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有何功用？

编者按：儒学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儒学的现代价值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因时而异、常讲常新、纷无定论的活话题。那么，在“大国崛起”的背景语境下，特别是在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儒家思想究竟能对中国现代社会发挥何等功用?对此，龚鹏程、刘泽华两位教授观点迥异。

观点对对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今日儒家最大的价值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

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儒家“道尊于势”

记者：今人对于儒学，有哪些比较大的误解?

龚鹏程：一是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政治挂钩，二是说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其他的也骂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根本不懂。

记者：对于这两点，你是如何回应的?

龚鹏程：说儒家跟封建专制挂钩，这是延续18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嘛!因为这所谓“封建专制”的概念就不是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时的封建。专制呢，是相对于西方人自认为是“自由的欧洲”而说有一个“专制的东方”。西方在殖民东方、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么一种论述。现代中国人却把这套西方对中国的鄙视，拿过来做自己的观点，真有点像北齐时“汉人学得胡儿语，却立城头骂汉人”呀!对于儒家到底是什么，可以说完全无知，这是第一。

第二，这一套西方论述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接受呢?那是因为反清、反帝制，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从这个角度去设想，所以乐于大骂中国自古以来是帝制、是专制。而中国长期是儒家思想主导，所以又连带骂儒家是帝制的帮凶。因为历代帝王都尊儒嘛，所以认为儒家是帮凶。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道尊于势”。即使你是帝王，也要承认有一种文化力量是高于你的，皇帝都得要到孔庙去拜。

近人不了解中国历史，受压迫以后有一种屈辱感，产生的恶气全部发泄在祖先头上，对很多历史的解释也完全颠倒了。

记者：第二点“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就很常见了。

龚鹏程：受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常认为古代是传统社会，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两方面来批评我们不需要儒家了。一是说儒家是出现在古代农业时代的一种思想，现代社会早已脱离了农业社会，拿一套旧思想怎么应付新时代呢?第二是说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正是因为传统社会里有种种问题。所以传统思想不但不适用，而且是需要打倒的，若还被传统思想笼罩了，就根本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以上这些都是现代比较普遍的心理态度。这类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思想跟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社会本来就没有限制性关系，如果有，那请问思想怎么传播呢?发生在希伯来地区的基督教思想，为什么整个欧洲、美洲等等都可以接受呢?因此，如果某种生产关系才能出现某种思想、某种思想创生于某个时代就不可能被另一个时代所用，这些想法都是违反常识的，不幸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的文化想象，实在不可理喻。

儒家主导，一治一乱？

记者：还有一种声音，大意是说儒家主导的古代中国，总是陷入一治一乱的怪圈当中，虽然文明发达，但总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

龚鹏程：社会一治一乱，本来就是常态。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盛衰老壮，当然也没有长治久安的国家。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你能举出任何一个不是一治一乱的吗?

第二，中国相对于西方，纵使历史上有治有乱，但埃及文明消失了，巴比伦文明消失了，古希腊文明也消失了。现在的希腊人难道还是古代的希腊人吗?中国相对于其他古文明来说，是惟一能够延续的，也是最稳定的，强盛的时期也最长。就是衰乱了，文化的再生能力显然比较强。

再者，所谓外族入侵，其实是世界各民族在互相竞争。我们看历史就会发现，从来没有一个霸主永远是老大。比如匈奴也强大过，可是它被汉朝打败了。当北匈奴向欧洲方向迁徙时，当时欧洲人都挡不住它，可是匈奴人是中国赶过去的啊。又如南宋是被元朝灭了，可是元朝那时候多强啊，整个西方都挡不住，抵抗几乎没有超过一年的。可是南宋独立对抗蒙古多少年呢?我们不强调我们的德行与文化、不强调守御的力量，而去强调中国打败了，那哪个民族没败过呢?从前古波斯多强啊，也被灭了;希腊盛极一时，也灭了;埃及一样灭了。现代人由民族屈辱感所形成的历史观、文化观都是歪七扭八的，以此来诟病中国、诟病古代，细看都很荒谬，因为带有高度的情绪性。

