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必须让互联网成为我们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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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忆曹聚仁、戈公振、吴玉章

“卡片在今天仍然有存在价值”

学者在线：感谢方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您的学习、教学、研究中，有几个人影响非常大。比如您大学时代的曹聚仁先生，利用10万张卡片来积累资料。现在的电脑、手机比较普及，您觉得卡片对于学者是否还重要?他代表的是一种阅读习惯还是时代的产物?

方：曹聚仁教我们新闻采访。他是一名记者、学者、社会活动家。他曾经为两岸的沟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长期住在香港，老先生曾参加上世纪30年代文学界的活动，在文学界和新闻学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我和曹聚仁先生的接触，主要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教我们新闻采访。他在台儿庄战役做过一线战地记者，在抗日战争初期，很多战役的报道都出自他的手笔。另外他在文学上也有建树，和鲁迅有过不同的争议。我们都很尊重他。我从他身上主要学到的是做卡片。

学者在线：我们也了解到卡片。

方：做卡片，做了一辈子，是受他的指点。他教我们怎么样通过卡片去储存、使用资料。然后我自己再形成做卡片的模式，觉得是终身受用。

学者在线：有10万张卡片?

方：我现在把这些卡片全部送给了我在新闻学院任教的学生们。把做卡片的做法、规律、经验传承下去。虽然现在有网络，网络对于文献资料的最大好处是检索。一输入关键词一检索就全出来了。以前为考证一个词的词源，要花很大的精力，要看很多的书。我吸收了前人的经验，接受了传承，然后我将卡片送给学生、学者，也将经验往下传承。我觉得卡片的作用，是现代的科技手段不完全能够取代的，它的好处是便于综合。网络检索很方便，但是，屏幕有多大?卡片可以摆在桌子上铺开做综合分析。我做卡片的原则之一是只写一面，有标题、详细的出处，包括哪个全集、哪一年的版本、哪个出版社等都要写清楚，要不将来利用卡片的资料写了文章、写了书，责任编辑要问你出处，那就会很麻烦。卡片有它不可取代的作用，所以我还是建议我的学生，没做过卡片的做卡片。应该说卡片在今天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在这方面曹聚仁老先生功不可没，我一直很尊敬他。

学者在线：曹聚仁老先生在您学生时代，对您一生的研究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

方：是的。老先生是浙江浦江人，讲着一口浦江话，浦江兰溪那一带的。

回顾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第一座高峰

学者在线：第二位想和您谈一下戈公振先生，您和戈公振先生被称为新闻史学界的两座山峰，您53年初始教学时没有现成的讲义，只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几本书。83年，您发表的《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金走远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提出了“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订正了戈公振先生提出的汉朝起源说，那么戈公振先生对您初始的教学阶段和学术初步成型阶段有哪些影响?

方：戈先生是《申报》的老记者，《申报》研究所的主持人，和邹韬奋一起办《生活日报》，还去苏联访问过，是进步的民主人士。可惜的是，他去世比较早。他的《中国报学史》20年代出版的，在他以前，新闻史的研究虽然已经开端，有专著、有文章，但是他是集大成者，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高峰。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从上古一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都做了非常系统的、比较深入的、比较完整的研究，他的《中国报学史》是解放前唯一有外文译本的新闻史专著，解放后出版的新闻专著有外文译本的就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所以我们在从事新闻史研究、教学当中，他的书是第一参考书，是最基本的。我的老丈人是他的同事、他的助手。我这里还保持着他的小小遗物，譬如他的明信片，他送给我老丈人的墨盒。我们都是他事业的继承者。在他的基础上，我们有了一些发展，这是所有新闻工作者共同的任务。

2万元资料费引发的价格波动

学者在线：第三位想和您谈的是吴玉章先生，您至今两次获得“吴玉章新闻学奖”，一次获得“吴玉章教学奖”，您怎么看吴玉章先生对您的影响?我们了解到，您是1958年与吴玉章先生第一次见面。

