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先生评传

一、农民之子

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文精神，

那就是了解生命

而且热爱生命的人。

     ——[法]罗曼·罗兰

1.那山那水那人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

连城位于福建西部的大山深处，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客家人传承了“耕读为本，崇文重教”的客家先祖遗训。对于童氏家族的历史，幼年时的童庆炳只有非常朦胧的记忆，那就是头上戴的斗笠每每写着“雁门童氏”。稍大之后读了家谱，他才知道自己三十四代以前的祖先，为避南宋的战祸，从山西雁门迁移过来;为了不忘“客家”老本，父亲总是在每天都要戴的斗笠写上“雁门童氏”四个字。

连城离江西瑞金不远，曾经是中央苏区。作为汀江和九龙江的源头，连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雨水丰沛。山青水秀，空气清新，虽是山区，却也是一块宜居的地方。莒溪乡位于连城县东南部，是大山深处一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山村。离这个村子不远，便是深山老林，更远处就是有名的原始森林“梅花十八洞”。这个小山村坐落在一个盆地里，无论走到村子的哪个角落，只要抬头，一眼望去不再有别的，四周全都是山，高高低低的山，远远近近的山，深深浅浅的山，最高最险的山，满眼碧绿碧绿的山……

童庆炳的祖宅大门朝北，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它自东向西蜿蜒而去，永不疲倦地哼着歌。小溪的对岸是塅田，如同画家的调色板，永远铺满各种不同的颜色：春天一片青绿，像一块绿色的大地毯，伸向远方;夏天稻子熟了，金黄金黄的;秋天是杂色的，因为田里什么都有;冬天则紫黄相间，那紫色的是蜿豆花，黄色的是油菜花。这仅有的塅田是山民的希望，身上衣、腹中食都来自于它。这塅田一直延伸到坟山的脚下，从这座坟山开始，山外有山，山外的山外还有山……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童庆炳来说，这无边无际的“远山”有着一种独特的神秘与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时刻充满了无尽遐想——

极目远望，我的视野可以到达那淡到与天连为一体的最远最高的山巅。在清朗的时候，在夕阳的映照下，我似乎还可以看到那远山之巅的几棵树。它不断的变化着，越来越淡，终于淡到与远方的天色融为一体，最后又与夜色融为一体。有时候，远山着火了。在夜色的衬托下，那火像一条红色的龙在腾跃着，十分的壮观。这时候，我总是惊慌地大叫起来，希望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可他们只是随便地瞥一眼，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惟有我久久地凝望着那远山，想象着那山上的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就是天的尽头，那就是世界的分界点，那就是通往大平原、大草原、大海洋、大城市的关口，要是我们不能越过这神秘的远山，我们这些被它包围着的山民，怎能到另外的诱人的世界去呢?…… [1]

正是怀着这种对山外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童庆炳向往着读书，向往着山外边的世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走出了这大山的世界，来到了北京，而且一住就是六十个年头，成了著名的中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教育家。童庆炳到过世界好几个国家，然而，故乡的“远山”始终驻留在他的心里，保留着令人神往的永久的神秘与美，未曾消失。

在童庆炳的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里，主人公丛益州教授“老爱回忆过去，眼前不是家乡门口那条小溪在流淌，就是家背后山上的竹林在晃动……”。这里，丛益州教授俨然是童庆炳的化身。即便是在自己的理论著作《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2]里，童庆炳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

远离故乡的游子，不论他在事业上搞得如何轰轰烈烈，都会经常有一种乡愁冲动。每当夜深人静之际，白天恼人的事还未从脑际退出，一股乡愁就会悄悄地爬上心头。故乡的小河从眼前潺潺地流淌而过;土路上缓缓而行的牛车似乎在对他依呀依呀地唱着美妙的歌;暮色中袅袅的炊烟，似乎在频频向他招手;而老母亲慈祥的脸上像渔网一般的皱纹则催下了他的泪水……[3]

——其中的殷殷乡情更是溢于言表，让人为之动容。

童庆炳的少年时代贫穷而又充满了温情。那时家里唯一的财富就是祖母和母亲俩相濡以沫的亲情。童庆炳的父亲身为农民，却不安心务农。他读过两年私塾，识字，写得一笔好字，还会用毛笔画竹子、蝴蝶——尽管就那几种“范式”，倒也栩栩如生。因此，不少亲朋好友都来求他的字画。可能有了这点“优越感”，他觉得种地太没有出息，便尝试着做点小生意，但都以失败告终。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无力也无意料理家务，而童庆炳的弟弟、妹妹都还太小，这样，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两个女人(祖母和母亲)加“半个”男人(半大不小的童庆炳)身上。

从童庆炳记事时候起，祖母已经年迈了，又是小脚，下不了田，只能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刷刷。母亲没有过正式的名字，户口本上的名字叫“沈老妹”——在客家，“老妹”是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妹妹”的意思——她虽然不识字，却总能把各种乡间琐闻用抑扬顿挫的嗓音和生动的叙述变成有趣的笑谈，她还会剪纸，什么“公鸡啼晓”，什么“五谷丰登”，等等，都活灵活现地出自她的那双巧手。在童庆炳的记忆里，母亲在家乡绝对是一个口头“文学家”和“艺术家”。

作为家庭生活的主力，从哪里去弄每天清晨要下锅的五斤米呢?贤良的祖母和母亲婆媳俩人商量，想到了两个改变“家庭危机”的办法。莒溪村是周围几十里的一个大村，每十天有两个“墟日”(北方话“集市日”)，来来往往的人比较多。婆媳俩想的第一着是做米面包子。这可是一个很复杂的活儿。面要和得好，馅儿要调得好，皮要包得好，蒸时柴要烧得好。这全靠祖母的手巧，她捏的皮总是最快、最薄，封口处还加上一溜儿整齐的花纹，煞是好看。米面包子蒸好了，祖母和母亲让童庆炳在放学回家后帮忙端到集市上卖。不久，婆媳俩又想了第二着。那就是把一个宽阔的祠堂变成了临时的客店，每逢“圩日”用木板搭几个铺位，招待周边来不及赶回家的客人暂住一宿，收一些住宿费。祖母总是忙个不停，又是挑选木板，又是整理床铺，又是舀洗面水、洗脚水，又是给客人准备可口的饭菜。婆媳俩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那就是换来了全家的温饱。

2.“我要读书”

家庭的贫困给童庆炳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在贫穷的家庭环境里，他明白，只有读书，才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才可能改变家庭的困境，实现自己深藏心底的一个梦想：尽自己的力量，让家里每天都有五斤米下锅!为此，童庆炳非常刻苦地学习。他后来选择读中等师范学校，因为小学教员每月都有27元固定工资的收入，那时的米一斤八分钱左右，足以让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吃上白米饭。

在小学读书时，每次考试童庆炳总是考第一名，捧回了一张又一张奖状，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1949年夏天，小学毕业后，在乡亲们的开导下，父亲勉强同意儿子到县城应考。那年全县只招收初中生40名，而考生则有400名。在父亲看来，到县城上学跟考状元差不多，哭闹着要读书的儿子考了也是白考，考不上就别无选择，留家安心务农。

当时，童庆炳和小学的同伴是带着自卑的心理去考试的。他想，莒溪小学在偏僻的山沟沟里，学习水平肯定不高，去考试也许只是碰碰运气而已。发榜的日子到了，他和同伴翻山越岭来到县城。在当时县城北门连城一中初中部的马路对面，有一个高高的布告栏，那里如期张贴着红色的录取榜。果然只有40名，童庆炳怯生生地从最后一名开始往前读榜：第40、第39、第38、第37，没有，心往下沉;第36、第35、第34，还是没有，心继续往下沉;他几乎没有勇气往前读……这时候，几个同伴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童庆炳，哎，在这里，你第三名!”童庆炳半信半疑，连忙往前看，真的，“第三名”下赫然写着“童庆炳”!那一瞬间，心中的幸福感几乎要泛溢出来了……就这样，童庆炳跨进了连城一中的校门。

童庆炳要外出读书了，这对祖母、母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连支撑家庭的“半个男人”也要跑了。当然，父亲完全没有料到儿子如此出众，竟然考了个全县第三名。亲朋好友一拨一拨前来祝贺，父亲却发了愁：送儿子去学习得花一大笔钱，那就非借债不可;不送儿子去学习吧，又怕伤了儿子的心，也无法对亲朋好友交代!在反复思量之后，父亲给儿子做了一件新衣服，送童庆炳上中学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在县城中学学习五天半，每到星期六下午，童庆炳和他同村的伙伴便翻山越岭走六十里山路回到家里，为的是拿五斤米和一罐子咸菜——一星期填饱肚子的东西;星期天帮家里干些体力活，午饭后再赶六十里山路，回到县城中学时天已擦黑。

虽然日子是艰难的，童庆炳却从未觉得苦，因为读书的快乐超越了一切!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自从支撑家庭的“半个男人”跑了之后，家里缺少劳动力，父母虽然拼命干活，家里还是维持不下去了。迫于生计压力，父亲以交不起学费和家里无人担柴为理由，强令“家中老大”童庆炳辍学。父亲对他说：“孩子，你不是读书的命，就死了读书这条心吧!”当时，童庆炳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处在班里前三名。尽管他苦苦哀求，还是无济于事。

就这样，童庆炳在读完初一后，便辍学回家，走上了漫长、曲折、无尽的柴路——挑柴的路。父母给他的任务是，每天上山挑一担木柴回家。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十二三岁的童庆炳就同小伙伴们，拿着柴担子和柴刀，朝着太阳升起的那几条山路走去。

柴路是艰苦的。二十多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一边是陡峭的山坡，一边是深不可测的山谷。回到家时，母亲总是要用一杆大秤来称挑回的柴。父母给他规定的起步数是四十斤，以后每隔几天得多几斤。如果挑回的柴没有达到规定的数，母亲的脸就阴沉下来，把童庆炳骂得委屈地呜呜直哭。这时，总是祖母出来为他抱屈：“他才多大，十二三岁的孩子从老远的山上能挑回四十斤柴，就很不容易了，你还要怎样?他本来是个读书的料，硬被你们拽回来挑柴，唉!”幼小的童庆炳是个好强的人，几个月之后，他已能挑到八十斤左右的柴了。

柴路也是愉快的。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时候，置身于红花绿叶之间，宛若仙境;果子成熟的季节，红的白的又大又熟，味道鲜美极了;山脚下的小溪，清澈见底，游鱼如织，可以游泳、捉鱼、打水仗，简直是一个极乐世界;最难忘的是，躺在松林里，听那山风习习吹过，松涛声由小到大，有一种催人的力量，使一颗心宁静得像一潭无波的清水……

与柴路为伴，一年辛劳而又快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一年里，童庆炳时刻想着回县城中学学习，他向往读书，向往着山外边的世界。那时心中的县城中学真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城堡”就在眼前，可进不去，无论如何进不去!上学的愿望像烈火一般在他心中熊熊燃烧!这团火焰无法熄灭，他向父亲提出了复学的要求。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贫穷的小家庭里爆发了：他苦苦地哭泣哀求，无用;绝食斗争，还是无用;他便夜晚出走，全家人打着松明火把彻夜寻找……父亲仍毫无妥协之意。

一个清晨，童庆炳终于不顾一切地担着一个行李和几斤米，毅然离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发誓哪怕是当乞丐也要把学上到底，把书读完!当他独自一人走出约半里地远时，他听到了祖母愈来愈清晰的呼唤，大雾迷蒙中，一个矮小的身影颤巍巍地向自己靠近!刹那间，童庆炳的泪不住地流，决心动摇了：只要祖母张口劝自己，那场自己发起的“战争”也就结束了。

童庆炳站住了，看见六十多岁的祖母那苍苍白发和白雾缠绕在一起。祖母喘着气，拉住他的手，眼光在他的脸上仿佛在搜寻着什么，哆嗦着嘴，许久没有说话;她慢慢地把手伸进褂子口袋，掏出了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包。她揭开了最外层的红布，又揭开了第二层的黄布，最后揭开了最里层的黄白色的毛边纸，露出四块白晃晃的银元!

