国传统道德经典的过程中，他坚持锻炼身体，并自学了针灸。1999年他曾赴英参加伦理学学术会议，会后在伦敦参观考察，时年71岁的他走了一天仍健步如常，这与他长期锻炼和养生是分不开的。在罗国杰教授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前后患过6次大病，先后与脑血栓、“房颤”、脑出血、长时间“心脏停跳”、急性脑梗塞等疾病抗争，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尽其所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

正是因为罗国杰教授在伦理学领域的长年努力，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建设了本、硕、博三级伦理学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成为全国高校伦理学的研究中心。他为全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殚精竭虑，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在领导和组织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和建设方面功不可没。

2014年，罗国杰教授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这是他生前所获的最后一份殊荣。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恰如其分：“其为人也谦逊、慎独、达观，其为学也勤勉、严谨、创新。”当得知获奖后，罗国杰教授给学校写信表示，自己要把所有的奖金全部捐献出来，建立一个伦理学基金，用来帮助、鼓励和支持那些热衷于投身伦理学事业的莘莘学子，推动中国伦理学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这种高尚的育人情怀让我们再次想起他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例如，当被学生问到伦理学专业有什么用时，罗国杰教授的回答是：“正人心。”他时常告诉学生：“学伦理学的人一定要讲道德，做一个有底线、有原则的大写的人。”

阐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罗国杰教授伦理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主要集中于他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方面的论述，而很少从科技与生态伦理的角度加以审视。这固然与罗国杰教授本人的伦理关注主要集中于政治、社会等领域有关，同时也由于科技与生态伦理等问题受国内伦理学界关注不够的缘故。其实，罗国杰教授是我国较早关注科学技术与道德之关系的学者，为开拓和扩展我国科技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框架。基于古今中外的相关著述，罗国杰教授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角，对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不断改善着人们的道德面貌，形成道德上的新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能够自然提高。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加强全方位道德教育，保证人们的道德水平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稳步前进。

罗国杰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可以而且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从而促进道德观念和伦理关系的进步与完善;同时，只有通过加强道德教育，才能最大程度地推进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道德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社会理想，内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道德进步的辩证统一，因而必然能够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权利与责任之间，更突出责任的价值;在个人与集体之间，更强调集体的优先性;在人与自然之间，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眼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更强调长远利益的伟大。

罗国杰教授的伦理思想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并扩展为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范畴，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他的整个伦理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在经济改革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过程中始终强调高尚道德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价值：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道德精神的弘扬必须相辅相成。他认为，伦理道德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他反对将人理解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主张在社会关系之中理解人的存在，这样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式的功利主义，可以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正当利益。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把个人与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看作是一体共生的关系，自然与社会乃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理论前提和生活土壤，而人的自我实现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道德问题，如何回答和解决这样的问题构成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必须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之间是一体共生的关系，追求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生共荣，对于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许多伦理困境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社会与自然中认识自身

罗国杰教授的伦理思想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正确“认识自己”，需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追求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相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来认识人自身，不仅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避免了由于将人片面地理解为原子式的自利个体而引发的一系列道德理论困境。既然个人与集体之间是一种一体共生的关系，一种团结友爱的生活共同体不仅是个人自我实现之生活保障，同时也成为个体自我实现之必然结果。为了获得幸福的生活，我们应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遵循友爱和正义原则。在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日益严重，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当我们意识到人类对于自然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就应当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伦理道德的指导下，加强道德教育，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掠夺自然以满足人类自身的狭隘欲望之中解放出来，用于实现人类物质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升，正确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推进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共存。

哲人已去，音容宛在。罗国杰教授以学术为生命、以道德为旨归的社会主义伦理追求与高尚的人生境界是留给后世学人最大的思想遗产。在罗国杰教授家的墙壁上，挂着他亲笔书写的“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四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每天认真思索和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