方：我58年以前在北大。人大是55年新闻系创办，然后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个建制，连学生、老师带资料室整个并入人大。我第一次在欢迎活动上见到吴老。后来吴老还专门给新闻系的学生作过报告，这个在《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上有相关的记载。我在一些公开的活动场合，多次听过他的讲话、报告。第一次和他见面握了手，还说了非常尊敬他的话。吴老是“延安五老”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最年高德劭的五位老人之一。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作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在国共合作时期，他由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人物。他和新闻界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五次办报，在日本当留学生的时候就办过报;然后在法国，办过《救国时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欧洲办的中文报纸，后来又主持《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回延安，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任务，当时他是四川省委书记，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后来当大学校长、做教育家，他非常重视新闻教育。55年人大新闻系成立得到了吴老非常大的支持。他一下子就给当时人大新闻系的资料室拨了2万元的资料购买费。当时2万块钱不少，消息传出去之后，全国旧书店的报纸价格马上上浮，因为人大新闻系要买报了，可见当时他对人大新闻系、对新闻教育支持的力度是很大的。所以“吴玉章奖”里就有“吴玉章新闻奖”，它不是把所有人民大学的学科都覆盖了，它只覆盖了5、6个学科;之所以设“吴玉章新闻奖”正是因为吴老做过新闻工作，非常关注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所以我们也一直把吴老的这个奖作为新闻学界的最高奖项，我一直参加“吴玉章新闻奖”的评选工作，每一个获奖者都感到非常的光荣，觉得这个奖份量很重。虽然受我们基金筹募情况的制约，奖金不如其他国家奖项那么多，但是吴老的威信、威望、影响是很大的。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学者在线：我们刚刚和您谈了3位老先生，从曹聚仁先生到戈公振先生再到吴玉章先生，正好跨过了58年到78年的阶段，在20年求学的经历。这20年左右的时间，对您来说因为中国历史的情况，对于您的教学和您的学习、自我提升是否有一些影响?您在这段相对困难的时间里，是怎么不断充实自己、继续做研究的?

方：从58年到78年，阶级斗争为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被强调到很大的程度，所以当时的教育和教学都受影响，都服从政治的需要，服从生产劳动的需要。春耕大忙，就准备拉到公社去劳动;夏天要拔麦子;秋天要秋收;冬天要修水利。整个课一年都停掉，去搞“整风整社”、搞“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个时候五年制，我们有的五年都念不完，要不断穿插很多的政治活动，教学不受重视，科研也不受重视。而对教学、教材的批判，倒是挺红火。所以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充分利用业余、工余、课余、运动之余的时间去看点书，做点积累。做了教学工作的人，他就有学习的习惯。无论怎么样，念书人看书、积累文化、钻研知识是自己的本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念书人追求的境界，当然那时，这都是唯心的，是对“封资修糟粕”的追随，是不被提倡的。但是我们毕竟是做学生、做老师过来的，所以学习积累就是习惯和爱好。在学习、在阅读当中，他有快乐。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学习都是没有中断的，做卡片也不中断。虽然是学生出身，当过老师，但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知识分子劳动化我也基本上做到了，当过牛鬼蛇神、蹲过牛棚、生产劳动上山下乡，修密云水库、修十三陵水库的土方活都干过，拔麦子、打石头、采茶、做饭，在人大江西五七干校还给400人炒过菜，摸爬滚打没问题，力气蛮大的，不怕脏、不怕累。知识分子劳动化相对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要容易点。知识分子劳动化这段时间，把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改造得不错，但是整个国家耽误了，整个教育事业耽误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耽误了，我们社会的公德也受到了伤害。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可谓是正能量。

二、俱进——方老谈网络新闻传播

“我为什么用微博和微信”

学者在线：2010年，您开通了微博，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比较多，中国新闻将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待互联网新闻和移动互联网新闻的传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传播和您研究的新闻史相比，有哪些变化?您认为它是优良的变化还是有的地方要有所控制?

方：中国第一条EMAIL是在1987年发出的。我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1992年出版的，其内容就写到87年。我们的新闻通史里没提到互联网，互联网的诞生、发展也是这30年来的时间，发展很快，完全和传统媒体的传播不一样，它在时间、空间等方面的优势要超过纸媒体……我96年开始使用电脑，90年代后期开始上网，微博兴起时也写微博，也用微信。我接触使用这些，主要是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关注媒体的发展，新闻业务、新闻理论的教学工作者就是要概括总结新闻事件中新闻理论的演绎、诠释、整理，形成学科建设。新闻史的研究就是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所以关注新媒体的发展也是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是新闻教学工作者本分的事情。我用微博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微博往往把你的时间、思想碎片化，没有稿费，类似鲁迅《忽然想到》的形式。微博主要是了解，微信主要是信息，手机的微信是服务性的，主要是快捷及时地交流信息，这些都体现了互联网的优势，说明新闻事业发展到互联网阶段，它信息的沟通、交流、诠释已经即时化，几乎同步了。当然电视也已经做到，但互联网的深度、广度、及时程度比电视有过之无不及，电视要经过录、放的中间过程，所以互联网对整个新闻事业的冲击是大的，新闻事业必须做相应的调整，在规划、策划、运作，包括采访编评的实务都要做相应的调整，那么新闻学的研究也必须跟上。比如我做主编，和复旦、人大教师合作的《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史》教材，去年做了第3版，内容截止到14年12月31日，把习近平做互联网小组组长也记入新闻史，最近也准备进行编年史的修订，会与互联网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新闻史方面的填补，带动新闻事业不断发展，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对研究提出新任务。我指导的博士生彭兰，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十年，这篇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很不容易，彭兰就是对新闻史研究中互联网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进行关注和研究，这说明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要关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确实是对新闻事业、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传播带来了冲击，这是种促进，是种进步。

