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严肃的悲观主义者

导语：方方批评的对象，都是她很熟悉的人。以作家的敏感，方方觉察到了真正的现实与小说世界之间高度的融通。由此，她对未来的文坛多了一种担忧。

方方

过去一年，方方收到了一些邮寄食品，附言上说，你好好吃，吃饱了好战斗。区别于网络上那些放两枪就跑的“键盘侠”，方方的“战斗”是严肃的。

但她越是严肃地“战斗”，就越是悲观地思考。

一个1982年就已经成名的作家，一个敏感的社会参与者和观察者，常理而言，对世事本应早已参透。不过，在这一年时间内，两次进入舆论风波，她却感觉自己“重新认识了社会”。

略作交谈，就能察觉到她在生活中与她笔下的许多武汉人在性格上的一致性：风风火火，直截了当。然而只有在这两次风波中，她身体里的武汉人性格中最为精华的部分—“李宝莉”式的强悍、坚韧，才真正焕发出来。

也许今天人们看到的，才是最真实的那个方方。

“对 手”

方方现在面临着两个“对手”，一个是柳忠秧，一个是“T诗人”。

“对手”只是姑且称之。方方认为，从一开始到现在，对自己而言，两次事件都是职务行为，而不是私人恩怨。

“我对别人想尽办法往上爬的行为其实比较看得开，只是，你不要太过分，对规则要有起码的尊重。”方方说，“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钱，有钱就更应该好好跟人公平竞争，而不能仗钱走捷径。”

在文坛里“往上爬”，最好的方式就是获奖，尤其是体制内最为认可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

“因为政府认这个，所以这个奖捆绑着太多的体制红利，经济上，有时可能意味着给你一套房，社会地位上，待遇、级别、职称，都跟着来。得了奖什么都有，没得奖水平再高也没用。”

而柳忠秧与“T诗人”，都跟鲁奖有关。

方方通过公共渠道说话的时候，前者是在积极参评，红利在望，后者已是鲁奖得主，红利正在兑现。所以方方认为，两次事件，其实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

“这些事情，我其实懒得管。”方方说，对柳忠秧“为参评鲁奖四处活动”提出公开批评之前，已经知道他通过了。“只是同事说他是全票通过，我一下子就感觉很生气。就你那些烂诗你还全票?所以就发了微博。”

“柳忠秧的事才出几天，我就收到了‘T诗人’的威胁短信。”方方说，发微博批评柳忠秧，虽然没错，但的确有点冒失，而为“T诗人”评职称的问题发长文质疑有关部门，则是完全理智的行为，尽管知道“肯定会惹麻烦”。

后来这一次，方方说话已经很谨慎了。自己在微博上贴出6000余字的长文，接受媒体采访也以邮件采访为主，就是为了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减少一些猜测和想象的空间。

这么做，一个重要目的是让是非更加明确。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僵化的时代，但大家是非观比较强，黑白分明，现在社会灵活度高了，但底线总是失守，人总是是非不分。成都一家媒体，说我跟柳忠秧之间‘口水战’。有战吗?他在那骂骂咧咧，骂我是‘傻大姐’什么的，我都懒得回他。”

是 非

“既是是非，总有对错，总要有人承受因错误而带来的惩罚，不是他就是我。在这件事上，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含混其词。”说起是非观，方方有些感慨。

在与“T诗人”的风波中，她跟同事们说，你们保持中立就可以了。“我举报的许多情况，其实圈子内的人都清清楚楚，他们在舆论上支持你没问题，因为跟他们没关系，但要他们出来给你作证还是有难度，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

官方态度也在变得越来越含糊，一开始看到材料，都觉得很气愤，表示一定追查，到后来拖拉迁延，寻辞推托，眼看着不了了之。

“我也不是不认识省长、省委书记，只是觉得黑白分明的事情，一切都应该走明规则。而且我也想看看，按照明规则能走到哪一步。目前看来，这条路走起来非常困难。最后还是采取了网络公开的办法，是因为实在走不下去了。”