祖母抓起童庆炳的手，塞给他那四块带着体温的银元：“这是你的学费。别忘了星期六下午回家来拿米。你去吧，孩子!”童庆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知道，这四块银元是祖母的全部积蓄，也许攒了十年八年，是她准备给自己买寿材用的，是祖母自己的送终钱!童庆炳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哭着向祖母跪了下去!

大雾渐渐散去了，童庆炳一无反顾地往县城走去，没有回头;一条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伸向县城。回到连城一中复学的那天，天空多么高远，阳光多么明媚，通往县城的狭窄山路似乎也变得宽阔起来。

童庆炳终于回到了县城续读初级中学。校园是美丽的，教室是美丽的，知识是美丽的，老师是美丽的，同学也是美丽的……与小山村不同的人与事，一个“美丽”的“大世界”铺开在了一个放牛娃的眼前。他如饥似渴地畅饮着知识，功课在班里名列前茅，几乎所有课程的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若得第三对他来说就是“悲惨的失败”。

初中即将毕业，普通高中他上不起。万幸的是，邻县的龙岩师范学校恢复招生，他偷偷去报考，而且顺利考取了。在他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正在家里急切地等着这个劳动力的归来。童庆炳身上揣着那张龙岩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回家种地、担柴，而且越发努力。他将通知书藏在口袋里，不敢让父亲知道。有一次，父亲与朋友一起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他怯生生对父亲说：“要是有那么一个学校，吃饭不要钱，也不用交学费，不知道你让不让我去念书?”父亲当着朋友的面说他：“你真是一个读书迷，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哪会有读书不要学费又给饭吃的学校，要真有这样的学校我就让你去读。”他忙说：“你说话算不算数啊?”父亲说：“当然算数!”因为父亲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学校存在。为了让父亲的话真的算数，童庆炳让父亲当着喝酒的朋友即刻写下一张字据，这才把录取通知书掏出来给他看，他让姑姑、舅舅、表哥、表姐和童姓长辈等亲戚甚至全村人都知道，对父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样，父亲只好无可奈何地让儿子去龙岩师范学校上学。

在一篇散文里，童庆炳回忆自己每次从北京返乡必做的三件事：先到祖母坟前鞠躬，献上一把鲜花，或按照故乡的风俗，给祖母磕头;然后在家门口的小溪旁徘徊，追忆童年时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再跟当年一起上山挑柴的伙伴漫步以前走过无数次的弯弯山路……他深情地写道：“我终于体悟到，祖母、小溪和山路是童年对我的三大馈赠。祖母象征着爱心、亲情、善良、忠诚、宽厚、人性、人道……小溪象征着美感、艺术、自由、欢乐、享受、闲适、超脱……山路则象征着劳动、追求、勇气、决心、毅力、苦练、冒险、攀登……童年的三种馈赠构成了三组象征，犹如鼎之三足，这就是我的生命之鼎。有了鼎之三足，我才得以牢牢地站立在大地上。”[4]的确，爱心、艺术和劳动是童庆炳的生命之鼎，是他后来能够坚定地走在人生之旅的重要保证。

1952年初秋，一个十六岁消瘦得不能再消瘦的孩子，穿着一件过短过窄的白色褂子，肩担着小小的铺盖卷和一个藤箱子，向着一个更远、更陌生的地方，甩开了他的步子，走上了离开那个山村的小路。那时，路边的枫叶还没有红，但满山遍野各色的花竞相热烈地开着——童庆炳是幸运的，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他怀抱着对远方、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终于走出了重重叠叠的群山，走出了那个封闭的小山村，开始步入精彩的“外面的世界”;一只雏鹰开始长出了新鲜的羽毛，在崭新的学习环境练习飞行，把目光投向了更远方……

童庆炳的夫人曾恬曾为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山水之子[5]

朝见山 暮见山

朝见水 暮见水

山水催开了你最早的智慧

你懂得它们的笑容

便和它们一起流泪

 

你打着赤脚走

终于 有一天

你跨过了一条神秘的界线

极目眺望远山的天边

另一个“宇宙”被你发现

也同时让你

像一粒种子

落入了石缝之间

 

你这颗种子 奇迹般地

没有枯死

那是因为山和水

你的第二爹娘

早已把它们的基因

注入你的灵魂

令你生命顽强而刚毅

永远迎着石缝里的光线

长高 长高——

3.难忘“卓娅班”

1952年，童庆炳就读于龙岩师范学校。这是一所成立百年的老校，它的校友中有邓子恢这样的革命家。在解放前夕经过短时期的关闭后，龙岩师范学校于1953年复校。童庆炳进入了解放后龙岩师范学校的第一个班——“卓娅班”。

一所学校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校的氛围，二是师生关系，三是教师的学问人品和教学态度。

龙岩师范学校的校风、师生关系及其教师的修养，给童庆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龙岩师范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年轻，绝大部分住校。他们生龙活虎、英姿勃勃，整个学校充满了一种朝气和温馨。那时，师生都住在学生宿舍;学生住一层，老师住二层。白天，老师和学生各忙各的。上课、做作业、批改作业、读书、写作、研究或锻炼身体，宿舍里静悄悄的。一切都像春夏秋冬那样富有节奏、生机而有序地轮转。

黄昏时刻，晚霞映照下的校园特别幽静，仿佛沉入了诗画一般的世界。这时，音乐教师王善杰在他的房间里熟练地弹起了钢琴，语文教师赖丹就以他那甜美浑厚的男低音，和着钢琴声唱起了歌。那些歌大部分是30年代电影的插曲，或悲壮，或哀怨，或雄伟，或激昂……琴声和歌声充满了带有田园气息的整个校园，让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了那音乐之声所形成的美妙氛围，感觉生活之水如深山的溪水那么的甘甜、清纯!

在这所充满朝气的校园里，童庆炳的心智迅速成长起来了。他不仅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而且酷爱上了读书、研究和写作的生活。他倍加珍惜在这三年的学习时光，把生活安排得充实而有序：学习上他毫不懈怠，每门课都要争第一;文娱活动中他积极投入，体育竞赛、演讲比赛、话剧汇演……接连地摘取奖牌。由于出色的表现，童庆炳历任学生会主席、团总支副书记，把各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80年代初，当童庆炳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时，赖丹回忆道：“他(童庆炳)学习全面发展，文理科均优，甚至连图画、音乐、体育都爱好，获得各科均达‘5’分的优异成绩。学习既勤奋有度，又轻松闲暇;虽兼学生会主席，也热心编辑班级墙报，并从事大量的课外阅读和学余习作。由于接触知识面广、接受能力强，因此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6]

1953年秋的一天，龙岩师范学校对面的山林突然起火了。大火吞噬着国家宝贵的树木，还威胁到了山坡上一个小村子里农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童庆炳作为学生会的主席，率领全校同学奔赴现场帮助群众灭火。童庆炳和同学们整整干了一天，用手中的松枝扑灭了一条又一条火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当童庆炳站在一个陡立的山坡上不顾一切地挥动松枝时，风向突然改变，一丈多高的火焰冲着童庆炳烧了过来。这时，老师和同学们发现了童庆炳处在险境中，一齐惊慌地高声呼喊起来：“快跑、快跑、快……”。童庆炳连忙往山顶上跑，大火随着大风向他紧追不舍。在大火就要赶上、吞没自己的那一刻，童庆炳拼尽了一切力气，终于爬上了山顶，瘫软得失去控制的身子向另一面还没有燃烧的山坡下翻滚下去……童庆炳后脑勺的头发还是被烧光了，两只耳背也被烧伤，衣服的后背也烧着了。

童庆炳被老师和同学及时送到了医院。童庆炳脱险了。数不清的老师、同学和周围的群众来看望他。他在群众心目中成了英雄。群众感激他，送来了好几个月也吃不完的鸡蛋。不久，《闽西日报》报道了童庆炳奋不顾身灭火的事迹。不知是谁怕童庆炳家里的人看见报纸知道他受伤的消息而担心，还特意替他给老家的父母写了平安信!

1955年7月5日，一个光荣的日子到来了：党在全面考验童庆炳之后，终于对他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在鲜红的党旗下，童庆炳激动不已，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不断地教育着我，使我有了无产阶级的信念。无产阶级的信念就是解放全人类，让人人都有真正的自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全人类都有‘五斤米下锅’。从此，我有了一个全新的信念：让全中国的家庭，每天都有五斤米下锅;让全世界的家庭，每天都有五斤米下锅!”这个信念贯穿了他之后五十余年的人生，从未改变抑或动摇。

时光飞逝——

转眼到了2004年秋天，童庆炳参加了中国文科资深学者代表团，出访俄罗斯、印度、朝鲜等国。

在俄罗斯，童庆炳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列宁博物馆，这是列宁度过人生最后岁月的地方。这是第四次瞻仰列宁遗容，童庆炳仍忍不住想流泪。在列宁故居楼下的小路上，他心潮澎湃：十月革命时，这里不知留下了多少足迹;此刻，却只有我，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此徘徊——我相信列宁，相信他说的是真理。

之后，中国学者代表团来到了印度东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当地共产党执政已有27年。当中国学者代表团一行参观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过土改的农村时，令童庆炳至今激动不已的一幕发生了：该村三万人全部停学、停工，列队迎接中国学者代表团的到来。红旗飘扬，锣鼓喧天，“致以红色的敬礼!”的高亢口号、熟悉的《国际歌》的歌声响彻云霄。热情似一片澎湃的海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拉着童庆炳的手不停地问：“你来自共产党的中国?我们也是共产党，我们是一家!”这一切，亲切得如同回到了故乡，使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学者都深深感动。而此刻，童庆炳则想到了更多：“这里是贫穷的印度啊，共产党却使这里的人民天天都有五斤米下锅，多么不易，多么伟大!”这最感人的一幕一直留在童庆炳的脑海里，使他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感情不变，终生的信念不变!

