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名家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自1919年起，从反帝、反封建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时代的每一次波涛翻滚，都离不开青年的击楫中流、勇立潮头。那些业已离去的著名人文学者，在青年时期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活跃力量，他们的身影已深深地嵌入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

在此，“学者在线”特撷取历史时间轴上部分学术名家的往事历程，以期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有所启迪。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

>>思想交锋：继续摸索国家出路

>>爱国救亡运动：学者积极抗日

>>争取民主的斗争：从反战到反美蒋

★学术名家：陈寅恪、冯友兰、顾颉刚、潘光旦、梁漱溟、李达、林徽因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刚刚完成形式上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外族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开始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改变“捷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共产党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中。

【陈寅恪】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在学术成就上，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没有能够与陈寅恪能够相提并论的人物。语言学方面，陈寅恪凭借海外十余年的苦读，足以碾压各路文字大师;历史学方面，他用时最长，几乎是穷尽一生完成了对魏晋、隋唐和明清的解读，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哲学方面，郭沫若和胡乔木都将其视为中国最权威的大师。翻遍民国史，有同金岳霖在哲学方面造诣深刻的大师，更有范文澜等历史学功底深厚的大家，但却找不到一个如陈寅恪一样精通文、史、哲的人物。

陈寅恪的博学令人惊叹。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使是事关专门的学问，也无不是针对社会现实而研讨，绝无空言，也绝不是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冯友兰】

“哲学底活动，是对于事物之心观……哲学家将心观之所得，以言语说出，以文字写出，使别人亦可知之，其所说所写即是哲学。” ——冯友兰

对哲学稍有涉猎的人，便应该知道哲学派系中最著名的分野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近代中国，中国出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就是冯友兰。冯友兰被毛泽东看作是唯心主义学派的第一号大师，1968年，毛泽东曾说道：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毛泽东的一席话，非常直观地描述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

冯友兰生于1895年，甲午战争的后一年，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三个不同的时期，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

冯友兰的前半生都是在学堂中度过，一路考试，一路读书，顺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北大毕业后，由申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冯友兰三十岁，正式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任教。1926年2月，应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美国学者博晨光(L.C.Porter)邀请，冯友兰来到燕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讲授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任期两年半的时间(1926年2月—1928年8月)，冯友兰奠定了自己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方向。后来多次再版、流芳千古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

1930年前后，冯友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对苏联的革命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公开场合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国民党竟秘密逮捕了冯友兰。鲁迅先生无奈地说道，如冯友兰这样安分守己的人，都要被捕，就可以推知其他了。在学界的压力之下，冯友兰被释放，此后对政治更加谨小慎微。

解放之后，冯友兰继续在高校任教。文革开始以后，冯友兰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饱受折磨。但毛泽东却始终对他采取保护的态度，而冯友兰本人也转变了态度，开始主动承认错误。1970年以后，冯友兰为求自保，写下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可贵的是，冯友兰没有由于时局的动荡而放弃自己的学术工作，也没有因为和政治环境的诡谲莫测而自怨自艾，他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的热情和良好的健康。有人可能将冯友兰看作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但是，他能够忍辱负重、苟活乱世，这也确实是最大的勇气了。

【顾颉刚】

“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须批判宋、清两代之疑古思想?” ——顾颉刚

顾颉刚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下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他曾在私塾读四书五经，也在中小学接触了在当时还不完善的西方式教学，而后考入北大预科，在一些波折之后正式来到北大哲学系。很多人认为中国学者更注重经验，没有科学精神。而顾颉刚穷尽一生精力，只为了找到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后人将其称为“辨伪”或者“疑古”。这个学问不是王侯将相的显学，也不是世说新语的新奇，而是史学中最乏味的、有些类似考据的枯燥学问。这种学问，不需要自己有过人的天分，也不需要掌握鲜为人知的秘密，只要肯于安下心来一步一步地比对和还原。顾颉刚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自知于哲学文学都是不近情的，我也不想做社会改造运动家，我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家”。

对历史学不甚了解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辨伪的意义，因为在普通人眼中，历史就唯独一个版本。然而，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的版本实在是无可计数。老百姓都听过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是秦始皇穷尽晚年完成的世界级奇迹不可能那么脆弱，这就造成了无数人对孟姜女故事的揣测，孟姜女的原型是历史上的哪位女子，孟姜女到底遭遇了什么，而秦始皇是否真想纳孟姜女为妃，这一连串的问号组成了无数个不同版本的孟姜女哭长城。而辨伪的价值，在于它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方法和分析，搞清楚到底哪个孟姜女才是真实的。

