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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能打开一点点微光 就是莫大的荣幸

2015-05-15来源:学者在线 作者: 雪晴收藏

【进入梁鸿空间】

她刚上完一天的课,那双有着宽厚双眼皮的眼睛,慈眉善目中稍带一点儿疲惫,但声音却是铿锵有力的,略显粗犷的五官,配上侧分的齐肩短发,倒显得知性利落,别有一番力量感。这绝非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人,否则,怎会“打鸡血似的”深入一线、直面现场,克服了苦累脏,只为记录农民的矛盾与伤痛?

她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梁鸿。采访前几日,她刚刚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对于荣誉,梁鸿极其轻描淡写:“我对奖项本身看得不那么重,并不觉得获奖就意味着什么,无论是文学研究,抑或是‘梁庄’系列作品的写作,这些都是我自己热爱的事。”

人民文学奖的评委会曾评价道:“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中国在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

【蘸着艰辛写人生】

梁鸿,1973年生于河南穰县吴镇梁庄(30余年后“梁庄”因她而出名)。这是一个多子女的农村家庭,家有六个女孩、一个男孩,梁鸿排行老五。梁鸿8岁的时候,母亲瘫痪在床,8年后母亲便去世。这个大家庭的重担,由能干的父亲一个人扛着。“记得童年有个夏天,我们在院子里睡觉,半夜狂风大作,暴雨突至,我突然醒来,父亲抱着我拼命往屋里跑。我记得那刻的恐慌和父亲的胳膊。而母亲,我是永远没有这接触的记忆了。”梁鸿说。

岁月多砥砺,梁女自颖悟。大姐常用“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鼓励她,梁鸿也争气,15岁时考上了邓州师范学校。18岁师范毕业,梁鸿被分配到一所乡镇小学教书,她把年幼的妹妹接来,边工作边照顾妹妹。“当时就有人来提亲,对方是城里人,家里有房子。我姐姐、姐夫都劝我同意,但我不甘心,我觉得生命不应该停在这个地方。”梁鸿回忆道。

工作三年后,梁鸿考入南阳教育学院,脱产读大专。大专读完,她又通过了本科自考,1997年进入郑州大学,开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学位。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梁鸿进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

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到知名大学的教师,一路走来,梁鸿蘸着不寻常的艰辛,果敢书写自己的人生。翻阅她十五岁至十八岁的日记,那时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学青年,通篇担心的竟然就是自己当不了作家,苦恼的是找不到合适的题材。回顾当年,梁鸿坦言:“其实连文学的门儿都不知道在哪儿呢,真是痴心可嘉!”现在看来,当时那位十几岁的姑娘,着实预见了自己的人生。

【梁庄的女儿写梁庄】

然而,对于“逆袭”之后的道路,置身其间的梁鸿不仅没有“享福”,反而觉得异常焦灼和痛苦。

“在经历了多年的学术思考之后,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如果你笔下的术语、心中的情绪和现实生活、历史之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就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思考。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梁鸿自述道。

河南省穰县梁庄村庄一角。

于是,自2008年至2013年,梁鸿利用工作之余,对梁庄人的生活全景和生命状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2008、2009年间,她用近5个月的时间回到梁庄,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耐心地听留守的乡亲讲述自己以及乡村的故事:五奶奶11岁的孙子被淹死了;留守的王家少年白净内向,却强奸并杀害了82岁的老太太;在外做生意、颇有前瞻性的焕嫂子在生了7个女儿后,仍旧想生个儿子……如此,一个村庄近40年来的变迁故事展现在她的眼前,2010年11月,非虚构长篇著作《中国在梁庄》面世。

大年初一,梁鸿和梁庄人在一起。

诗人冯至在《看这一队队的驮马》中写道:“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仿佛鸟飞翔在空中/它随时都管领太空/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2011年,梁鸿追随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奔赴全国各地,来到西安、南阳、广州、青岛、郑州、厦门、深圳等12个城市,采访了340多名外出打工者……2013年3月出版的《出梁庄记》讲述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主要人物有51位,外出务工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有26个,外出务工时间10年以上的有15个,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16.7年。其中,“二哥”夫妇在西安蹬三轮车挣钱,忍下了见不着孩子的心疼和起早贪黑的辛苦,还是遭遇“城管抢劫”和“市容罚款”;在青岛镀金厂打工的小柱是梁鸿的堂弟,因为长期没有防护措施地接触剧毒氰化物,不满40岁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但没有人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中国有近2.5亿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然陌生,对城市却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