1955年，童庆炳即将从龙岩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能参加高校入学考试，必须到乡村当小学教员。三年师范学校毕业后，童庆炳被派到附属小学当老师，一个月能领27元工资。他当时想，自己生活只需要7元，再给家里寄10元，还能剩10元呢。可没有想到上面突然来了文件，他们班里可以有四个名额参加保送大学考试，但只许报师范院校，于是，童庆炳填报了一个志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他想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没想到，童庆炳真的考上了!

“童庆炳上北京读书!”这消息在莒溪村传开，并经乡亲们渲染成了“重大”事件。在乡亲的眼里，进京读书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祖母、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童庆炳又要远离自己到北京读书了。一切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她们手足失措，心绪不宁，不知道应该准备些什么才好。“北京”在她们的想象中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呢。当时，龙岩师范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到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作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童庆炳至今还记得，那位老师津津有味地讲冬天北京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站着一排排整齐的穿着白衣的护士。

童庆炳离开家乡的那一天，祖母、母亲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但临别时只能强忍着，表面上表现得比较平静。母亲要送儿子到离莒溪村十五里地的朋口镇去搭长途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还搽了白粉，嘴唇好像还用红纸微微染过，脑后圆圆的发髻上一左一右各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的。

母子俩走了十五里的山路，童庆炳终于搭上了长途汽车。在汽车开动前十分钟，母亲“空前绝后”的哭，眼泪哗啦啦直下，怎么也止不住。她在车窗外紧紧拉住童庆炳的手，说着些语无伦次的话语：北京“寒人”(冷)了，要着衫(穿衣服);实在有困难就写信给家里讲啊，我会给你寄布鞋的;知道你惦记着祖母，放心，有我呢;好好学习，不要惦记，也不要惦记弟弟妹妹，有我呢;读书是好事，光宗耀祖;大学毕业就是“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毕业时写信来，让你爸写字，在祠堂贴红榜……说着说着，母亲突然流下了泪，而且再也止不住了，就任由它在脸上自然地流淌，继而完全失控，竟失声痛哭起来了，蓄积已久的感情决堤而出!她一边哭，一边嘴里还呢喃着什么。但童庆炳已经听不清楚了，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能，在这个时候竟说不出一句恳切的话来宽慰母亲，而只是傻傻地呆着，还轻声说：“妈，你别哭了!人家在看咱们呢!”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开动了。母亲似乎意识到离别终成事实，高高举起了手。童庆炳从车窗探出头来，看见了母亲湿漉漉的泪脸，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母亲不由自主地跑了几步，但汽车快起来了。母亲的身影向后退去，愈来愈远。在第一个拐弯处，母亲的脸在童庆炳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了，但她头上那两朵红花仍在微风中轻轻晃动……

若干年后，童庆炳回忆起母亲送行时的哭，为自己当时说那句愚蠢的话深感自责;“我虽然离开母亲数千里，可我感到我仍然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你热衷的事情都会转瞬即逝，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母亲的爱是真实而永恒的。”[7]

[1] 童庆炳：《远山》，《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 此书后来被教育部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更名为《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

[3]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4] 童庆炳：《祖母·山路·小溪》，《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 曾恬：《山水之子》，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6] 赖丹：《良性循环》，《艺窗琐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7] 童庆炳：《母亲的故事》，《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二、巍巍学府

你看见了海平线。你驶近它，你又看见了海平线。你又驶近它，你依然看见的是海平线……在你的视野中永远是那虚空的海平线吗?如果你是一个永远不怕风浪的、一往无前的、永不疲倦的航行者，那么有一天你就会欣然看见那坚实的彼岸。

——童庆炳

1.转益多师

1955年秋天一个明媚的清晨，童庆炳走进了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附近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被分到了1955级中文1班。

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原北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合并而成，可谓是名师荟萃，开课的老师几乎全是国内的知名教授：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谭丕模、李长之、钟敬文、穆木天、陆宗达、文怀沙、王汝弼、叶参芩、徐世年、启功、郭预衡、杨敏如、徐世荣……，还有年轻教师聂石樵、邓魁英、匡兴、陈惇等。此外，还经常请校外的专家如李健吾、冯至、朱光潜等著名教授来授课。这些教授们学有专长，治学、教学风格各异，听他们的课简直是一种特别的享受，让人感到知识的海洋是那么的辽阔无垠……

刘盼遂(1896—1966)，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他师从王国维，学术造诣很深。刘盼遂个子又矮又瘦，上课时站在讲台旁，大半个身子都被讲台遮住了。他操着一口河南腔讲《史记》，根本不念讲稿。有一次讲《廉颇蔺相如传》，光是讲一个“蔺”字，左考证，右引申，竟讲了满满一节课，整整四十五分钟，完全是即兴发挥，令人叹为观止!

陆宗达(1905—1988)，著名训诂学家。他是章黄学派的传人，主讲古代汉语。他的讲法很简单，又很生动，即按照《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堂课大概只讲三、四个汉字。他将整本《说文解字》背得滚瓜烂熟，上课从不带讲稿。他能够把枯燥的汉字讲得妙趣横生，让学生从不感到疲倦。

李长之(1910—1978)，学哲学出身，，理论素养高。早期写过《鲁迅批判》。这“批判”二字原是“评论”的意思。鲁迅本人读过他的书，认为很不错。但后来在“文革”中他为“批判”这个词吃尽了苦头。他上课用的是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他讲文学除了讲心得、体会，给学生以扎实的知识，还往往提升到理论，给人以思想启迪。李长之先生患有鼻炎，讲课总是不时举起蓝色长褂的袖子去擦鼻子。他老穿这蓝色长褂，他一次次地擦、擦、擦、擦，时间久了，他的蓝色袖子发出了白色的亮光。学生们便在那白色亮光的晃动中，继续听他的课。

王汝弼(1910—1982)，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讲的是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他讲课时，总是把每一个字都注释得特别清楚。据说，他的这种注释的功夫，没有三十年的努力是难以企及的。有趣的是，他每次上课总是戴着一个口罩;说话时就把口罩往下拉，让嘴露出来，那口罩就罩在下巴上面的样子特别滑稽，时常成为大家的笑谈。

钟敬文(1903—2002)，著名民间文学专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他的课则是另一番光景，完全是照稿子念的，连一个标点也要念出来。譬如，他这样讲：“民间文学属于下层的文化，逗号，五四运动，加引号，就是在吸收下层文化的养分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句号。”讲台下面的学生把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记录在笔记本上。钟敬文先生的那种认真和严谨，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让童庆炳和他的同学们终身难忘。

杨敏如(1916—)，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师从顾随等名师，专攻古典文学方向，兼研俄罗斯文学。她讲过的课很多，讲授最多的是唐诗宋词，但给童庆炳他们讲的是苏联文学。她的课充满激情，绘声绘色，十分生动，极有魅力。多少年过去了，童庆炳都还记得《青年近卫军》里的柳芭面向敌人饮弹牺牲的场景。

黄药眠(1903—1987)，原名黄访、黄恍，广东梅县人，我国著名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和杰出的革命文化战士。著名的艺术家、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认为，黄药眠是一个具有学术个性的学者：“他从事的艺术学和美学，也像那些不同门类的艺术创作活动具有艺术个性那样具有学术个性……他那与众不同而又有共性的学术个性，不是任何所谓覆盖面很大的观点所能淹没的。”[1]黄药眠先生讲课从不要讲稿，只带三支粉笔、几张卡片，所分析的资料和某些文学作品完全是背出来;他用略带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边讲，边写，或边写，边讲，思路之清晰、流畅，令人吃惊。下课的时候，三支粉笔刚好用完——这在北师大一时传为美谈。

黄药眠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奠基人。1953年，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北师大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他任教研室主任;同年，受教育部委托牵头编写高校第一个文学概论教学大纲。1954年，黄药眠先生主编了当时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1956年，黄药眠先生第一次招收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文艺学研究生班;同年，在《文艺报》上发表《论食利者的美学》的长文，发动并参与了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

美的本质问题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产生了几派意见。有蔡仪的“客观”说、吕荧与高尔泰的“主观”说、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说、李泽厚的“客观性社会性”说，还有黄药眠被埋没的“美是评价”说等等。当时，黄药眠先生既批评了朱光潜的观点，也不同意蔡仪的观点，对李泽厚的看法也持保留意见。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人对黄药眠先生的观点也提出过批评。然而，1957年3月至5月间，作为当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黄药眠先生把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这些“论敌”，一一请到北师大讲美学课，既让学生有机会当面请教，又进一步听取持不同观点的各派对他自己的批评。朱光潜、蔡仪在做报告时，直言不讳地批评黄药眠先生的观点，特别是朱光潜，有时说话很尖锐，黄药眠先生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带着安详而又幽默意味的微笑听着，表现了他的雅量。当然，他自己也置身其间，作了两次重要的美学讲演，阐释了他的“美是评价”说，一时成为美谈。这种恢弘的气度和博大的胸襟，完全来自他对真理执著的追求。他在1957年写的《问答篇》说：“真理是客观的，人人不得而私;至于谁先找到它，那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黄药眠先生这一自由坦荡的学术品格与境界，深深影响了童庆炳一生的治学。

1957年6月3日，在“反右”前夕，黄药眠先生在北师大一次美学讲座上发表了重要讲演《不得不说的话》。黄药眠先生的这次美学讲演直接指出，认识论的简单公式，如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个别与一般等，解决不了复杂的美学问题。他认为美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活现象，美是美学评价活动，他借用马克思的价值论，建立了新论。应该说，黄药眠的美学思想，是五十年代大讨论中的“第五派”，是更为成熟的一派。但由于时间所限，没有完全构思好，可反右派运动在即，时间不等人，如再不讲的话，他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黄药眠先生从马克思的价值论出发，提出了“美是评价”的新论说，认为美是主体对于对象物的“评价”：

什么是美呢?对称、色彩调和是不是美?如果认为画一个图画，其色彩线条等都很好就美，这是离开社会内容而成为形式主义的美。看来好像唯物实证，实为形式主义。离开人的生活去谈线条色彩也是不对的，因为线条色彩只有在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才有意义，故美不是存在于事物的存在，这是生理的事实。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唯物主义》中说到我们对于某事物的感觉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假如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美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评价。[2]

在黄药眠先生看来，客观现实中的颜色、形状，如对称、比例、节奏、黄金分割等，如果不与人的感觉和情感发生联系，不发生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是不能构成审美活动的。

黄药眠先生对哲学上的这个“统一”、那个“统一”不感兴趣，他从马克思思想武器中寻找新的理论支持，这就是价值论。在“美是一种评价”的命题中，客体要有价值性，主体要有评价的能力，主体以自己的审美能力揭示客体的价值性的过程，是一种评价的过程，而评价的过程是人的一种活动。这样，就把“美的本质”的问题转化成了“人的审美活动是什么”的问题，阐述的视角便从哲学转向了价值学，把美和美感联系起来考察，大大推动了当时的讨论。

黄药眠先生提出“美是评价”说，主要出于对当时流行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美的“客观”说的不满。可惜，一心想当党外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的黄药眠先生，在提出“美是评价”不久，就被划为“右派”。他的观点不但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还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美学观而长期被理论界所漠视，没有得到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新时期伊始，黄药眠先生已步入晚年，他直到临终躺在病床上，仍在思考着世界、人生的各种问题。童庆炳几次到黄药眠先生的病榻边，先生都要谈一阵子学问。这种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直鞭策着童庆炳自己在学术之旅中奋然前行!

