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主导成因及平衡机制

【内容提要】我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各种学术评价机构在强大的工具理性主导下，假以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手段研制出的各种学术评价结果被异化和泛化使用，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愈演愈烈。而回顾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难发现，如果仅以国家政治价值理性主导学术评价工作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比单纯工具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多。因此，在今后的学术评价中应以正确的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多方参与共同建立主体间性的学术评价场域;政府管理部门应平衡使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结果;评价机构应细化分类，注重差异性和整体性;评价人文社科期刊不能仅靠“影响因子”，应以文评刊。

近年来，在学术评价领域，基于工具理性的以定量方法为主的评价方法越来越通行，由此产生的以各种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各类排行榜的使用作为评职称、评奖等工具也已经非常普及。这种评价体系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助长了某些组织和个人不择手段地追求“科研GDP”，由此产生的学术不端行为遭到学界的普遍诟病和质疑。但也有人认为，目前还没有更完善的、可操作性的、更科学的工具来完全代替以定量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用于学术评价的作用。如一位文献计量学专家最近指出的，定量化评价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利益因素诱导该方法被误用和滥用。而另一些专家学者却指出，学术生产的量化评价机制，看起来简单易行、公平合理，但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超越。在这种量化崇拜的学术评价机制下，统计数字成为终极追求，个体之间的差异被抛在脑后。①

由此看来，在学术评价领域以价值理性为代表的定性评价方法和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定量评价方法，一直存在着争议和难以抉择的问题。因此，分析学术评价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此消彼长的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历史因素，寻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学术评价中融合的平衡机制，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一、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定量评价机制日渐盛行的社会环境成因

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对“工具理性”的定义：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②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信息越来越向全球化发展，各行各业都在进入科学管理时代，可以说工具理性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曾经说过：“在大量无法掌握的合理性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面前，人已经没有能力通过他们的感官去真实地面对世界，机器越来越聪明人越来越笨。”③基于这种科学技术环境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与之相应的评价工具应运而生。从西方科学技术体系移植的各种科学计量工具以一种学术研究的姿态凛然应用于中国学术管理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海量的信息都可以被储存、被分离、被分析，于是核心期刊排行榜、来源期刊排行榜、中国大学排行榜以及研制各种名号排行榜的技术门槛已经不是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传媒企业甚至个人都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对他人的排序中。无论这些排行榜研制的初始目的是什么，最后全部被有关管理部门用于进行“科学管理”、“科学评价”的工具或参考。随着这些技术理性工具的大行其道，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了对量化评价的焦虑，因为这些评价结果关乎着他们的生存和做人的尊严。近年许多高校规定教师年底考核要看在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排行榜上的期刊发表论文数，达不到数量要降级。于是乎有花高价版面费向核心期刊投稿的，有找关系送礼请客的。不仅如此，这些排行榜还对学术期刊的生存状态起了指挥棒的作用。期刊作为被评价的客体，期刊编辑一方面要无偿地为评价机构数据库进行大量的期刊基础数据的规范化加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去研究期刊评价的技术和规律，于是从开始的“自引”到结成联盟的“互引”，发展到定向引用、虚假引用，期刊间的优劣有的只差千分之一数据差距就能定其在排行榜的位次，用这种貌似公正的技术手段去遮蔽学术期刊的自然生态，其结果已经造成了学术期刊的恶性竞争和无序发展。网上叫卖制售假论文、假期刊的网站比比皆是，一些人借机非法牟利，仿制假核心期刊就像仿制假名牌酒一样容易得逞。网络上进行制售、转让、代写论文的网站已经成为一种新兴产业，学者的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作为商品标价出售，有的网站还联手期刊向研究生兜售论文时搞“团购、秒杀”，向研究生中急于发表论文的弱势群体大肆收取版面费、代写费、代查学术不端费等。目前有关论文网站开展各项服务，每年赢利可在上千万元，而这些网站的合法性监管及有关收费的法律依据，却未见公示和有效管理，致使许多作者上当受骗，给作者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精神损失。④在这一片乱象的学术环境下，屡禁不止的学术腐败和科研不诚信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它不仅扰乱了学术研究的良好秩序，更侵蚀了年轻一代从事学术研究的健康心灵。产生这种学术不端、学术泡沫的根源之一即是由目前盛行的以工具理性价值观为主导的完全依赖信息技术建立的考评和管理机制，带来了这些难以根治的学术界的丑陋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各行各业从计划经济时期一切由行政计划管理主导转型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社会需求取向、投入产出取向的价值观念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应用数学工具统计、度量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在强大的工具理性支配评价下，各行各业的科学管理越来越精细化。高校科研管理部门更乐于借助于各种评价工具来考评教师的科研绩效，并作为评职称、评奖进行物质奖励的依据。这种工具理性的优越性既简单明了，注重了科学成果的一般性和可测量性，又杜绝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然而却忽视了科学成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及某些成果的隐性超前价值。更严重的是许多管理部门在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主导之下，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规定要完成多少科研工作量，拿到多少科研经费才算合格等，使得科研工作者为了追求“科研GDP”而拼命地努力，透支体力，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拥挤在较容易出成果的领域，在科研中走捷径，拆分论文、成果造假。而那些艰难的、生僻的、需要较长时间积累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却少人问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怀尔斯用8年时间，解决了一个350年来人类没解决的数学难题——费马大定律，这8年中他没发表1篇学术论文，没出版1本学术著作，而普林斯顿大学竟然没有扣发他的工资，没有让他下岗，学校的包容为怀尔斯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⑤这种情况在我国高校目前的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许可以解释我国为什么连续8届自然科学一等奖空缺的原因之一。管理领域这种不断膨胀的工具理性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知识分子健康生存造成了潜在的危害。知识分子的科研成果被抽象地、数字化地处理以后，就从原先的总体性的存在物分解成了碎片，从个体生命丰富性的存在变成了整体空心化的数字存在。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管理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眼前的小利益，而看不到未来可能实现的大利益，更看不到对未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成果。