在西安蹬三轮车的人。

随父母来到西安的女孩,通常在城中村的巷道里写作业。

在这五年时间里,梁鸿几乎一直是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她要在业余面对几百位乡亲,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中听来不同的故事,还要查阅各种资料、采访对话、拍照、整理录音照片、写作等等。夏天酷热,冬天严寒,在乡村大地和城市的边缘地方奔走、停留、聊天、调查,这些都需要时间、勇气和决心。她坦言,自己是一个走出乡村、“被城市化”的代表,在重返故乡、和乡亲们同吃同住的过程中,曾多次想要逃避,比如吃菜时想起表姐在肮脏的厕所里洗菜的情景,只能强忍下咽;看到亲戚家的马桶黑乎乎的,感到难以忍受;在漫天的尘土,遍布的垃圾中穿行时,觉得真是太脏了。“过程中打过退堂鼓,但还是坚持下来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悲壮,说是爱好像太浮夸,说不是爱其实又是。应该说确实有一种感情在支撑,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做完,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把看到的梁庄相对深入地书写出来。”梁鸿说道。

【在河流里感受悲伤】

“书中的‘我’是以梁庄女儿——而不是学者身份——回到梁庄的,因此,无论是悲伤、欢笑,还是倾听、心跳,都来源于我个人的生命、记忆和情感深处。书里的人物也都用亲属称呼来命名,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但我关注的重点不是物质的贫穷,而是精神的困境。”梁鸿表示,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她采用的是人物自述的写法,尽最大努力让农民自己发出声音,让人们既能理解农村的生存状态,更直接地体会到农民真实、矛盾的内在情感。

“我是无意间选择了非虚构,在写时没有想过要用非虚构这个概念来写梁庄,所以并非是在清晰的理论意识的指导下写的,可能作品本身也不是标准的非虚构文学,但是却有非虚构的属性。书里的情感成分也被许多人非议,认为不够客观、不够节制,但我真的没有过分夸大自己的情绪,我还压抑克制了很多呢,我只是把情绪坦诚地表现出来。”梁鸿坦言自己与非虚构文学纯属邂逅。

可以说,梁鸿的“梁庄”系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学术界对于非虚构文学的研究热潮。然而,非虚构文学在今天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普遍对其认识不足的重要原因,就是非虚构文学理论体系的陈旧、贫乏、落后。传统文论均以“虚构”为中心,而“非虚构”理论基本阙如。正因非虚构文学缺乏科学、合理的价值标准,因而人们不但对其创作现象莫衷一是,而且不愿重视或不敢承认其思想文化内涵与理论价值。对此,梁鸿透露,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邀请她做非虚构文学理论的探讨。“非虚构文学在中国是比较新鲜的说法,短短四五年有许多非虚构文本出来,但这些文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到底和虚构文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联系,以及我们要怎么界定非虚构文学等等,这些都需要梳理。”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梁鸿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审慎之思。反思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梁鸿告诉记者:“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更困顿了,但这是更加深刻的困顿。因为我看到了更复杂的人生和社会,看到了现实的肌理和纠结,所以是了解之后的、有现实支撑的、更具可辨析性的困惑,而不是站在河岸旁边喊‘啊,生活太悲伤了’,那太没意义了!如今我是在河流里感受悲伤。”

【不想成为“祥林嫂”】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是因为,父亲脸上盛开的花朵,那流溢出来的快乐实在诡异;还有,那一年,全家人,包括来帮工的人,都长了疥疮。我的手缝里、胳膊上、屁股上、腿上,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那半年时间,我只能站着上课,至今,腿上仍有铜钱大的深深的疤痕。但奇怪的是,这些痛苦都被忽略了,大家都被‘挣钱’、‘南方’鼓舞着,对眼前的困窘视而不见。每晚睡觉前,我们的功课是互挤脓疱,看哪一个成熟了,按下去,看黄色的脓液飙出去,彼此取笑着。”这是梁鸿新近出版的随笔作品《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的文字。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写了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出梁庄记》写了迁徙、流散在外的梁庄人,那么,《历史与我的瞬间》里的梁庄,则是梁鸿自我反思的梁庄,在其间,梁鸿第一次对自己进行了梳理。