大学期间，童庆炳还聆听过启功先生的“文选”课。启功先生的学识渊博、循循善诱、诙谐幽默、亲切平易，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启功先生被迫用他那秀美的书法抄写了不少大字报，张贴在很多地方。童庆炳时常站在那些大字报前，昂着头，如痴如醉地欣赏着那些用秀美的、雅致的、端正的、绝妙的书法写成的汉字，一站就是大半天。这种痴迷帮助了他，使他不知不觉地沉浸在一个美丽的天地里，从而忘记了外面世界的争斗和狂乱。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多事之秋，童庆炳特别不顺利，一度心灰意冷，有退隐之意。在人生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刻，启功先生特意为他书写了陆游晚年书房里的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启功先生的墨宝对童庆炳来说，是无声胜有声的激励。启先生的用意很明确，外边的事情，不要去管，你也管不了;对于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做好学问。在启功先生的鼓励下，童庆炳的研究方向，从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转向了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的研究。

2.激情岁月

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时代：批判“胡风”运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向科学进军”、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与同龄人一样，大学期间，童庆炳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度过的。

童庆炳入学后，北京师范大学很重视他，让他当团支部书记。当时正赶上反右斗争，稍不小心就有可能“犯错误”。结果很幸运，班里有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当党小组长，她让他听她的。当人家开批判会时，他们按兵不动;人家贴大字报，他们没有贴。到反右开始时，别的班都有六七个右派，而他们班里没有一个右派。他们不会搞运动，组织让他们到别的班反右派。辅导员老师说，你们只要在右派说的话前面加“难道……吗”就可以了。比如右派说“党委不民主”，就说“难道党委不民主吗?”弄得同学们大笑不已。

童庆炳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曾在日记的扉页写下两段“箴言”：一段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中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另一段则是早期苏联共产党中央负责安全工作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名言——“如果共产主义的红星不能照耀世界，那么我们还活着干什么!”它们真实反映了那时青年人的感情状况。

五十年代有一个流行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无不把当时的苏联看成是中国美好的明天。莫斯科，苏联的心脏，是当时人们无限向往的城市，是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地方。

当时的快乐几乎都是“苏式”的。童庆炳和他的同龄人一起唱着苏联歌曲，从《在那遥远的地方》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喀秋莎》到《在列宁山上》，从《一条小路》到《纺织姑娘》，“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有时也会有莫名的伤感，但却是淡淡的。这种集体的歌唱时常是一首接一首，常常忘了时光的流逝。童庆炳也学着跳友谊舞，即便没有音乐的伴奏，也抱着一把椅子学习三步舞或四步舞，自唱自跳，兴致勃勃。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大家都喜欢他的《向左进行曲》，因为里面有“向左!向左!向左!”这样有力的诗句。而童庆炳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青年近卫军》，喜欢其中不断进取的思想，喜欢情感与思想层层递进的“楼梯体”诗行。

更难忘的是有一次参加国庆节游行。在成千上万人的大游行队伍里，童庆炳所在的北师大中文系55级1班全体同学手挽着手，欢呼，跳跃，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向自己招手!有的同学兴奋过了头，在通过天安门后，才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踩掉了，看着自己的光脚，感到有些尴尬，可还是笑……

回顾五十年代这段生活，可能有人会用“虚幻”、“狂热”、“盲从”、“左派幼稚病”……等词语来加以批判，似乎一切都不好。不，不是这样的，不这样简单。“虚幻”、“狂热”、“盲从”、“左派幼稚病”等诚然是有的，但与此同时还有“奋进”、“积极”、“乐观”、“理想”、“友谊”、“集体主义”等。那代人的青春是复杂难言的，不能简单地贴上标签，一笔抹煞就了事。

2002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百年华诞，大学毕业47年后，北师大中文系55级1班的同学在母校重新聚会了。童庆炳满怀深情写了篇散文《永久的同学》，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历史”错了，但同学们的愿望、理想、干劲以及人文关怀并没有错。历史错了，友谊长存。历史错了，人文美丽。历史错了，我们青春所燃烧起来的火光没有错，我们甚至怀恋那奋战的日日夜夜，就像作家史铁生写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怀恋那错误的却又是温馨的日子。

是啊，作为同学，我们共同燃放青春的焰火!

……有一样最珍贵的话，大家都没有说，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青春、生命、智慧和力量全部献给了我们的祖国!虽然现在我们老了，但祖国永远在我们心中![3]

——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1958年7月，童庆炳提前一年毕业，留校到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可是，留校后不久，中文系个别人刻意打压、排挤童庆炳，把他弄到了社会科学处当小科员。此前，童庆炳担任着校学生会重头的社会工作，光是开大大小小的会就占去了他许多的学习时间，学到的知识太有限了。为此，他尽可能多地听课，尽可能多地阅读，尽可能多地抄读卡片，尽可能多地写读书心得;此外，他还特别重视老教师的点拨和指导。整整四年里，他几乎天天用功读书到深夜。可以说，毕业后的四年，童庆炳又读了个真正的大学本科。

1961—1962年间，童庆炳“疯狂”地研读《红楼梦》。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童庆炳写了篇近两万字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论文经过五位教授的匿名审读之后，认为“内容和文字皆好”，在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刊载于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20年后，此文被刘梦溪先生收入《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受到了学界的广泛注意，使人们留意到了童庆炳的学术研究潜能，而把他从社科处调回到了中文系。从此，童庆炳走上了教学研究之路。但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开展整党试点，童庆炳被北师大中文系定位为走“白专”道路的两位教师之一(另一个是郭预衡)。每天夜晚都要做一次深刻“检讨”，接受别人没完没了的“批判”。直到一个月后，他得了肺炎不得已住院治疗，批判才停止。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还不是一个读书、研究的时代。

1963年9月至1965年7月，作为一位中国高校的教师，童庆炳被当时的教育部派到越南履行中国与越南的文化教育合同，到了国立河内师范大学任教。他带了满满一箱子的书，来到了战火纷飞的越南，接受严峻的“考验”。那时，越南还没有统一，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上课的教室完全是茅草盖的，夏天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穿透薄薄的茅草屋顶，热得人透不过气;冬天则冷风飕飕，有时冻得拿粉笔的手指发僵，连在黑板上写的字也变了形。童庆炳往往一周要上二十四节课，给学生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中国古汉汉语、现代汉语等多门课程。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听他讲《诗经》，讲《楚辞》、讲汉乐府，讲陶渊明，讲李白杜甫，讲唐代的边塞诗……美国的飞机不时飞临河内上空，当防空警报呜呜响起来，童庆炳便和学生们一起跑出教室，蹲进教室旁学生们临时挖的防空壕。

童庆炳在越南工作了三年，讲授过几乎所有相关的文学科目，当时因为不满意郭沫若对《离骚》的翻译，他就把屈原的《离骚》重新注释翻译了一遍，受益匪浅。他还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这就是由河内师范大学油印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简史》，此外还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注释。这段日子是紧张、劳累的，他却视之为一种精神享受。他说：“我讲那么多课，等于把大学又学习了三遍，这不是非常充实和高兴的事情吗?”无论工作多忙，他一天也没有放弃读书。他总是提醒自己：“知识一定要积累。力量靠厚积才能薄发。不厚积，靠爆发是爆不出来的。”后来，童庆炳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可以说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童庆炳出色的教学工作，很快便赢得了人们的肯定。不久，他被任命为河内师范大学中国专家组组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1964年10月16日，当童庆炳和其他中国教师在所住宾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定时新闻广播时，突然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中国于10月16日在西部成功地爆炸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顿时，所有住在这个宾馆的中国人一齐从自己的房间里拥出来：欢呼，拥抱，跳跃，呐喊!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新闻简报，他和同伴们如饥似渴地一遍遍细听着，欢笑着，跳跃着。那一刻，他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与喜悦!身在异国他乡，民族的意识，爱国的激情瞬间凸现出来了，深沉起来了，泛滥开来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童庆炳带着激动后的微微疲倦坐上了开往学校的小车。他决定给学生们讲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让学生们感受到今天中国老师的情绪高涨是溢于言表的。他感到，如果今天不讲这“天下第一快诗”，无法宣泄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

小车将近学校校门时，童庆炳发现用木板钉成的简陋校门不像往日那样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呢?司机只好鸣笛。一按嗽叭，两扇大门很整齐地迅速打开了。在校长的组织下，全校师生一涌而出，齐声欢呼着两个字：“中国”、“中国”、“中国”……蜂拥的人群潮水一般向汽车涌过来。在这震天般的声浪中，童庆炳一下意识到了什么，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了。童庆炳刚迈出车门，最先向他伸出手来的是那位留法的对中国教师不冷不热的小个子校长;他的笑是真诚的、热烈的、感人的，他用越语向童庆炳表示热烈的祝贺。童庆炳看见了许多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面孔，它们都是喜气洋洋的。不由分说，童庆炳被他们的手和肩膀高高地抬起。他这才发现，欢迎自己的人群充满了整个校园!

在“中国”、“中国”、“中国”欢呼声的海洋里，童庆炳像英雄一样被人们抬到了可容数千人的简陋的礼堂里。礼堂的正面高高挂着“热烈祝贺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横幅。那一天，所有的课都停了，这是全校师生的聚会。

那一刻，全校师生的目光都注视着台上的童庆炳。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一再把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与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联系起来;似乎这原子弹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越南。接着是童庆炳的即兴讲演，一位中文说得最好的越南老师当他的翻译。童庆炳激动难抑，师生们被他那炽烈的爱国之情所打动了，为童庆炳献上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作为中国的代表，童庆炳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好像说了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最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说了原子弹的爆炸使中国变得更强大了，中国是越南人民可以依赖的朋友;好像还说了“八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后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是越南人民的后方”。哦，重要的已不是当时说了什么，而是在那个礼堂的数千人的眼里，自己在那个瞬间代表了祖国!