对于历史学，辨伪是最终极的学问，顾颉刚是探究历史底牌的学者。即便顾颉刚穷尽一生读书，也无法把历史的底牌都翻过来，这就让他必须在有生之年能够总结出一套方法，让后来的学者能够延续他的辨伪学说，继续为历史去伪存真。这就是他后来所钻研的疑古学。其实，辨伪和疑古并不仅仅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鉴别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历史语言传播的规律。语言，或者文字，作为历史传播的载体，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的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有的会不断地变化最终丧失原貌。变，或者不变，都是有其原因的，将其挖掘出来，对以后的史学记录很有裨益。

在谈顾颉刚的时候，大多数的文字是在描述他的辨伪学。有的人就是这样，一生过得很单纯，单纯到能用一个东西来描述他的全部。瓦特，往往等同于蒸汽机;哈耶克，其实就是新自由主义。顾颉刚，其实与他们一样。这并不是一个学者的孤独，而是一个学者的成功。

【潘光旦】

潘光旦1899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今为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

1913年，潘光旦考取“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彼时清华学堂倡导学生开展体育活动，更有硬性规定:学生要取得“留美”资格,还必须在以下项目上达标,“即跑得够快、跳得够高、游得够远……”而且这一条章程“执行得十分严格”。入校不久的潘光旦好强，总想做到“文武双全”,他想在体育方面也让自己做好做强,于是选择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项目。但由于当时“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潘光旦在一次参加学校体育运动时受伤, 最终导致右腿截肢，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面临出国留学的机会时，考虑到自己已是残疾人，潘光旦还去找过当时的代理校长严鹤龄，问像他这样的残疾人还能不能出洋。结果代理校长居然给了他这样的答复:“不太好罢，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来了。”他偏不信邪,偏不放弃自己的向往。好在后来换了校长,而且潘光旦学习成绩合格,他想出国深造的愿望终于实现。他由此感叹道:“一条腿的人对出洋(留学)犹且如此不肯放松,其他长得更健全完整的人岂不是更多属分有应得,不甘交臂失之。”

1922年，潘光旦先后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出版《冯小青》、《优生概论》。1934年回母校清华执教，任清华、西南联大教务长、图书馆长十多年。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梁漱溟】

一生放言无忌的梁漱溟先生，生长在一个清朝末年的“民主家庭”。父母从不干涉他的思想、行为。“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局，爱读《三名臣书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星使书牍》(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书籍，写日记，勉励自己。”他更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国事大于家事、国家命运重于个人生命的人生道理。

梁漱溟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他没有读过中国的大学，也从未留洋海外，目前可考的最高学历是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未曾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却由于机缘巧合来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里，梁漱溟负责自己最擅长的佛教哲学。他的传统文化造诣颇高，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20世纪20年代风雨激荡的时代潮流，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把总是在痛苦地思虑“救世救国”的梁漱溟再一次推到了政治和文化的漩涡之中，他决意为国家大事而奔走，“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父亲梁济于1918年投湖自尽前几天，曾问过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先生回答父亲：“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人们很难想象，猝然失去挚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是怎样平复内心伤痛的。就在父亲沉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为其奠定学者地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学”已然成为热门显学的今天，梁漱溟先生的一些学术观点和见解依然耐人寻味。比如，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由身出发;而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则是理性文化，由心出发。理智着重于外在事功，而理性偏重于内心体验。故西方科学昌盛，而中国玄学发达。他认为中国文化“植基深厚”、“坚卓伟大”，而民族精神见诸儒学者多。他在阐述儒家学说时，说得精辟而透彻：一是“向上心强”，二是“相与情厚”。即仁人之准则，是要在社会里“向上”，在人伦中“相厚”。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几近狂易的精神情态在常人看来是可笑的，而且即使是与之相知颇深的熊十力，也致书以“发疯”、“狂妄”相讥评。然而，它终是梁漱溟独异生命格范的真切表露。他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梁漱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救国治世的理想，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评价：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