记者：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下没有数百年不败的政治，也没有数百年不坏的制度。

龚鹏程：这讲法也不是钱先生自己的，因为中国史家本来就这么说，一治一乱是事物本身变化的一个规律。因为承平日久，人会懈怠，文明缺乏了新的东西，当然也就会迟缓下来。还有，有时候我们集中心力防范某种病出现，但没想到还有病在其他地方发作。明朝方孝孺不是写过《深虑论》吗?每个国家在立国时，都深思熟虑，想前朝为什么会衰，我该如何防备。

例如宋朝就看到唐朝的乱，所以它要控制兵权，要弘扬文教，整个政策是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他们没想到出现了新的局面，故无法应付北方民族的崛起。这使它很长时间没法应对，整个北宋基本处于挨打状态。但南宋就开始有反击、有进攻，长期处于对抗形态，相持时间比较长。因此每个朝代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历史，历史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也带来很多感叹。

儒者要令人产生向往

记者：现在很多人自称为儒者。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人是不是儒者，您是怎么看的?什么样的人在你这里可以称为儒者?

龚鹏程：人能不能称为儒者，不是看他的旗号，也不是看他的声称，要看他做了什么。第一，他必须是有点学问的人。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光说我修身，这可以成为一个乡下的好人，但能自称是儒者吗?现在很多人在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强调修身，而在知识学问上不讲究，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了。《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学”当然包括了实践，但文献知识也是必要的，所以荀子劝学就说始于读经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学问，没有学问谈什么儒者呢?

第二是这学问还不是泛泛说的一般学问，是从经典上来的。一个学者可能知道得很多，但如果他在经典上没有功夫，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上没有继承，则他可以成为学者，但不能号称是儒者。

第一要有学问，然后这个学问还要有传承，跟经典是相通贯的。第三是实践，它是以讲学实践呢，还是以社会实践，还是政治上，还是家庭社会上?总之他要确实体现了他的学问，能在为人处事上体现出来。

记者：就是说能够“变化气质”。

龚鹏程：对，第一要能够变化自己的气质，是个君子而不是禽兽。第二，儒者出于司徒之官，故他还必须能够教化别人、感染别人，而且兴起风俗，在朝在野都成为一个典范，引发别人对这样一种风格的向往，才能够成为儒者啊!

重新改造现代社会

记者：儒家在今天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有什么用?或者说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龚鹏程：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就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因为背离了儒家整体的思路，所以造成了种种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些人在骂儒家或说古人怎么不好。可是不管儒家或古代好不好，我们有没有先想想自己?儒家的思路正好是倒过来的，现在都是骂别人，要不骂祖宗，要不骂西方侵略我们，总之是怪别人。那我们有没有想想自己呢?有没有反求诸己?我们这个时代，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了半天，最后追求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一，这是个生态完全破坏了的社会;二，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体制你喜欢吗?三，我们所得到的教育机制你认可吗?……这种名单可以无限开列下去。

只要平下心来看，大家都会承认这个社会我们是不满意的。但对于如何继续走下去，许多人仍是迷信，是执迷不悟，说现在只是还没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还得继续追求下去，一切问题都是因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认为哪个国家实现了呢?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又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工具理性，有头没心、有脑没心嘛!而生态之恶化更是不用说的。还有，机械文明、科技发展到底又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人文的社会吗?你就算去国外生活，外国思想家不也在批判这些时代病吗?不是在讨论现代社会到底该怎么办吗?高喊现代化一百多年了，如今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个路子到底对不对呢?