望着礼堂里数千双热切而兴奋的目光，童庆炳的眼睛湿润了。在那一刻，他理解了“祖国”的含义。后来，童庆炳把当天的感受写成了散文《那天，我就是中国》，表达了一个普通教师在海外因为祖国而自豪的心声。他满怀深情地给“祖国”下了一连串的“定义”：

祖国，是母亲赐给她的儿女吮吸的甜甜的乳汁;是父亲叮嘱远行游子的一片赤诚的心;是春旱难熬时节滋润龟裂田地的一场及时雨;是夏季赤日炎炎时飞来的一片云翳;是秋天丰收时挂在枝头累累的果实;是严冬雪地边沿一堆暖人的篝火;是黎明时分地平线上升起的象征美好未来的一抹霞光;是黑夜里点燃的引导人们前行的火炬……祖国对她的儿女就是一切![4]

——祖国，是童庆炳心中一切最美好的意象;祖国，是童庆炳最大的依恋与寄托!

3.遭遇“幸运”

1965年夏天，童庆炳从越南回国。他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在他教的学生中，除了大量的越南学生之外，还有苏联、印尼等国学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童庆炳目睹了此前从未看见的种种场面：那些给他上过课的老师被戴着纸帽子游街，一个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强制劳动;学校的领导被抓到台上撅着屁股挨斗，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口号，随后是“派战”和“武斗”……整个学校乱成一团，整个社会乱成一团。同年7月，因有揭发他“反对工作组”，童庆炳被打成了“反革命”。一个月后工作组撤离，他被摘去了“反革命”帽子，突然成为“革命左派”。为什么一下说自己是“反革命”，一下又说自己是“左派”呢?童庆炳感到这个运动无法理解，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不但没有上“井冈山”公社，反而当起了“逍遥派”。

幸运的是，1967年9月至1970年7月，童庆炳被当时的教育部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汉语等课程。如果说去越南工作让他避开了“四清”运动，赢得了读书、教学的机会，那么这次去阿尔巴尼亚工作，则让他躲开了“兵荒马乱”的“文革”，给予他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为日后的学术研究作了更充分的准备。

在地拉那大学，童庆炳的教学任务并不重。一个人孤身在外，周围又没有熟识的朋友，怎样打发这些空闲的时间呢?他整天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他知道自己缺少什么，那就是书。可是，出国临行前，组织上交代不要多带东西，尤其不要多带书，一者免得超重，二者避免过海关时查出问题来。那时海关查得很严，所谓“封资修黑货”一律不许带出去。因此，童庆炳只带了三本书：《辞海》、《新华字典》和《毛主席语录》。

哪里会有中文书呢?童庆炳多次到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处，转来转去，东翻西找，像极了觅食的“饿狼”。终于有一天，文化参赞悄悄地告诉童庆炳，“文革”开始“扫四旧”时，大使馆的青年人也组织了红卫兵，把原来的图书室用封条严严实实封起来了;图书室就在地下室，要想进去也不难，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了。

于是，童庆炳利用中午大使馆午休时间溜进了那个不大的地下室，用手电筒一照，果然有一个被封了条的房间。房间的左面有一扇窗户，用带来的改锥轻轻一撬就开了：原来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光顾这里的人。真可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呵。顺着手电筒的光线，他看到了满屋的书，差一点惊呼起来。书实在太多了，简直够自己重新上好几次大学。他首先看中了1946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出版的红布皮的《鲁迅全集》，赶紧把它们装进准备好的书包……当童庆炳走出大使馆时，他觉得自己在地拉那遭遇了“幸运”。

在那半地下室里，童庆炳陆续找到了《诗经》、《楚辞》、《左传》、《史记》……还有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歌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梅里美、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的经典作品，还有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以这些书籍为友，童庆炳觉得自己空前的“富有”，不再感觉寂寞而是特别的充实!

大概过了一年，童庆炳又遭遇了一次更大的“幸运”——地拉那国立图书馆从中国买了许多中文书籍，但图书馆里却没有一个人懂得中文。知道这个消息后，童庆炳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就去地拉那国立图书馆找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公平交易”：自己帮他们编目上架，他们允许自己随便借书。这一回，童庆炳最大的收获是借到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一些古代作家的文集。当国内“文革”的烽火四起，人们忙着搞大批判、写大字报、跳忠字舞、排演“样板戏”、搞派系斗争，忙着反“封、资、修”，随意践踏人类文化的时候，童庆炳却在地拉那得天独厚地坐拥“书城”，自由自在地畅游书海，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这是何等的幸福啊!在阿尔巴尼亚的三年读书生活，使童庆炳收获不小，后来，他写了一篇散文——《地拉那遭遇“幸运”》，回忆起这段美妙无比的生活经历，他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生活!

1970年夏天，童庆炳完成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工作，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童庆炳在政治上被“冷冻”了两年。他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了一年。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他在冥冥之中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读吧，读吧!你是对的。”当时，北师大图书馆早已经允许借书。童庆炳基本上是每周或每半个月借、还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摞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一些读书卡片、笔记本。

童庆炳除了读别林斯基、宗白华等人的文学理论或美学著作，还“啃”了许多令一般人“头大”的书，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每天晚上，童庆炳就着一盏小台灯，往往一读就是四五个小时，直到深夜还神采奕奕地读。看着自己的丈夫如此痴迷，夫人曾恬指着这些书打趣地问：“那些‘石头’你啃得动吗?”啃不动也得啃。比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童庆炳天天读，反复读，获益匪浅。

1975年，童庆炳主动而坚决地辞去北京师范大学“大批判”组长的职务，回中文系当了一位普通教师。“文革”后期以及“文革”刚结束时，出现了不少与专业有关的新书，他买了一批又一批。新名词、新观念、新视角、新论点……扑面而来。童庆炳既不对它们视而不见，也不轻易地向它们顶礼膜拜;对自己所读的书，他永远用自己的“胃液”去消化，消化不了的决不违心地说“香”。

在童庆炳的夫人曾恬看来，如果说两年的越南教学经历，等于让他读了个硕士学位;那么，在“文革”期间，他等于是读了个博士学位!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祝酒歌》响彻神州大地时，童庆炳要用自己积累的知识努力地酿“酒”了。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六点起床坐在书桌旁，开始读书、写作，午饭则要延后到下午一点。这样他一天的读书、写作时间已经多达七小时。下午去学校开会。当时，北师大中文系主任是钟敬文先生，童庆炳等三人是副主任。童庆炳同意任职的条件是上午不参加会议。所以，他虽担任行政职务，但并没有过多影响他的研究与教学。每到暑假，童庆炳给自己找到更好的去处。一大早，他就把稿纸、笔、干粮、一瓶开水、必要的几本书、一个小板凳，全部放置到自行车上，来到住所附近的八一湖边一个安静的树林里，写呀写，中午就吃两个干烧饼，天不擦黑不回家。这片小树林是他特别“出活”的地方，是他思考、写作的“伊甸园”。童庆炳写东西跟读书一样，不急不躁，积少成多。多年的读书、思考、探究，终于盼来了开花结果的丰收季节——

1978年发表论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

1979年发表论文《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

1980年发表论文《曹雪芹的艺术观》;

1981年发表论文《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倾向》、《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前后两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理论卷”都收录了后一篇论文;同年，在《文艺报》发表《评袁康、晓文〈一部违反真实的电影〉》，为电影《天云山传奇》的思想倾向辩护，受到广泛好评，《新华文摘》、《文摘报》、《电影艺术》等十余家报刊转载;同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曾恬合著的长篇小说《生活之帆》;

1982年发表论文《长篇小说新作审美素质初探》;

1983年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的康庄大道》，还撰写了论文《文学与审美》;同年受教育部委托与人合作编写了《高等师范院校文学概论教学大纲》;同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200余万字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童庆炳为主要编者;

1984年，发表论文《特征原则和作家的发现》，《新华文摘》、《全国文科学报文摘》等相继转摘此文;独立编写《文学概论》(上、下册，42.8万字)，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电视台主讲，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与钟子翱等合编《文学概论》(上、下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58万字，童庆炳撰写25万字;此书被指定为北京市自学考试用书;

……

人们开始惊呼童庆炳的“多产”，说什么“睡醒一觉，他竟然成了一棵结‘论文果子’的树了”!殊不知，童庆炳的成绩并非从天而降的“奇迹”：大学毕业后，他永不停歇地“补”了20年的功课——还说要“补”一辈子——他的这些“果子”完全是厚积薄发，不是靠什么催化剂“催”出来的!

1979年，童庆炳被北京师范大学评定为中文系讲师。

1981年，童庆炳被北京师范大学评定为中文系副教授。

1986年，童庆炳被北京师范大学评定为中文系教授。

……

回首往事，童庆炳用那饱含诗情的笔触写道——

感激你们，我的老师，你们是我的指路明灯，你们给我以知识和勇气，我的身上有你们的影子。感激你们，给我以各种机会的同志和朋友，没有你们是万万不行的。……还有你们，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刘勰、李白、杜甫、苏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席勒、马克思、恩格斯、普希金、别林斯基、卡西尔，等等;你们留下的书本犹如知识的宝藏，让我挖掘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疲倦……如果我是倒影，那么你们就是湖水和树林;如果我是树林，那么你们就是湖水和倒影;如果我是湖水，那么你们就是日夜陪伴我并使我美丽的元素。[5]

[1] 王朝闻：《黄药眠的学术个性》，见《纪念黄药眠》，群言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2] 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3] 童庆炳：《永远的同学》，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4] 童庆炳：《那天我就是中国》，《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5] 童庆炳：《人生七十感言》，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三、师魂永在

生活就是投入，

每时每刻都投入。

     ——[西] 加塞尔

1.“上课的感觉”

1958年童庆炳留校任助教时，中文系指定童庆炳管理教研室的“右派”，黄药眠先生当然也在被管的“右派”之列。“右派分子”被规定每天要到系里来扫地，打扫厕所等。童庆炳心中始终认为黄先生是老师，不是什么敌人，所以总是偷偷地帮助他扫地、扫厕所，总是亲切地称他“黄先生”。黄药眠先生规定每天要交的“日记”，童庆炳也听之任之，交来则看看，不交，也就算了。有时候黄药眠先生在“日记”上写些读书的感受，分析作品为什么写的好或不好。童庆炳至今仍有印象，黄药眠先生分析过当时出版的小说《林海雪原》为什么写得好的原因，非常受启发。1960年组织上给黄药眠先生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中文系指定黄药眠先生做童庆炳和另外两位年轻助教的指导教师。在指导青年教师童庆炳、程正民和刘庆福等人的过程中，黄药眠先生提倡“具体的思维”，即不要从概念出发，从抽象到抽象地推论;而要从事实出发，把观点与材料相互对照，以事实印证观点，要顾及事实的方方面面，看看观点的涵盖面是否周全——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检验观点的正误，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偏颇，才不致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空论。

黄药眠先生并不给青年教师讲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亲自给他们示范讲作品分析问题。为了有效提高青年教师分析作品的能力，黄药眠先生计划先从短篇小说讲起，再讲中篇和长篇(准备讲《红楼梦》)。第一讲是分析宋人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在示范分析之后，让每个人从当时文学刊物上选取一篇刚发表的短篇小说，独立进行分析，要求抓住作品的特点，探索作品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最后再交他批改，他对每个人的批改都非常细致，有眉批，有总结性评语，只要有独到见解，则予以肯定鼓励。

对于黄药眠先生的“最后一课”，童庆炳至今仍记忆犹新：1983年春天，已经80高龄的黄药眠先生坚持要给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最后一次课。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北师大教二楼的一间教室，学生们起立迎接他。他在讲台旁坐下，向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他敬仰的学生微笑着，然后把手伸进书包。大家以为他是在拿讲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拿出了三个药盒子，在讲台上一字排开，然后叫童庆炳和另一位老师过去，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在讲课过程中突然倒下时，怎样把药按次序放进他的嘴里……黄药眠先生是冒着突发心脏病的危险，不顾生死来上这堂课的;他随时可能倒在讲台旁，或栽倒在学生的怀抱里，但是他坚持要讲完这最后一课……这最后一堂课，童庆炳没听好，他跑神了。他觉得，这“最后一课”是先生一生为人治学的写照，他为先生那种不惜生命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折服!

