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名家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自1919年起，从反帝、反封建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时代的每一次波涛翻滚，都离不开青年的击楫中流、勇立潮头。那些业已离去的著名人文学者，在青年时期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活跃力量，他们的身影已深深地嵌入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

在此，“学者在线”特撷取历史时间轴上部分学术名家的往事历程，以期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有所启迪。 

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之后)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迎来最好时光

★学术名家：于光远、江平、王蒙、李泽厚、费孝通、白寿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得到重新评价。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进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人才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迎来了最好的时光。

【于光远】

于光远，曾用名郁锺正，1915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年时代追求进步，怀揣救国救民的抱负。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深受老师周培源的器重，在周培源的指导下，开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而内忧外患的不堪时局，破碎动荡的家国悲影促使他于1935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期间积极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参与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和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在当地发展“民先”组织。1937年2月回到北平，参加“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1948年起，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历任中宣部政治教育处副处长、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科学处副处长、科学处处长，主要从事党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组织管理工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建国初期，随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已近不惑之年的于光远萌生了贯穿他生命后60年的学术理想——撰写一本“政治经济学”，并为此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力。1956年，他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因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中止;1958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但剩下的资本主义部分未能完成。

编写教材使得“文革”前的于光远成为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同事眼里，“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于光远用当时最时兴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稿费——交党费。他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留下的部分，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于光远同志受到批斗，被下放到中宣部宁夏“五七干校”。在逆境中，他仍坚持理论研究，深刻地思考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随着“文革”结束，于光远重拾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理想。20年过去了，他觉得“好像离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目标还是很远很远”。1988年，于光远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92年，他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为中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耄耋之年的他，依旧在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八九十年代，正是他在北京组织了大批西方经济学的讲座，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为那个年代极易受到攻击的西方经济学保驾护航。

【江平】

26岁前的江平人生顺遂，年轻时代的照片上，俊朗的脸上总是洋溢着自信的笑意。这样的神情在此后的22年中再也没有出现过。1956年，江平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刚刚回国的高材生，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不久，整风运动就开始了。

“我1951年出国，对国内的政治气候很陌生。开始嘛，鼓励给党整风，提意见，可是我发现大家都不太说话。这时有人就鼓励我说，你们从苏联回来的年轻专家，应该带头啊。”江平就坦率地说了。他带头写了份大字报，题目叫《二十个教师的意见》，针对政法学院当时的问题提了五点意见，贴在校园里。“开始大家都说意见提得好啊”，谁想没两天情势急转直下，整风变成了反右。因为这份大字报，江平在政法学院“抢”了头一批右派帽子。

反右刚刚开始的时候，江平以为运动很快就会过去，但等了15年，当北京政法学院完全解散时，他彻底放弃了幻想。在那段阴郁的时光里，他一边帮别人贴大字报度日，一边靠诗和音乐来纾解情绪。困顿岁月，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

他被派到北京西山劳动反省，在一次抬重物过铁轨时，由于心力交瘁，他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倒，直拖出去几十米远，性命虽然保住，但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昨日的意气风发转眼就成失意坎坷。江平当时写下的诗中有我们难以体会的心境。

“残肢逆遇何足悲，伤情失意安得摧。”“愿将惭怍五尺躯，送与世炉万般锤。”

这首诗名为《自勉》，并不成于1957年，而是写在那之后的几年。大概就是在那几年中，这位年轻人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命运，重新度量了是非善恶的内涵，并以更高一层的心境和心智迎接57年后继续颠沛的命运。

1959年，江平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外语教研室。由于政治身份限制，他只能教俄语，不能从事法律专业教学，也无法发表法学专业著述。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被解散，江平被“流放”到安徽农村劳动。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终于恢复教职。由于“文革”期间，法制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国家百废待兴，首要问题就是恢复法律权威。重新站上讲台的江平，最早开设了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学，成为开放后的中国课堂上私权理念最早的启蒙者和传播者。一位后来成为学者的江平的学生说，西方私法就是透过这两个窗户最早进入了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心灵，人格尊严、权利神圣这样的概念从那个时候开始植入中国法学界。