方方感激互联网，因为从中收获了很多精神支持。她说，网络上人们表现出来的态度，说明是与非大家心里还是有本账。

但在现实中，大部分人都是和稀泥，正如媒体评论的那样，“心照不宣地沉默”。“有人觉得这就是‘宽容’，也有人干脆说这是‘文人相轻’。什么叫没有底线，这就是没有底线。我仔细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中间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利益交换。”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哲夫很赞赏方方的直爽，他认为这正反映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血性，没有血性，成何作家?“她说的话都应该说，”哲夫说，“但如果换作是我，我就不说，因为确实抹不开人情。方方批评的对象，都是她很熟悉的人。”

以作家的敏感，方方觉察到了真正的现实与小说世界之间高度的融通。如《水在时间之下》、《风景》这样结构复杂的小说，方方对每一个人物的言辞、行事、命运、结局，都会交代某种清晰的因由。“这两件事的发生，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新闻中所能展现的，都只能是一个表象。两件事的背后，盘根错节，层层递进，特别像小说。每个人的表现都有他自己才清楚的逻辑动因，一环扣一环。各种大小的偶然和必然，构成了整件事最终呈现出来的面目，由此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她对麻烦早有思想准备，但有一个情况未曾逆料—“公知”们的反应。

“一些著名公知说我这个作协主席为什么不辞职，说我是被体制‘豢养’，似乎自己在体制之外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身在体制内就毫无正义可言。”

在方方亲历的“麻烦”中，有的“公知”一边痛骂体制，一边却在向方方请教如何向体制靠拢。“我之前一直是他们很多观点的支持者，现在我想，我要重新认识这些人。”

导演高群书是方方的朋友，他也发现很多作家开始骂方方，使用的一样是“体制内无正义”的极端逻辑，里面包括自己的几个朋友。

一怒之下，高群书在微博上把这几个朋友“拉黑”。“她如果辞职，剩下那些人安然享受体制优惠，你们就高兴了?”

“一桶乌龟”

那么，剔除“公知范儿”的怀疑论，平心静气地问：方方为什么不辞职?

“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作协主席的位置，但如果辞职，就会变成另一个事件。如果他们主动解除我的职务，我会非常乐意。”

这一点，方方还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不见得对体制有多大的怨望，但如果主动离开，以她的身份，自然又会成为各种对体制进行“深刻解剖”的材料。

方方是在2007年9月22日当选为作协主席，最初上级在群众中海选摸底时，有好几个人选，方方是其中之一。“我过去一直属于‘上面’不喜欢的人。但听说在海选推荐时，票数都集中在我身上，我也大为意外。上级后来征求我的意见，当不当这个主席，我也十分犹豫。还跟家人以及同学们有过商量，我家里的都反对，但同学们都鼓动我出来做。另外也有作家跟我说，你不干，万一来个坏人，大家都不好过。我一想，也是呀，来个坏人，我也不好过呀。”

多年前，要当副主席时，方方选择了“不在职”。在职的话是公务员待遇，但要负责作协内部的行政管理。“我说我不要在职，也不要当公务员，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行了。”

所以，这两次风波中，许多围观者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有了答案：作协内部的事情，作为主席的方方有时居然不知道，提出的意见也不管用。

“我们单位是党组书记说了算，我连党员都不是。以前有些事情，党组会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不同意，书记一般会搁置。或是大家开会沟通，看看能否一致。现在的书记，风格不一样，他根本不理会你的意见。”

方方说，对待职称、奖项和体制内的位置，自己一向抱持一种“从不主动追求，给我我也不抗拒”的态度。这跟圈子内大多数人形成了反差，但她似乎运气不错，上世纪90年代就当省作协副主席，之后又被推上主席的位置。

“就像一桶乌龟，都在拼命往上爬，其中一只趴在那里懒得动，结果反而被注意到，就把这只拿出来。”方方说，“入作家协会、评职称、获各种奖项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我一向懒散，从来没有主动过，连填表都是送上门来的。当政协委员，当作协主席，也是这样，你根本没想要，都是人家来找你。”

当然，这些都已是追忆，现在作家们所面对的，已然是另一个社会。“80年代，大家还是认水平的，哪怕你是干部子弟，水平太低也上不去。文学奖项上，很少人会去跑路子，政府对这些事情也不介入。现在获个鲁奖，‘红包’太大了，跑评委又太容易了。”