此外,梁鸿还勇于超越自己,她不想成为“祥林嫂”,开口闭口都是“梁庄”。她说:“我不是不愿意再写梁庄,只是对于写作者来说,你不能总停留在过去,你不能觉得这就是你的全部了,你得往前走,你的写作要往前走,你的整个思维要往前走。”

去年,梁鸿在《上海文学》杂志开设了新专栏《云下吴镇》,专栏每篇一个故事,每篇都是新的语言、形态和结构,只为展现吴镇人物的精神形态。“写梁庄,我觉得非虚构是最合适的表达形态。但当想到吴镇人物的时候,我觉得非虚构不足以表达,我想展现他们内心的精神空间。所以我在写吴镇的时候用了一个新的方法,介于非虚构和虚构之间。吴镇的人物不再是地道的农民,他们离开土地,在小镇上做各种生意,有小公务员、流浪汉和各种非常复杂的人。”梁鸿透露该专栏的文章将于九月份结集出版。

“二十多年来,德泉一直在这个地方靠着,直到成为那拐角的一部分,一团固定的阴影,一块去不掉的牛皮癣,一个可有可无的突起。人们从他前面转过去,再也不会多看他一眼。人们知道他叫德泉,但也像不知道一样,把他给彻底忘记了。可是,在偶尔看到苍白高大的德泉以空荡荡的身躯梦游般走过吴镇时,也有种被震慑的感觉。”《云下吴镇》的第二篇《圣徒德泉》写这么一个流浪汉。他在吴镇呆了好多年,因为神经错乱,他经常要去救人。一个小孩经常被他父亲打,一天晚上他就破门而入,抱着小孩说:“我来救你了。”但是这个小孩被紧抱得差点窒息,后来流浪汉遭到群殴……“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但是他又抱着救世思想,极其荒诞。”梁鸿介绍道。

【除掉“美图效果”,展现乡村“素颜”】

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今年被搬上银屏后,从开播到圆满收官,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引发很多人重读路遥小说的热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梁鸿说:“看到作品中的孙少平、孙少安,你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而不是这个民族的命运,这是路遥的小说与其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区别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平凡的世界》刚刚问世时,评论界曾给予“差评”。对此,梁鸿认为:“这种抒情性描写在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有人会说是过时、落后的。但是它为什么有恒常的生命力呢?是因为它跟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生活一直息息相关。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现实主义方式,它通向一种略带民族性的、古典式的路径。我觉得他对我们当代的文学发展有非常大的启发。”

“我国的乡土文学往往带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俯瞰’视角。”梁鸿说,农村在这种“俯瞰”中蒙了一层乡愁的雾,成为了“被悲悯”的对象。这种视野从鲁迅的《故乡》到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写作再到今天,一直都存在。梁鸿认为这类风格的作品是必需的,但同时将视线放低,剔除掉乡愁、启蒙等附加的“美图效果”,展现一个特别实在的乡村“素颜”,呈现出当下农村多样的生活状态同样必不可少。“我意识到‘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生成性,自晚清以来它一直处于被塑造中。我打算六七月份开始研究晚清到民国初期,知识分子怎么塑造乡土中国的概念。”梁鸿透露。

“路遥之所以能够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语境,在今天依然有阅读的价值,是因为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路遥怀着极大的责任心,对所处的时代做了切实思考,对当时的社会做了深刻观察,他特别希望找到某种出路,作家把他自身的血、肉、责任、民族情感、国家命运都容纳到作品里边,它构成一个广阔的大厦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平凡的世界》就不是今天这种传播状态了。”梁鸿坦言:这种责任感、这种对现实的关怀和思考,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作家的心灵一定是,对这个社会的现实有容纳度,对人性有某种思考度,否则的话,作家能做什么呢?

【无用之用:以柔软冲淡坚硬】

“什么是现实?当它没有进入到你心里的时候,你永远看不见。一个作家抵达现实的前提是,要对你所书写的生活,对你所处的大地、城市、空间和人的精神维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梁鸿在学校教的是中文写作和中国文学史,她经常鼓励学生睁开眼睛看自己身边的生活:“简单的了解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不去了解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了解现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认真看周边的生活,去发现生活内部复杂的真相和肌理。“听故事和看现场是不一样,直接看到能感受到生活广阔的面貌,思想的震动和冲击是非常大的。”