后来，童庆炳经常动情地讲述这段往事，强调要发扬光大黄药眠先生这种豁出老命来搞学科建设的精神，强调要有一种生命的投入，才能真正把这个学科搞好，这个学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劳动最重要的是态度，只有把劳动变成自己的精神乐趣，才能享受到它所给予的一切。童庆炳发自肺腑地说：“我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正谈笑风生地讲着课，突然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①]

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1984年开始招收文艺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生有王一川、罗钢、张本楠。童庆炳被黄药眠先生指定为副导师，协助他指导学生。同年，还招入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共13人，有陶东风、李春青、黄卓越、蒋原伦、陶水平、唐晓敏、李珺平、张云鹏、曹凤、金依里、陈向红、周帆和黄子兴。第一届博士生和第一届硕士生，是一群学术个性与禀赋完全不同的学生，他们构成了日后学界所谓的“童门弟子”或“童家军”的基础;目前，他们基本上都成了目前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

本来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上写的是钟子翱、童庆炳和梁仲华三位导师，可是，当时谁也没想到钟子翱先生身体不好，已检查出患了癌症，住院治疗(1986年去世)，梁仲华则调到了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处任处长。于是，十三名学生都划到了童庆炳名下，全由他一人指导。后来，人们戏称他们为童庆炳的“十三太保”。第一届博士生则是以黄药眠先生的名义招进来的，不料黄药眠先生先是生病住院，不久后又去世了。他们培养计划的制定、方法的设计、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及其答辩的组织工作，全都由童庆炳一人来做。

年富力强的童庆炳成了文艺学学科点的顶梁柱。1989年，童庆炳毅然辞去了似乎前途“看好”的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整顿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与此同时，福建同乡、又是同届同学的程正民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帮助童庆炳一起精心地指导这首届文艺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一起规划学术工程。

程正民是著名的俄罗斯文论研究专家，1937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并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任教，讲授文学概论课程。1965年起，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和苏联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理论批评和苏联当代文学，为研究生讲授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其间曾任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1986年，童庆炳邀请程正民一起指导首届研究生时，他翻译出版过一本苏联人写的《文学心理学》，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在童庆炳的努力下，1993年程正民调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主要讲授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和俄苏文论专题等课程。1995年至1997年，程正民任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数十年来，作为与童庆炳肝胆相照的战友，程正民同样时刻关注着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几乎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永远慈祥的“老父亲”，备受学生热爱。

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入学时，恰逢童庆炳申报的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批了下来。于是，他便带着这些学生一起投入到这最为前沿的课题研究之中，并辅之以课堂“专题研讨”与“课外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方式。童庆炳每次给学生上课前，他都作精心的准备：先冲个热水澡，穿上最好的服装，系上一条金利来领带(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穿着擦亮了的皮鞋，庄重而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学生们面前。上了讲台，他的习惯是手里拿着粉笔，“站着授课”，决不坐着，这是童庆炳几十年来坚持的习惯。他说，这是出于对职业、对知识、对学生的尊重，也是保持激情、讲出质量的必要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把每次讲课都当作第一次”，以新鲜认真的态度来面对。讲课时，童庆炳往往抛开讲稿，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品尝的酸甜苦辣，融入到知识义理中，引导学生去体悟知识的真谛。

在上“专题研讨课”之前，童庆炳通常是从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论书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讨的题目及范畴，让学生精读相关章节，并指定一些阅读的书目和资料;然后每周组织一次研讨课，要求每人的发言不能重复书中的内容，必须谈出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到了研讨课，童庆炳自己先讲，再让学生们讨论，也就是自由发言，其核心是专门挑他所讲内容的毛病或不足，特别鼓励学们拿自己新编的讲义“开刀”，并说凡是能对他的讲义提出相反意见的得高分，附和的得低分。大约是童庆炳的真诚与谦虚态度鼓励了弟子们，于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高谈阔论，唇枪舌剑，争论不已;在一场场辩论中，谁也不轻易让步或服输，彼此之间争辩得面红耳赤。结果十三个学生挖空心思来挑毛病，大家的发言也十分大胆，甚至是尖刻。针对童庆炳的某种观点，说逻辑不通者有之，说浅薄者有之;有的从观点上、有的从体例上、有的从例证上，一一展开批评……十三份意见如果分散开来，陆陆续续提，也许不使人难堪，集中在一起，显得分量很重。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批评，童庆炳总是平静对待，耐心地倾听了学生们的意见，有时据理力争，有时直言接受，有时不置可否……最后，童庆炳作精要的点评，并将学生所提意见全部带走，从未有因学生的批评而愠怒的情形。当时已步入中年的童庆炳，有着年轻人一样的心气，保持着接受新知识、新事物，时刻更新思想观念的强烈兴趣和欲望。

“专题研讨课”结束后，童庆炳把讲义整理出来成了23.4万字的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书中运用审美学的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作了深入探讨;其核心在于，将文学理解为一个从社会生活、作家、作品到接受的一个动态过程，从而揭示文学的审美本质、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本书广泛吸收了中西文学理论中的有益资料，形成了中西交融的特色。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为此书写“序”，称之为“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开出来的一朵花，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它不仅仅介绍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流派，而是把各种文学知识和文学流派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②]。后来，此书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更名为《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

对于“专题研讨课”之妙处，作为童庆炳开山弟子之一的曹凤深有体会：“现在想来，当时的研讨活动，特别是研讨中的争辩是多么难得的学术交流和多么有力的学业促进。当时正值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随着国门的大开，国外的各种思潮流派不断涌进中国，五花八门的激流冲击着中国的学术界，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尽快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如何鉴别和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专题研讨课无疑是最切合实际的最佳的方式，童先生选择了这最佳的方式来培养我们，促使我们带有问题，以探究的眼光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使我们学会了如何评判别人的观点和如何提炼自己的观点，让我们不知不觉进入了学术的领域。”[③]当然，“专题研讨课”这种全身心投入的授课方式很累很累，每次下课一回到家，童庆炳总是疲倦之极地半躺在沙发上，说话时直喘粗气，与上课时那个精力充沛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但是，这并不重要。童庆炳回忆说：

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一无所获，我感到失望;可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一条不算大的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鳜鱼。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④]

“课外研讨课”即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在旧主楼七层中文系的会议室举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儿子周小仪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目睹了第一次研讨会的盛况：“记得第一次研讨会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人声鼎沸。童老师随即宣布当天的议题。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当时就读博士的王一川作主题发言。那时王一川崇尚审美体验，所选术语都颇有诗意，诸如‘林中空地’、‘我思故我不在’等，极为蛊惑人心。另一博士生罗钢则反其道而议论之，争论十分激烈。童老师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最后作出精彩总结”;“这场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我和同班同学柴玮坐在后排，看着师兄们侃侃而谈，好生羡慕;只恨自己才疏学浅，插不上话，也没有胆量发言。……”周小仪的描述绘声绘色，他对研讨会的体味也极为深刻：“童老师把学术当宗教，只有理解宗教的幻景，才能明白那些讨论会就像是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那时人们为学术而学术，就像英国和法国的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所以还真能体会形式主义的真味。” [⑤]

陶东风是童庆炳众多弟子中最喜欢提问、也最喜欢与老师争辩的学生。为了一个学术问题，陶东风与童庆炳之间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尽管彼此的分歧可能很大，童庆炳却从不因为弟子的“冒犯”而生气，相反却倍加称赏，因为自己讲的一个观点通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学生，而且还有自己。这就叫作“教学相长”吧。2002年，在纪念北京师范大学100周年校庆的一次活动中，童庆炳和陶东风一起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问陶东风：“你觉得作为教师，童庆炳先生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陶东风发自肺腑地回答：“善于培养学生的反思和质疑精神。”[⑥]

2.“严师益友”

如何对待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呢?有的导师主张对学生宽松一些，有的导师主张对学生要严格要求。经过长期摸索，童庆炳主张对学生“宽严相济”，做学生的“严师益友”。

童庆炳对学生很好，那是有口皆碑的。他说：“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譬如犯了一点什么小错了，生病啦，失恋啦，家人出事啦，穷得揭不开锅啦，找不到工作啦……这时候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位父亲那样去帮助他或她。你得设心处地地为他或她着想，就当是你自己遇到的困难，甚至比你自己遇到的困难更认真地去对待。”[⑦]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时期，有一场“非常答辩”，至今在北师大传为佳话。由童庆炳指导的韩国留学生车泰根由于对情况缺乏了解而突然从韩国来到北京，请求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在十分紧急的时刻，童庆炳一方面安排车泰根的生活，帮助他做好防疫和免疫的各项工作;一方面积极联系学校各部门和有关答辩委员，满足车泰根的答辩愿望。经过童庆炳的精心筹备，车泰根的博士论文答辩顺利举行，车泰根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并及时回国。

当然，一旦事关学术，如果学生不认真读书、不潜心研究、不努力写作，童庆炳决不苟且，决不容忍。可以说，这是他的伦理底线和价值标准。童庆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学生说，读研究生，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是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来;写作论文的过程，既能考验自己发现问题的敏感程度，也能检验出自己的知识积累;做论文与其说是在阐述某一个学术观点，毋宁说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理论思辨能力，以及掌握学术研究方法的能力。从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到论文的写作、答辩的全过程，童庆炳的学生们都必须经受一个殚精竭虑、脱胎换骨的严峻考验。童庆炳认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一个研究的过程，“过程性”很重要，他将这个过程高度概括为“进”—“出”—“进”三个阶段：