哲夫是赵树理文学奖评委组组长，他说，做评委确实会有很多人来找你，整个过程非常难。最后评出来，再公平，也总是有人不满意。“尤其是诗歌界，互相不服气，互相看不起，但事实上彼此彼此，全是烂诗。”哲夫说，“回头看看，鲁奖上出的事情，也都集中在诗歌方面。要想没矛盾，最好不评奖。”

方方早已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对社会的看法肯定是消极的。社会坏，不是说社会上的人都坏，而是指导人们怎样在这个社会里活动的规则出了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对社会、文化，甚至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负责任，只对领导负责任。领导说一句话，所有的规则都立即失去作用，这就会放纵人性中的恶。贪心的人，历朝历代都不缺，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控制这种贪心实现的节奏，可惜现在人们已经没多少讲规则的意识。”

对她而言，今年的再一次“发难”，除了她所称的“迫不得已”，也包含对未来的一种担忧。“我们这一代，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如果湖北文坛的领军人物是这样的人，那湖北文学还有希望吗?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就会把坏的方式当成规则本身。”

这就是方方严肃的地方。

哲夫和方方80年代就认识，他说，方方一直严肃地面对社会，严肃地选择朋友。“有时一起吃饭，开玩笑过了头，她会很严肃地指出‘这样不对’。在一切都被娱乐化，任何价值都被随意调侃的时代，这种严肃已经很稀缺。”

底层与宿命

一个奖，可能改变一个写作者的命运，而改变命运，对谁而言都是重要的。

“作协的书记，走马灯地换。所以我们经常笑那些拍马屁的人，刚刚把关系搞好，又换一个新的，前面的马屁全都白拍了，又得从头来过。虽然很可恶，其实也很可怜。有的人到处跑奖，有时我也会想，这么想要，给他算了嘛。”

尤其是，当了解一个人出身贫苦底层，方方会对其“劣迹”也显示出更大限度的容忍。“我经历过，所以我很理解穷人想要改变命运的强大动力。”

因为成长于高知家庭，6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方方都生活在一个相对良好的物质环境中，但也曾经历过底层生活。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父亲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塌，19岁的她就进入了江岸区丹水池一家仓库做装卸工。

“搬钢材，卸货，装车，或者转堆，每天很辛苦。你一说你是搬运工，别人的眼神里马上就会流露出同情，这一段经历后来很有用。年轻时，不怕吃苦，但时间一长也受不了。我那时就说，如果到30岁还是这样，我就自杀。”

1978年方方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从搬运工队伍中一跃而出。这一跃，就是在自我改变命运。

她在作协不坐班，也不管事，但会做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文学项目，比如对农民作家的培训，做公共空间的诗歌，或者请著名的作家到高校来驻校讲学。“在写作班上，很多农民连生活都顾不上，甚至把牛卖掉也要写作，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在精神上的追求，跟富人应该是平等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有尊严’。这些话都很让我感动。我们就培训他们，让他们用3年时间来写自己的生活。”

她说自己尊重努力改变命运的行为，但同时认为这些行为应该建立在一种公平的竞争规则之上。“太过了，就不行。”

两次风波，他人获奖也罢，评上职称也罢，并不会对方方的个人利益构成任何损害。她说，太过分了，就是自己要说话的原因。

为此，一向怕麻烦的她，惹来了一场麻烦的官司。

方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一种狠劲，在一种气的支撑下，顽强地与命运对抗。这些人往往在外加的围困之下，越是活出一种强悍。《万箭穿心》中的女主人公李宝莉，在丈夫自杀之后，反而强大起来。“这一刻她的一股子气就出来了，你死，你是在吓唬谁呢?没有你我一样养家。”

无论哪个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总会投射一点自己的影子。“现在到我自己身上，一下子有两件事来了，那我就两件事都扛，李宝莉就是榜样，万箭穿心也要扛。”

不过，无论小说主人公如何强悍，又常常在故事构筑完整之后，传递给人一种强烈的宿命感。

方方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两岁时随父亲迁至武汉，在武汉成长扎根。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座《大篷车上》，1987年发表知名小说《风景》，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1990年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2007年当选为主席，任职至今。2014年5月发微博指诗人柳忠秧“为鲁迅文学奖四处活动”，引起文坛轩然大波;2015年4月在微博发出6000余字的长文《我的质疑书》，被舆论认为是她再次向文坛腐败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