儒家的用途，就在于帮助我们反省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在人天破裂以后、人企图征服世界而失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天人合一是有道理的。两次世界大战打死那么多人，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战争、竞争、掠夺之后，我们才会想：人跟人之间要仁爱、发展人跟人之间的关怀、这是不是对的，等等。很多儒家的想法，我们今天才体会到它的价值。可能一百多年来我们否定了的这个方案，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当然它不一定就是惟一的方案，因为西方也在找。可是怎样利用文化资源来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正是大智慧，也是儒家今天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传统更不熟悉，现在说西方，多是鬼扯，多是想象中的西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不懂，西方的传统你更不可能懂啦，人家的东西，给你用你还不会用呢。你想我们中国人学莎士比亚，有世界第一流的莎士比亚学者吗?有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史专家，在美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吗?我们举全国之力，那么大规模地研究马克思，今天我们中国有哪一个马克思学派?有哪个重要的马克思学者在国际上是举足轻重的?虽然马克思在西方带动的社会运动路线基本失败了，但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还是鲜活有活力的啊，还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能做得到吗?所以我们最方便的或最直接的，仍然是回到传统，重新开发儒家的传统资源。我们越了解儒家，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弊端以及未来的解决之道。

记者：在断层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从上到下都有一种热谈儒学的倾向。你曾说过，你是为传统文化打工、为孔子打工。面对孔子、儒学被批评甚至是被污名化多年的现实，你的“打工”的重心，会落在哪些地方?

龚鹏程：文化衰乱至此，理当全面拯救，但我个人心力有限，只能做几点。一是阐释，对传统文脉，如儒、道、佛、文、侠等等的重新疏理，以扭转近世之误解、错解、乱解。这就很费劲啦，须有扎实的研究及入乎其内的体察，我为此已写了几千万字。二是传播，向社会讲明正学。这就需改革教育体制、恢复民间讲学、结合现代媒体。这方面，我也做了些，大学就办了好几所，书院也有好几家。三是再生，让传统焕发新活力，重新生长起来。

再生分两部分，一是物质性遗存(如古迹与历史建筑等)的复建和活化，例如台北林语堂故居、都江堰文庙、山东邹城孟庙、杭州马一浮纪念馆等等，恢复其教育、文化、祭祀功能，不再只是古董或废墟。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这还涉及一般所谓的“小传统”，须使之与传统的主脉连结起来，不只是民俗技艺而已。同时亦须与现代生活连结起来，不仅是保存而已。例如传统的礼乐、祭祀、诗文，便应复兴且介入现代生活。

记者：如何看待儒释道三教会通的观点?

龚鹏程：会通，谁不想?但做得到吗?且不说三教，儒家里的孟荀、汉宋、朱陆或朱王异同，多少人折中调停、试图会通过?结果通了没?佛教里的小乘大乘、空宗有宗、宗门教下、禅的南宗北宗，会通了没?为什么难以会通?因为各家之所以分，确有分的道理。宗旨攸关，不能苟同。故不分即不能成家数、不能显其独到之处。不懂学问的人，说轻巧话、做囫囵事，动辄高谈三教会通、五教融合、万教归一。其实连儒是什么、佛是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去当教主，骗骗更不懂的人。我办过中华道教学院，主持过佛光大学，编过《中华续道藏》《国际佛学译丛》等，深知三教，故不敢这样说。

记者：钱穆先生在《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里提到，“‘改过’为儒学极重大一要目”。儒学的“改过”之说有什么独特之处?

龚鹏程：钱先生说得对，这就是儒家独到之处。特点有二，一是人都可能犯错，圣人如大禹、孔子也一样，所以人人都应改过迁善。上帝和佛陀却都是不会错的，故这是儒学与佛教基督教不同的所在。二是道德自律，靠自我省察，也不靠神佛济渡或上帝赦罪。

林毓生先生最近在北大有个演讲说：“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西方，是宗教传统。现在宗教解体严重，出了很大问题。东方没有这个传统，问题更大。”林先生以此批判现代社会，当然讲得很好。可是他不懂中国学问，所以他不知道儒家强调“改过”的这个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价值。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泽华：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近年来，“儒学热”持续升温，尊孔读经一浪胜过一浪，与之相随的是曲下双膝、顶礼跪拜的现象。这是文明的提升，还是倒退、扭曲?值得再思考。