一“进”，是通过读书、调查，搜集资料，梳理资料，进入到研究对象，务使研究对象烂熟于心。“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要采取‘无我’的态度，如果是观念先行，合我观念者取，不合我观念者舍，那么你掌握的对象是片面的，最后的研究结论也必然是片面的。” [⑧]这个“进”完成于对于资料的梳理，从中发现研究的“空白”点，继而提出自己的问题，寻找到亟待开拓的学术空间。

二“出”，是拉开一段距离，走“出”来审视业已掌握的资料，这样，研究对象的面目方能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语境化，即不是抽象地进行逻辑推理，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历史文化语境予以考察、理解;这是一种‘出’，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力图在整体联系中理解部分的意义。二是研究问题的视点，即立足一定的角度形成观察对象的视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与学术假设。[⑨]这是一个“有我”的过程，它考验一个人的全部才能与功力。

三“进”，是再一次“进”到研究对象中去，对材料加以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力求证自己提出的假设，即“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从逻辑上讲叫做归纳论证，就是用个别的事实去支持一般性命题或观点;“讲道理”从逻辑上讲叫做演绎论证，就是使用大家公认的道理来推衍出个别的或特殊的结论。“摆事实”与“讲道理”必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证我”的过程，即证实“我”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论证过程。

童庆炳指出，一个研究者只要认真地走完“进”—“出”—“进”的全过程，总会拿出研究的成果，其学风自然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否则，其研究只能是东拼西凑，论点泛化，沦为无根的学问。童庆炳自己是这么治学的，指导学生时也要求他们这样努力，在“进”—“出”—“进”的过程中结出甘美的果实。他把这一自己的治学心得写成短文，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禀赋不一，所下工夫的深浅也不一，每个人要走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于是，学生到了写论文的阶段，便是童庆炳最劳心劳力的时候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和学生讨论论文的核心论点以及大致的结构，一次次地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一次次地询问学生论文撰写的进展情况，直至学生写完、把论文打印成册交到自己的手中。然后，他一字字一句句地看，边看边写意见或建议。在看论文和学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里，童庆炳的胃溃疡准要发作。看病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不管它吧，疼得受不了。这时他就一招儿：“快把雷尼替丁拿来!”童庆炳的夫人曾恬回忆道：

最让他恼火、且让我肝儿颤的事情，莫过于碰到他自己带的学生写的论文一改再改仍旧“拿不出手”。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读书不认真的学生身上。这会使我的老伴儿脾气变坏，失去耐心时他会粗暴地吼叫：“再改不好就别交来!延迟毕业!”听到他这种“失常”的声音会把我吓得一哆嗦。可是，脾气发完后，他还是要绞尽脑汁地去帮助那个学生。但凡能达到水准线的，都不让“沉”下去。可要是真的不够起码水平，拖延个一年两年毕业是有过的，这他不会心软。要说奇怪也不奇怪，凡是被他批评、吼叫过甚至推迟毕业的学生，都不恨他。过了许多年，他们还想念他。[⑩]

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只有严格的导师，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这些被“吼叫”过甚至推迟答辩毕业的学生中，有的已是大学副教授，有的甚至已过“不惑”之年;不论男女，这些学生被童庆炳当众“吼叫”之后，或眼泪汪汪，或强忍忧伤，内心焦虑不已。这时候，童庆炳便耐心、细致地指导和帮助他们，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设性建议。于是，他们将博士论文原来的写作方案推倒重来，一遍遍反反复复地修改，一直改到实在无法再改，自身的全部潜力都被彻底激发、挖掘出来为止。而一旦这些学生经过努力，论文质量有了进步时，总是能得到童庆炳的充分肯定和鼓励。

在丝毫不给“情面”的导师面前，学生在敬畏之余，除了奋然前行，还能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呢?对此，周小仪的感受非常深刻，他道出了童庆炳的弟子们共同的体会：“做童老师的学生不可有侥幸心理。特别是那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让人无可逃遁。即使是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这种眼光的压力。拉康曾经谈到注视与自我建构的关系，说是那些飙车的人心中所感受到的是伟大赛车手的注视。我深以为然。我想我和师兄们会有同样的感觉，作出好学问，自然感到振奋;想偷工减料，就会觉得肩膀后面有人看着。他不在场，却有威力。”[11]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年轻学生和教师的成长。他既是严师，又是益友。几十年来，童庆炳从没有因为学术见解不同而排斥过他人，也从没有因为学生在某些方面可能走到自己的前面而有所不满，他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支持晚辈们不断进步。

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仅有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他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欣慰之情：“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2004年全国文联评文学批评奖的时候，童庆炳的一篇文章得了二等奖，而学生陶东风、邹红同时得了一等奖，他为此感到无比兴奋：全国文联的一等奖是很难拿的，第一次评奖时给了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陶东风和邹红都是自己培养的弟子，他们的获奖表明，学生在自己可能止步的地方更前进了几步，自己的思想在弟子身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

2005年12月1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文化诗学暨童庆炳学术思想研讨会”,庆祝他七十岁生日和从教五十周年，来自各高校的近百位学者、同行以一次前沿的专业对话来纪念童庆炳教授的“节日”。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何西来研究员指出，学术是有品格的，中国人讲学术历来是讲品格，讲格调的，童庆炳的人格是他学术上的一个重要支点。他说：

学术是有品格的。……童庆炳他长我几岁，应该称他为兄长，在人格上也是我的兄长。应当心仪的，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人站住了，作为学术他也站住了。刚才大家做了那么多的评价，我觉得最核心的应该是这个，而他传给他的弟子们的，传给他的学生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也应该是这一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中，像童庆炳老师涉及这么多的领域，实在难得。他还搞创作，这次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他还搞当代评论;他除了文学以外，他带戏剧方向的研究生;他的涉及面是这么广，而他所研究的问题又是不一样的。在这些理论的背后，在这些创作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写的人。这就是童庆炳教授。我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杜书瀛讲得很对，他说够“哥们儿”，我说够朋友，够一个中国人，够一个被人称为是时代的社会的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

大学是有灵魂的。真正的“大学”不在于“大”，而在于“学”。1997年，启功先生为北师大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启功先生曾这样阐释其含义：“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具言之，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问、知识和技能;学为人师，就是要使“学”能成为后学的师表。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品行;行为世范，就是要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成为社会的模范。

辛勤的耕耘换来的是丰硕的收获——

1987年，黄药眠先生去世时，北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只有童庆炳一个正教授。童庆炳团结教研室同仁，从培养青年教师着手，壮大队伍。不到十年时间，形成了七位正教授和一批青年教师组成的完整的学术梯队。文艺学学科团队全体成员锐意创新，攻关一批批前沿性课题项目，推出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一、国家教委科研项目最终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出版后，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二、完成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出版系列著作15部，引起学界瞩目;三、编写出观念更新的《文学理论教程》等教材，至今仍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已有20年之久;四、撰写出版具有开拓性的“文体学丛书”和“文艺新视角丛书”;五、新世纪以来，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和“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这些研究成果在文艺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好评如潮。

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文艺学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评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童庆炳任文艺学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现有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15名，包括童庆炳、程正民、刘象愚、王一川、郭英德、王向远、李春青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同时还聘请罗钢、陶东风等著名学者为校外专职研究人员，聘请钱中文、张少康、尹鸿、高小康等著名学者为校外兼职研究人员，共同从事该中心的重大课题研究。2002年，经过评审，以童庆炳为学术带头人的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童庆炳不仅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生，还培养出了文学博士七十余人——此外，还有全国各高校的高级访问学者如顾祖钊教授、邓新华教授、李旭教授、方锡球教授等多人，其弟子和再传弟子遍涉古今中西的各个研究领域和各个专业，他们中有的在某方面超越了童庆炳的研究视野，而这些都一无例外得到了他的激励和支持。当年，童庆炳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快乐;而如今欣慰地看着后学的成长，他又感受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幸福。为此，他由衷地说：“感激你们，我的学生，你们给我以安慰、愉快和自豪，并使我年轻起来，即使现在你们摆开架势与我争论，我也一样地为你们感到安慰、愉快和自豪，因为你们终于成长了。” [12]

迄今为止，童庆炳出版了各种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1984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二十年后(2004年)，童庆炳再次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获北京市“先进党员”的称号，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被任命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文学组首席专家(责任人)。2007年，童庆炳连任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同年，童庆炳被北京师范大学评选、聘任为“资深教授”，同时获聘的还有教育学院顾明远教授、历史学院刘家和教授和心理学院林崇德教授。他们不用退休，将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终身!2014年9月9日上午，在我国第三十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习近平亲切接见了童庆炳等资深教授和院士，习总书记一听说童庆炳是莫言的导师，非常高兴地唠起了家常，谈起了文学，以至没了时间跟后面的几个老师握手……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童庆炳寄语中青年学子：

我们这代人已经在风雨中走过了我们的学术生涯，尽管我们也还可以贡献剩余的力量，但学术界的主力是中青年一代。我们寄希望于这一代，希望他们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我一直很推崇一句话，叫“有待乎内，无待乎外”。“有待乎内”，就是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内心有所体会，有所收获，这是一种内在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无待乎外”，就是做学术研究要能够正确面对外界一切，坦然面对风雨，淡然面对名利，不要等待外界给你什么。其实，外界给你什么，不给你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很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心的收获。朱自清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说是“有待乎内，无待乎外”。[13]

正是有了内在价值的支撑，童庆炳抵挡住了各种外在的诱惑，无论外面的世界何等纷乱，他都镇定自若。“有待乎内，无待乎外”，这一人生格言表达了先生对弟子们殷切的期望。

3.作家眼中的理论家

在中国当代文坛，一般情况下，搞理论研究或评论的不能创作，搞创作的呢，无法作理论研究或评论，兼而能之者少之又少——这自然造成了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略显“紧张”的微妙关系。作家通常不怎么把文学理论家当回事，虽然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他们的作品发表以后常“请”理论家帮自己鼓吹鼓吹，其实打心眼里尊敬或佩服的却寥寥无几。有的作家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看理论家写的东西，说不看还明白，越看越糊涂了。理论家一般也对作家不服气，总觉得已然逝去的那些大师才是真正的作家。不过，有意思的是，理论家的成果水平如何，一般多由理论家来裁断，而极少由作家来品头论足。难怪有人非常形象地把作家和理论家比作一对总是吵架又总分不开的“夫妻”。童庆炳既搞理论研究(文艺评论)，又搞文学创作，这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是比较少见的。童庆炳现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他在理论界和创作界之间穿梭，“如鱼得水”——这不能不归功于黄药眠先生当年对童庆炳的谆谆教诲。

