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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前三十年的学术名家

2015-05-07来源:学者在线 作者: 本站编辑收藏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自1919年起,从反帝、反封建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时代的每一次波涛翻滚,都离不开青年的击楫中流、勇立潮头。那些业已离去的著名人文学者,在青年时期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活跃力量,他们的身影已深深地嵌入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

在此,“学者在线”特撷取历史时间轴上部分学术名家的往事历程,以期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有所启迪。

新中国建立前三十年(1949-1978)

>>思想改造:培养新社会学者

>>文化大革命:一场学界噩梦

★学术名家:马寅初、范文澜、翦伯赞、孙冶方、任继愈

这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建立起来,热气腾腾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亦从此开始;这又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新中国在前进的过程中,遭受过很多挫折,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在经济建设中因为急于求成造成的大跃进,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马寅初】

马寅初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友。正如他自己所说,自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时,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马寅初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建国后,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专长,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言献策。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计中国人口的增殖率为每年20‰。而马寅初对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后来,马寅初经过三年的仔细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应为每年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4月,马寅初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 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

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在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被要求作检讨,反省《新人口论》的错误。但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不但不认为自己的《新人口论》有任何问题,相反还对批判他的文章进行了一一反驳,又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范文澜】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二十岁时考取北大,受中国这所最高学府的学风影响,他很快沉浸在浓厚的国学研讨氛围中,拜倒在国学大师黄侃、刘师培、辜鸿铭这些古里古怪的老师面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在那里奠定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文澜加入了新四军。1940年,因为延安需要历史工作者,刘少奇将范文澜安排去了延安。当时正好是中共整风的酝酿时期,毛泽东鉴于全党学习的需要,嘱咐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演变》,毛泽东也听了他的讲课,后来因病未能听完,但毛泽东仍读了发表的讲稿,读后很高兴,认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又鉴于“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所以,他认为“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于是要求范文澜组织编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写作的中国历史读本,围绕抗日战争中人们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疑问,给以历史客观规律、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的回答,以此服务于中国革命斗争。

在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时期,由毛泽东创意和交代任务,范文澜开始组织延安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集体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简编》于1942年开始在延安出版发行。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远被,它既是解放区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解放区以外的人们热切关注的一本书,因为它用令人们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述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样的讲述宣传了社会发展史,把中国的历史接脉到当时的中国,并告诉人们中国将来的走向。后来,这本《中国通史简编》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典范、传世之作,至今还有许多人是首先通过阅读它来了解中国历史的。

《中国通史简编》(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完成后,范文澜又写成《中国近代史》(第一编上册),这两部书成为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读物,多次重印出版。范文澜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停修改、扩充他的这两部著作。据说范文澜在晚年,曾觉悟到种种“今是昨非”,如《通史》中浓重的笔墨鄙薄宗教,他以为是错了,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纠正了。

【翦伯赞】

翦伯赞是我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的老一代史学家之一。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发表的《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及有关《红楼梦》研究、历史人物评价等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抵制了唯心史观和虚夸学风。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翦伯赞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1961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以上三段文字,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翦伯赞捍卫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抗的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与陈伯达。他坚持正确观点越坚决,抨击错误观点越尖锐,就愈发引起康生、陈伯达之流的仇恨,隐患也就越大。从此时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赞的“黑材料”了。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翦伯赞读后说:“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文革”开始,翦伯赞被揪出批斗,说他为吴晗鸣冤叫屈,又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许多帽子。直到1968年,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谈了要尊重翦伯赞的话,他的待遇有所改变,允许搬回自己的家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专案组来找翦伯赞,对他进行逼供信。翦伯赞被逼得走投无路,便在1968年12月18日夜里自杀。

【孙冶方】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孙冶方不仅在经济理论上造诣深,而且有胆识、有创见。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而孙冶方却认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

孙冶方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报告里说过,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不能总是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是属于国家政体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管理体制,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企业的权力和责任问题。他主张,为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责,交给基层企业。同时,把产品在原来协作关系、供销关系范围以内的供产平衡工作,下放给企业自行处理。

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却成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罪状。这位正直敢言的学者,因为维护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

【任继愈】

任继愈1942-194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朱子哲学、隋唐佛教等课程。1964年,他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先生的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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