谈国学、讲儒学的有如彩云遮日之势(因说的天花乱坠)，但国学、儒学的范围何所指，至今未见有清晰的界定。常常看到把国学、儒学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文化复兴、传统文化、传统优秀文化、中华复兴等概念和说法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的现象。有人又提出“新国学”，再分“大”、“中”、“小”。“大”者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56个民族古今者之学”;“中”者“既是一门通学，也是一门专学”;“小”者“定义为‘国故’或通常理解为四书五经”，“用儒家思想表征我们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应是最佳选择”，等等。

国学、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怎么就成了同义语?不讲概念的内涵，任意互换，这违反逻辑。如果把儒学与中华文化、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文化复兴等同起来，且不说儒家中糟粕被遮掩，现在的国人都要儒家化，这能行吗?下面只谈谈儒学。

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学

我与无边际颂扬儒学的诸多学人的分歧，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是否有不同阶段(或形态)?相应的，思想观念是否也有不同的形态?

对历史进程进行形态区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哲人已有论说。儒家把三代乌托邦化也是一种区分。五种生产方式论尽可讨论，但认识的前提是历史进程有不同形态。1999年、2011年南开历史系和山东大学《文史哲》就这个问题先后两次举行过重量级学者出席的研讨会(还有其他的类似讨论会)，论著也不少。尽管诸公对形态的命名、社会结构等有诸多分歧;囿于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位否定“形态”说。

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壮时期，多数陷入硬邦邦的阶级分析方法之中，无论什么思想都可给它贴上阶级标签，我也是信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分子。“文革”之后，我逐渐从这种观念中解脱出来，但至今我仍认为各种思想都有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用力探讨王权支配社会和王权主义问题，说到社会形态，我则用“早期阶级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其后我还是常常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面对诸多新的命名，我总感到难以替代它，而原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压根就不是“分封”问题，而是表述一种生产方式及相关的种种社会关系，即社会形态。所以今天我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更关注阶层、等级、身份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古代的阶级是等级，贾谊就写过一篇《阶级》)，但又有所修正，提出了“阶级—社会共同体综合分析”。

社会有形态之别，思想意识也有形态之别。思想观念与社会存在无疑有互动作用，某些思想观念对社会存在会有某种超越成分，但它的主体必然是对现实社会存在的考察和认识，它的超越也必然是以现实的社会存在为起点，无法与现实的社会利益纠葛脱钩。孔子及其后的儒学是帝王认定的意识形态，对此不应该有异议吧?由帝王选用各种手段使其社会化，对此也不应该有异议吧?儒生大量涌入仕途，依附于王权，升官发财，成为官僚地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也不应有异议吧?儒学确实有关怀、同情民众的一面，但从大局说，儒家主流所论所为，对谁更有利?有些学者试图用“文明”、“文化”、“价值”把孔子、儒家与帝王制度分割开来，可能吗?“文明”、“文化”、“价值”难道没有阶级性?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资料，能只顾左右而言他?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

儒家思想是封建帝王的工具

高调“尊儒”真是难于理解，这里只引三句：“没有孔子，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儒家文明不是针对中国人而设计的，而是对所有称之为人的人而讲的”。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的，1949年后才逐渐确认有56个民族，难道都是孔子哺育的?把中华民族当成挂在孔子脖子上的项链行吗?我们不必假设“没有孔子”会如何，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极为复杂的历史因素和过程的综合，怎么能把历史简化到这个地步?孔子之前就没有华夏共同体?孔子之后又有多少人不信孔子之学，难道可以将他们都排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外?

说到“导师”也是一样，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精神是多元的，至今依然如此。说孔子是尊孔人的导师当无疑问，怎么能加在中华民族的头上?