黄药眠先生曾经问过童庆炳：你讲文学理论，讲概念、下定义，你知道哪些概念和定义对创作是有用的?哪些是用处不大的?童庆炳摇了摇头。黄药眠先生说，你应该去写写小说、写写诗歌和散文，不论写得怎样，你都会有体验;这样，讲课时就知道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必须下大力气讲清楚，哪些概念是不太重要的，不必下太多工夫。在黄药眠先生的鼓励下，1980年，童庆炳与夫人曾恬根据听来的故事，加上几十年的生活体验，合作写了第一部十万余字的中篇小说《生活之帆》;同年7月，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生活之帆》由时任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当代》文学杂志主编的秦兆阳先生审稿，他对这部小说赞不绝口，认为是“伤痕文学”当中很不错的一部。“这是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质朴无华的语言，生动细腻地描写了梁蓉蓉、穆长生相亲相爱，然而又是不幸的生活遭遇;同时塑造了社会的畸形儿—霍大明这种道德败坏、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物，涉及到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些问题。”[14]小说第一次印刷了七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收到全国各地读者五百多封来信。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朋友们也纷纷来信祝贺，说“我们这里也升起了你们的‘帆’”!黄药眠先生看了小说以后说：“你看，你写得很不错嘛，写得很好嘛，我觉得你是很有希望的。”

1988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童庆炳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它分上、下两部，讲的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一部描写当代大学生活的小说。作品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展示了丛小华及其女友范小乔同他们前辈在思想性格上的冲突和差异，透射出两代人面对沉痛的历史教训和严峻的现实生活，共同去探求、去开拓、去进击的精神风貌。对父子之情、母女之情、青年男女的初恋之情，小说都写得自然宛转，真切感人，回味无穷。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写了《人间有真情——简评童庆炳长篇新作〈淡紫色的霞光〉》一文，盛赞这是“一部角度颇新的描写当代大学生生活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有新意有深度的长篇结构”，小说崇尚写实，“写情胜于写理”，“真切动人”。

200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庆炳的散文随笔集《苦日子甜日子》。这部集子前三部分是散文，分别抒写了自己童年时代生活、四十余年北京生活的感受，以及在国外教学的一些经历和观感，第四、第五部分则是文论和美论的随笔。记得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在风雨沧桑几十年后，童庆炳“脱下了枯燥的理论大袍”，不像时尚的文化散文那样兜售所谓的文化知识，而是以亲切、酣畅的笔墨，平实地讲叙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语言娓娓动人，结构浑然天成;这些洋溢着生命诗美的佳构，一如童庆炳的长篇小说作品，情真而辞切，让人读了怦然心跳，情感涌动以至热泪盈眶。

作为作家型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对人生有着非常独到的理解：“人生的全部在你感性与理性全部展开的过程中。你能忍受贫苦，你也能享受富有，没有体会过贫苦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生。你能够哭泣，也能够欢笑，不曾哭泣的人不能体会真正的人生。你尝过挫折和失败的痛苦，也有过成功的喜悦，没有尝过挫折和失败的人也不能领略真正的人生。你能够在黑夜中坚守，也能在阳光下劳动，没有尝过黑夜中坚守的人也不能领略真正的人生。你能欣赏春天的美景，也能忍受冬天的严寒，没有经过严冬的人不能体会真正的人生。你有清醒的理智，也有丰富的感性，没有理智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人生。啊，人生的全部就是你是否尝遍了生活的甜、酸、苦、辣，是否经历了风、霜、雨、雪，是否体验了阴、晴、圆、缺!”[15]正是基于对人生真谛的这种彻悟，童庆炳合理地对待理论研究(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他看来，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但是他们合作共同产生了意义，都是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都是对时代的认识;不同在于，理论研究(评论)是一种哲学的、社会学的认识，而文学创作是一种直感的认识，理论家创造的世界与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世界同样重要。童庆炳认为，越是名作家、名艺术家的创作就越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批评，因为这些作家、艺术家有广大的读者，它们影响很大，读者对他们期待很高，所以评论家不但要对艺术负有责任，而且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评论家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学理念。

1988年秋天，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童庆炳和何镇邦被任命为这个班的总导师，除了为这个班设计课程、延聘讲课的教师和辅导创作的导师之外，还亲自为这个班的学员讲课，童庆炳给这个班的学生开设了“创作美学”课程。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刘恪、李本深、徐星、萌娘、杜远、肖亦农、白冰、何首巫等;其中，莫言、刘震云等人在当时就已成名，其中的大多数则在学习期间起步，在毕业后才逐渐成了“大腕”作家。面对学员中的这么多“能人”，童庆炳之所以敢讲“创作美学”，就是因为自己有创作的体验，所讲的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贯穿了自己的创作体验。童庆炳从1988年开始认真准备讲稿，无论是对所讲的题目，还是对具体内容的阐述，他都深入地思考，颇下了一番功夫。“创作美学”的讲稿写了满满五个硬皮笔记本。

童庆炳从1989年春开始上“创作美学”课程，每周四节，共十六次，即十六讲。他对所讲的问题都力求做到既有根据，又有新见;既讲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也讲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既讲理论，也分析作品;既介绍别人的观点，也谈论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既分析大作家的作品，也分析学生已发表的习作——如结合主要理论观点透辟分析过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新兵连》、毕淑敏的中篇小说《昆仑殇》等等。他们虽然能写出好的作品，但不能解释哪个地方写得好、写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符合了文学理论的什么规律。童庆炳在课堂上分析这些作品时，作家们听得两眼发光，听得津津有味。“创作美学”课程深深吸引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四十多位学生，几乎无人缺课。据何镇邦的回忆，童庆炳每次上课，简直就是研究生班的节日，学生们那种聚精会神听课的态度是别的课少见的。[16]童庆炳能够受到那些惯于挑剔又常常自负、藐视理论家的作家的如此礼遇，近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余华是当代作家中思辨与感受兼长的一位，他对童庆炳的“创作美学”课程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童老师的课之所以吸引我们，我想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童老师的教学风度，童老师上课从来不是强加给我们什么，而是用一种与学生讨论的方式上课。这不仅仅是我们班的学生这样认为，童老师其他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也时常会和我谈起童老师平等待人的学术作风。第二点是童老师的学术风格，在我印象里童老师讲创作美学时，从来不说大话和空话，而是以严谨的逻辑和独特的感受吸引我们。这也正是童老师的学术基础，清晰的思辨和丰富的感受相结合;因此上童老师的课，我们不会因为过多的思辨缺乏感受而感到枯燥，也不会因为感受太多缺少思辨而感到凌乱。”[17]

毕淑敏当时是国内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从不缺课，是童庆炳记忆中最好的一个学生。在听童老师讲课时，她“常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动”，甚至将自己“弃医从文”的经历与童老师的课联系在一起。她说：“……童老师的课程，在我这一学生的人生道路选择和转变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我看到了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风度和修行，我被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献身所激励。他使我感到了文学的美丽和魅力，使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充实和自信。”在毕淑敏的眼中，童先生“把枯燥的文艺理论讲得流光溢彩，闪烁着湿润高贵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学养为经纬，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生动的例子随手拈来，如同精致的小品，点缀在精工细作的博古架上，既浑然一体，又处处生辉”。她说：“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将理论作这般大智若愚的表达，背后是举重若轻的内力和一种对文学的雄浑参透。”[18]

当然，逃课的情况偶尔也发生，比如莫言。但他十余年后回忆起来后悔不迭，说“逃童老师的课”是“一个重大的遗憾”。莫言坦言：“一般地来说，研究创作美学的书与作家的创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作家更不会用创作美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当年我之所以逃课大概也是存有这种心理。但在我毕业之后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地感到当初的认识是肤浅的。作家固然不是在学了创作美学之后才会创作，但一个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实践的作家了解一点创作美学，对于他今后的创作肯定是很有帮助的。我记得童老师在讲授‘形式情感和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经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我一直也弄不明白这堂课为什么让我如此难忘，直到近两年来，在我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后，才省悟到，童老师这堂课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小说秘诀，那就是：轻轻地说。”[19]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1月22日，莫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在受聘仪式的致辞中说到：“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学生取得荣誉的时候，退到身后。正是童庆炳先生的鼓励帮助，他得以完成硕士论文，可以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自己是北师大文艺学硕士。”“在学生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这句话里包含一个故事：1988年，莫言在学习期间跑回山东高密给家里修房，逃了四周的课。童老师上的“创作美学”课也没有来，何镇邦老师打电话把莫言叫回北京。有的老师扬言要开除莫言的学籍，莫言紧张地来到童老师家，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改正。童老师安慰他说：“开除一个学生是容易的吗?您的学籍在北师大，北师大开除一个学生要校务委员会通过。您放心好了，我给您顶住，您改正了，就没问题了。”由于童老师的支持和帮助，莫言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拿到了北师大颁发的硕士学位。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童庆炳特别低调，拒绝任何记者的采访，也拒绝写文章。在童庆炳看来，这是莫言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是莫言创作才华横溢的表现。童庆炳说，自己非常喜欢毛泽东的这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作为莫言的导师，童庆炳此刻心里所有的就是“欣慰”二字而已[20]。

童庆炳与他的作家学生的关系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关于理论家与作家关系的模式化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与讲述文学理论?特别是如何研究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可以说，童庆炳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在这世界上，有一种永恒的精神，它必定会“薪火相传”下去!

师魂永在!

我相信!

 

 

[①] 童庆炳：《我的“节日”》，《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②] 蒋孔阳：《曲折探索后结出的果实》，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第98页。

[③] 曹凤：《永远的感激》，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63页。

[④] 童庆炳：《我的“节日”》，见《苦日子甜日子——童庆炳美学随笔》，第64页。

[⑤] 周小仪：《我心目中的童庆炳先生》，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68页。

[⑥] 陶东风：《坚持自我 包容他者——童庆炳先生印象》，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35页。

[⑦] 童庆炳：《宽严相济》，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7237。

[⑧] 童庆炳：《治学小言：优良学风存在于过程中》，《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⑨] 童庆炳：《治学小言：优良学风存在于过程中》，《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第303—305页。

[⑩] 曾恬：《老伴儿》，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92—93页。

[11] 周小仪：《我心目中的童庆炳先生》，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67页。

[12] 童庆炳：《人生七十感言》，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5页。

[13] 童庆炳、黄春燕：《诗恋人生，诗性守望——童庆炳先生访谈录》，《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5期。

[14] 童庆炳、曾恬：《生活之帆》的“内容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 童庆炳：《人生七十感言》，见李春青编：《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第7页。

[16] 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17] 余华：《思辨与感受结合》，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三”，第11页。

[18] 毕淑敏：《学者的天真》，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三”，第12页、第12页、第13页。

[19] 莫言：《轻轻地说》，见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之“序三”，第9—10页。

[20] 安琪：《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访谈》，《教师月刊》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