1985年作为民法四杰之一的江平参与起草了民法通则，这是作为教育学者的江平通过推动立法实现个人价值的开始。过于简单的民法通则最终与江平的立法理想差距尚远，但是作为从法律废墟上生长出来的一部中国法，它被喻为中国版的“人权宣言”，其标志意义超越了法条本身。

江平的人生有两大不幸，这两大不幸，毁了江平，也成全了江平。而他所经历的阶级斗争中种种风波与磨难让他沉沉浮浮几十载，这或许为不幸;但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无可复制的年代，也因此成就了江平，让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名望，也是最后的法学家。

【王蒙】

民国三十三年(1934年)，王蒙生于北京。父亲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教北京大学。母亲河北省沧州人，曾任教北京市某小学。王蒙的名字是其父的朋友何其芳根据法国小说《茶花女》中的主人公阿芒所建议的。

青年时期，王蒙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描写一位新到某共青团团委工作的青年对官僚的领导不满。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表达共产党的干部也有阴暗面，该小说迅速引起轰动，并使王蒙于此年被划为“右派”。

1963年12月，王蒙为拉开与当时政治中心的距离，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新疆，先是在乌鲁木齐，后来搬到伊犁农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在伊犁巴彦岱乡劳动锻炼的7年里，王蒙住在维吾尔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作”，学会了维吾尔语和舞蹈。

新疆的生活对王蒙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王蒙复出，写了一批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从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王蒙把新疆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在新疆的16年当成自己人生的中间部分。他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

1978年王蒙调回作协北京分会。1979年，被平反。其后王蒙撰写了多部小说、杂文，曾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坛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79年06月，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1986至1989年，任文化部部长。

【李泽厚】

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2岁丧父。“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家道中落，让他看清诸多势利眼。“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不幸的是，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

1945秋，李泽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李泽厚说。

80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90年代，李泽厚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

【费孝通】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并在这里启蒙，后他外出求学、工作。

1935年夏，费孝通于清华研究院毕业。即将远赴英国留洋的青年社会学者费孝通，和新婚爱人兼同行王同惠，结伴赴广西大瑶山实地考察。社会学实地考察，当年中国鲜有人为。费氏夫妇此举，并非蜜月之旅，而是一次学术之行。小两口晓行夜伏，一路攀悬崖，跨激流，在“山壁峭立处竟疑无路”，披千里月色，借住于“码头上的大帆船中”，双双生出“不知今夜宿何处”的奇异感慨。不幸的是，费孝通在崎岖山路误踏陷阱，王同惠女士在求援的路上遇难了。费孝通忍着极度悲痛，暗下决心，以一生走田野考察学术道路的行动，来继续爱妻的未竟事业。

从伦敦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成名作《江村经济》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崇高地位。《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他赴伦敦之前在江村所做调查报告的一个结晶，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

1936年首返离松陵镇不远的祖居地开弦弓村实地考察，正式走上中国独特的社会学研究之路。开弦弓村后被费先生命名为“江村”，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一个名播全球的乡土“学术村”。在之后的1947年和1948年又出版了《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以及《乡土建设》。

然而新中国成立没几年，“兴无灭资”，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消。1957年再访江村后，费孝通被划为“右派”。其后是多年的沉寂。

国家走过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几段弯路，终于盼到改革开放。1980年，费老从严寒中伸臂展腰，从另册喷薄而出。后来费老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世界各民族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的设想，便是他自《乡土中国》开始一贯持有的学术思想的延续。

【白寿彝】

白寿彝，字肇伦，又名哲玛伦丁。1909年4月出生于一个回族商人家庭。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后来担任了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编辑。1937年，他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考察团，到绥远、宁夏、甘肃等省区进行了民族、宗教、农田水利等方面的考察。

白寿彝对中国史学研究、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以及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具有开拓性质的重大贡献。193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中国交通史》(中国文化史丛书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后被日本文学家牛岛俊作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国出版。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30年代至40年代，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文、著作，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赤丁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这批著述1983年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建国初期，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辑工作，并亲自编了《丛刊》等4种《回民起义》(全四册，195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2年他与郭沫若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研究员。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情况的著作。

白寿彝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斯兰史和回族史学家、教育家，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本民族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并始终放在较高的地位加以肯定、运用，这种现象在回族文化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