有人说，儒家文明是为“人之为人”而设计的。那么多不认同儒家文明的人是否就应开除“人”籍?孔子的独断性是很强的。我们有些人的说法比孔子更甚，真令人惊诧!

诸如此类的说辞都意在把孔子、儒学同帝王体制拉开，表示儒家是独立体系。但作为帝王确认的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呢?我不否认儒家对帝王体制具有很大规范性和制约性，而且对在位的帝王常常有很严厉的批评，历朝历代不乏忠谏之臣。像海瑞竟然敢用“家家皆净”嘲讽嘉靖帝，可也正是他在死牢里听到嘉靖帝驾崩竟然悲痛的泣血。致君尧上与维护君主体制就是我反复论述过的一种“阴阳组合结构”，构筑了忠谏之儒主奴综合人格。在实际上儒者更多是从帝王那里求利禄，也算是一种交易吧，“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也告白儒者：“书中自有黄金屋”;反过来，帝王能收买无用之人和反对派?离开帝王体制论儒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儒家思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还有把儒学这种意识形态高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本体”，是中国的“核心价值”等等。如果把这些限在尊奉儒学的范围内，当然合乎其逻辑，但扩大到中华民族，我期期以为不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历史渐渐进入现代化社会，儒家作为一种体系必然要瓦解并被新的社会观念排挤到边缘，这是无法抵御的大势。试问，这能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就文化保守主义来说，也不止儒家一说，儒学能是儒家之外的保守主义的“根”、“本体”、“核心价值”吗?如果局限在尊奉儒家派内当然是自己的选择，但请不要覆盖中华民族!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含义，有多少是从儒学平移过来的?

儒家的道德论是它体系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能超越时代。作为具有“普遍思想形式”的概念，如礼义廉耻等等，无疑都可继续沿用，但都需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充实新的内容，即俗语说的“旧瓶装新酒”。

比如“礼”，儒学的礼主旨是讲等级贵贱秩序，有人说是礼貌——说礼貌固无不可，但礼貌主要是等级贵贱的外在形式。现在讲礼是以人格平等为内容的互相尊重方式。我们也大力提倡“孝”，孔子说“无违”是孝的最高境界，孝的规范首先是“顺”，父辞世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现在这些还适用吗?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鲁迅把旧道德说成“吃人”是文学的修饰，但人格不平等则是事实。对历史上的等级贵贱的评价可以多样，进行肯定亦无不可，但不能抛开事实。

现在有些舆论惊呼道德失序，道德沦丧，鼓噪往日的道德如何如何美好，儒家的道德可以救世等等。我大不以为然。进入现代化社会必然产生相应的道德转型期，转型涉及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起伏跌宕令人眼花缭乱，但主流是从臣民观念向公民观念的转变，由崇圣向自主意识的转变。现在尊儒者又在制造新圣人，这是他们的自由;从另一角度说也是自主意识开放的一个证明。总的形势是公民性的道德观念在成长，仅这一点就远胜于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

在创建新道德过程中，传统的种种只能是资源。资源是全方位的，不限于儒家。现今常说的“以人为本”，其源头无疑是多元的，但这句话恰恰是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的法家提出的。对历史资源分精华和糟粕是很难的，化腐朽为神奇也是常见不鲜的。如何开发资源，另行讨论。但一定要把思想体系与引述佳句、隽语分开;也不能把当代人的诠释与古人同一化，如“天人合一”不能都约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古人有很多冥冥的神性。

话说回来，知识在逐渐走向市场化，眼下多种儒学、国学班都是公司办的。作为一种产品有人愿意买，也属正常。不过在我看来多为低级产品。至于严肃从事国学、儒学研究，那完全是正当的，也未尝不可市场化。由于互换概念，国学与儒学搅和在一起，于是儒学研究机构的组建也颇有汹涌之势，如果不用纳税人的钱，是民间自由组合，未尝不是好事，但用纳税人的钱，也希望有关机构能慎重思考、全面权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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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