【李达】

李达的一生，十分坎坷。15岁的李达曾经报考永州中学时，成绩是被录取人员中的倒数第一名，饱受嘲笑之后立志发愤图强，成绩开始名列前茅。中学毕业之后，李达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可不久之后，清王朝灭亡，学校被迫停办了。转年他又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可一年之后又由于过于劳累患上了肺病，不得不回国疗养。求学过程如此艰难曲折者，在中国近现代学者大儒中间也着实少见。

1917年，李达准备再次赴日，这次求学过程显得平坦得多，他在日本读完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这也就为他回国之后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1920年夏天，李达回国，接受了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万事开头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比李达的求学过程还要坎坷。先是担任上海党小组书记的陈独秀被陈炯明邀请到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直接导致党内事务无人领导，而代理总书记的李汉俊又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事情上与陈独秀僵持不下，竟导致李汉俊在一怒之下将代理总书记的职位甩给了刚刚回国的李达。李达一头雾水：党还没建起来，党内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中共一大的过程更是惊心动魄，李达就任了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部长。

政治生涯从来就很难一帆风顺，李达在中共二大上与当时的组织部长张国焘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落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张国焘还挑衅道：“打倒你，我起来。”这让李达心灰意冷，决定远离政治，专注于理论研究。1923年，李达正式脱党，来到湖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1926年，他又出任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教官。1927年，李达又前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在大革命期间，李达不问政治，潜心学术，辗转于各大高校之间，完成了自己的三本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事实上，这成为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入门指导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理解都来源于这三本书。

解放后，李达多次提出要离开北京，到地方高校任职。毛泽东直接下达任命书，让李达负责湖南大学的工作，后来又任命他为武汉大学校长。在武汉大学，他一呆就是十三年，直到文革。文革一开始，李达就受到批判，无奈之间写信给毛泽东，让他救自己一命，可他最终没有撑过这段日子。

李达的一生，过于坎坷，过于波折，如果说人生应该是春暖花开、乘风破浪，那么他的人生却总是阴霾漫天、狂风肆虐。可是这并不能阻挡一个伟大学者前进的步伐，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中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不懂外文，也没有读过马恩的原版著作，他的很多见解，灵感都来自于李达。

【林徽因】

一提到林徽因这个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学者、不是诗人，而是美女。林徽因始终是她那个年代的风云人物，身边围绕着数不清的爱慕者，这些爱慕者中随便拿出一个便是天之骄子。徐志摩，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样评价她：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鹨，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徐志摩最终死在了前往林徽因演讲会的飞机上，足可见他用情之深。金岳霖，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逻辑学方面国宝级的人物，却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一个经典的桥段流传至今：“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梁思成，梁启超之子，中国建筑学大师，虽然与他父亲走的路不同，但梁思成在建筑学方面的造诣也着实不浅，他也最终陪林徽因走完了人生的全部。

这些八卦和几个男人，并不是林徽因的全部，她首先是一位建筑学大师，其次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才女”。林徽因对建筑的执着程度可以用倔强来形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从来不收女生，但是她却另辟蹊径，在同校的美术系注册，而后在建筑系旁听、做辅导员，最后，建筑系的教授往往把最高的分数献给这位中国女子。求学过后，林徽因陪同丈夫梁思成回到国内，开始用西方理论来梳理中国的建筑史和中国的建筑学。抗日战争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携手组建了清华大学营建系。

理论上的成就，只是林徽因作为建筑大师的煌煌功绩中的一部分，她参与的建筑设计的实务，更令人惊叹羡慕。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广发英雄帖，希望海内外的国人能够为新中国创作出一个新的国徽。在近千封来信中，林徽因带领的清华设计组的设计图纸收到了认可：玉璧为底，五星环绕。这构成了新中国国徽的创作基础。除此之外，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林徽因的杰作。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抗日战争之前，曾经游历中国的大江南北，对中国传统的碑文化颇有心得。他们提出的用传统碑型作为模板，以传统文字和书法作为内容主体的方案广受好评。

林徽因的一生并不长，可是她的经历却不短。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年轻貌美的女子都想像她一样受到无数男人爱慕，嫁做人妇的女子都想像她一样陪伴丈夫完成学业和事业，独立坚韧的女子也想像她一样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然而，她就是她，她从未想过成为别人，别人也更不可能成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