与此同时,梁鸿对于学者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社会是大的政治机器,不是人文机器,社会进程和文学文本很难达成一致,文学文本改变不了现实,也无法直接干预现实,不能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人文学者要意识到你的限度,这种限度可能让你觉得无力,让人悲观也很正常,但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可以在这个限度内做到最好。人文有它的影响,是‘看不见的手’,是无用之用。”梁鸿告诉记者,作为作家,一本书有人读,能打开人的思维空间,哪怕是打开一点点微光,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当然也有人会畏缩起来,觉得反正我有限度,那我就不去参与现实了。”但梁鸿认为对于学者而言,有问题意识还是很重要的。她说:“学者不能只做书斋里的学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学术是种学问,是种思辨,有问题意识才是有根基的思辨,没有根基的思辨就是语言游戏。而问题意识,一方面来自你对于文本文献等资料的梳理,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学科跟大的社会语境有一定关系的话,那对现实也应该有所了解,否则可能在学科方面会有视觉上的盲点。”

近年来,梁鸿时常参与各种关于城镇化建设的研讨会,以深入对乡土中国、乡土文化及现实问题的思考。梁鸿主张用柔软冲淡坚硬:“我不反对城镇化,但我反对那种摧枯拉朽式的、要求任何个体都必须牺牲自我的城镇化发展。我们太缺乏多愁善感了,太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对个体情感和生命感受的尊重了,常常忽视了那些柔软的情感。人文学者的任务就是冲淡坚硬,不能让社会继续坚硬下去,不能让人心变得冰凉,不能让制度变得太过粗暴。”

【“我很享受生活和艺术”】

如果说奖项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各界的肯定,那么梁鸿可谓广受好评。自2008年以来,她多次获得“年度散文家”、“年度作家”等重要奖项,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4年曾荣获中央直属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作品《中国在梁庄》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文津图书奖”、“最具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奖”等;作品《出梁庄记》获得了国家级奖项“中华优秀出版物”、“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项大奖并进入年度好书榜。

可以说,梁鸿很红也很忙,采访过程中她的电话、短信、微信、邮箱响个不停,太多人找她了,有交论文的,谈出版的,邀讲座的,叫吃饭的,还有家里修水管的。

“我喜欢忙,也享受忙,所以完全是自己在找忙!”梁鸿极具感染力的“哈哈哈”笑声,传达着她那率性爽朗好相处的性格。这不禁让记者心生感佩,能游刃有余、从容自如地应对周遭纷繁的,毕竟是少数。

梁鸿还一再提醒记者:“但是生活也很重要,我享受生活、阅读和艺术。我不是为事业而不顾家庭的人!”

似乎在每个母亲的眼里,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舒服。梁鸿在微信里就透露了“大龄母亲的失态”,她满怀爱意地看着自己10岁的男孩,“花痴般”地赞叹“挤柠檬那么帅、背影那么销魂,吃芒果头发都能飞起来”。

“跟全职妈妈相比,我陪儿子的时间肯定少一些,但跟一般的妈妈比我肯定是合格的。他上学我教学写作,他放学我下班,出差时我也会尽量把他带上。”梁鸿告诉记者。

“一天不读书就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买书是一种病,哈哈,看看书桌,就知道病有多深。”泛读主义者梁鸿如此调侃自己爱书成癖的习惯。在“梁庄”系列写作过程中,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詹姆斯·C·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统统都是她的“囊中读物”。

梵高作品 自画像

“几个贫穷的人低着头/在贫穷的房里剥土豆/却象是永不消溶的冰块”冯志曾如此描述梵高的画作。梁鸿最喜欢的艺术家,正是梵高。“每次看他的画,都悲伤得想哭,又深深地被吸引,仿佛那画中有另一个自己。那自画像中绝望的绿眼晴,穿越虚无而卑琐的人间,冷酷而热烈;那星空内部的漩涡,是要把人吸进去的;那双带着泥土温度的鞋子,依偎在一起,孤独得相依为命。一个人该怀有多大的爱,才能画出这样的世界。”一说起梵高,梁鸿就滔滔不绝:“正如文学用语言寻找层次一样,梵高用颜色去寻求鲜活,他对色彩有真正的理解力和描述能力。我最喜欢他的《吃土豆的人》和《鞋子》。梵高对微小事物、对普通人的关注,都给我强烈的感情冲击。看他的画,你能感受到他那热烈又谦卑的心灵。”


梵高作品 星夜

梵高作品 吃土豆的人

梵高作品 一双鞋

梵高作品 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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