“让互联网成为学者的利器”

学者在线： 现在传统的图书出版和报刊杂志出版都十分不景气，李克强总理也提倡所有的行业都要走“互联网+”的模式，探索如何与互联网合作，我们人大数媒的“学者在线”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立的，作为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国家级学术数字出版平台，作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可以说“学者在线”担负着希望，但其实这种将传统学术资源数字化，并且通过互联网的技术优势为人文社科类学者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服务的模式，我们也在探索之中，您是如何看待学术与互联网的联姻?您觉得有什么优势和弊端?

方：互联网对纸媒体和出版事业都有影响，网上购书使得实体书店受到影响，影响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探索它、必须研究它，让它为我所用，我想出版事业还是要存在下去和发展的，只是手段要现代化、科学化，让互联网的优势能够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正能量。“学者在线”正是这种探索，让互联网为我所用的典型。互联网的优势，是纸媒体所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器和利的关系、弃和用的关系，必须让互联网作为我们的利器，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要有扬弃的思维，使自己的事业在伴随着科技得到发展。每个行业都在做，例如国图，图书的收藏部门也在利用互联网，方便阅读、保存、使用。图书馆有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民国的图书和报纸没办法看，一碰就碎了。而以前的宋版、明版、清朝初年的线装书没有问题，因为那是按照中国传统的造纸术制造的，以前是用渔网等做出来的，现在我们的报纸是用木浆加填充剂制造出来的，纤维很短，因为时间一长，容易变黄、变碎。所以民国的图书和报纸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因此民国的报纸现在图书馆都不借了，图书馆把它完全网络化，这个投入是必须的，这对教学研究、工作都有影响，像80年代《申报》影印本，现在已经网络化了。以前网络化是拍成一张张照片，《申报》一个版一张照片，现在有的一份报纸是用几百个G的大硬盘存储，不方便。现在发展到，所有的申报都可以检索，不受照片的影响，完全电子版化，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收到你要找的所有文章。“学者在线”也应在摸索、探索中前进，让互联网为我所用，既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又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保存下来，从而如虎添翼，发挥到极致。

三、教勉——“后来者应该大大地超过我们”

新闻感和历史感 一个都不能少

学者在线：有位学者委托我们提问——现在的新闻史研写，往往有双重迷失，不是历史感不足，就是新闻味太淡。怎么样能够在这种研究中避免这种双重迷失?

方：该着力的方面要着力。新闻史论研究应该就有历史感又有新闻感，学者在时间段内形成的成果在这两点上要强化，新闻史要有新闻感也要有历史感。新闻史，就是对新闻事业、新闻人物、新闻工作者、所报道的新闻历史的考察、研究、分析。要有历史感，是因为他是历史的科学;它要有新闻味，是因为他研究的就是新闻，没有新闻味，那就不是新闻史。例如张恨水，他是小说家，但他也是报人，办过《新民报》、《世界晚报》等，他的大部分小说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比如《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这体现了他报人的特点，这是报人编报之余在报纸上发表的作品。西方的文学作品，是写一本作品，然后出书;而中国绝大部分作家的作品是先在报上发表，然后长篇连载，最后出书，老舍的《四世同堂》也是这样。所以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和新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很多学派实际上是在报刊上形成的。五四时的四大副刊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五四新闻学，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和新闻很密切的。所以新闻史研究要有新闻的特点，不能离开新闻特点。

课上一桶水 课下十桶水

学者在线：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您也是桃李满天下，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教师、“韬奋园丁奖”等称号，您培养的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范围全，数量之多，堪称新闻史学教育第一。您是怎么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呢?能不能给青年学者、教师提出些建议?

方：现在我已招到第47个博士，所教的博士其中有很多，老的已经是院长级的、教授级的，他们也已经成为学术领域地位比较高的专家、学者，长江后浪逐前浪。我的学生辈有的在超过我，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说明学科在发展。教学是相长的，你要教好课必须做好研究，有了一定的研究的基础，你在教学上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教学也促使教师去做深入的研究，他要备课，他要拾缺补遗，他要使这个学科更完整、更深入，所以他需要不断备课。就要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地增加他自身的积累。他要准备十桶水去应付课堂上的那一桶水，所以教学是相长的。一个称职的教师，也应该是他所在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实践证明，教和学是一致的。

学者在线：方老，您在中青年时代或多或少受到三位老先生的影响，那么您能否给中青年学者一些寄语或祝福呢?

方：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现在正处于非常好的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们没有更多的干扰，有好的条件、有更多的现代化手段和更广阔的视野。这一代应该比我们有更多的成果，后来居上，应该超过我们，大大地超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