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中，我国主要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建立的评价体系大多是在工具理性主导下建立的各种定量化评价指标，其特点就是简单化、易操作，忽视不同学科类目的特质，⑥样本群的选择或来源于商业数据库，或来源于某些学术服务机构，未向被评价者公示过样本采集的科学依据，各家自成体系，小的样本只有几十种，大的样本多达几千种。结果对某些期刊的评价就有较大出入，各家都说有请专家参与评价，但笔者考察发现这一环节基本是走过场，因为事先依靠量化计算出的排行榜，已经既成事实，所谓专家评价既无组织也无讨论，即使有不同声音也会被淹没在众多的没有交集的专家评价意见中，最终成了一种装饰品，这也为掌控着评价权的组织和个人留下了更随意的权利空间。不难发现，在每次的核心期刊排行榜的类目中就有许多模糊地带，一些刊物被照顾进了这一地带的最后名单。可见，工具理性在学术期刊评价中如果被作为一种愚弄学界的工具，必将带来社会诚信价值观的扭曲，其结果只能使我国知识分子和学术期刊生存的学术环境越来越糟。

二、以价值理性主导的定性学术评价活动日渐式微的政治历史成因

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对价值及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与工具理性不同，它建筑于信仰之上，注重的是终极的价值关怀，一般不考虑行为的手段和后果。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历了从“家长式权威体制”到“共治式权威体制”的转变，轻重不同地体现了革命党治国的价值取向。在治理方式上主要体现为政治动员、行政管理的模式。客观而言，这种政治形态一方面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阶段，体现国家价值理性主导下的学术期刊评价，主要是以内容审查为主的政治思想评价，尤其在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中，大多是在各级党组织的行政领导干预下进行的。“文革”前的一些学术期刊，就因为曾经刊登与当时政治形势不相适应的文章而遭到批判或封杀。如1954年《文史哲》刊登的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由于涉及《文艺报》此前对该文的态度问题，《文艺报》受此牵连，主编冯雪峰蒙受不白之冤，《文艺报》至此屡遭批判，这一事件被作为“文革”风暴的前奏，致使当时的期刊编辑人人自危。⑧当时学术期刊的评价完全是被为国家政治服务的价值观所主导，其他的学术评价体系则一片空白。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学术评价领域仍普遍使用以价值理性主导的定性评价方法。其中，同行评议是定性评价的一种主要方法，通常是由同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或同一个研究方向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学术期刊、研究成果、人员、机构等进行的评价活动。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同行评议基本是在各级组织的价值尺度中活动，所谓的专家，一般都是各部门的行政领导组成，这其中一些“专家”有的没有多高学历，甚至是由副教授来评议正教授，没做过期刊编辑的人来评价期刊的质量，评价的结果往往还要体现领导的主观意见。在这些学术评价活动中，一般按指标控制，按地域分配名额，这种评价方法体现了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控制，更难以克服人为因素的干扰，其公正性和科学性受到了普遍置疑，极不适应当时学术科研活动蓬勃发展的要求，尤其不利于年轻优秀学者的脱颖而出。其中一段时间，在为了遏制知识分子成名成家的思想主导下，无论是论文还是报刊上的文章，要么不标作者，要么用集体作者署名，不标明作者对以后确定科研工作的功劳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都带来了较大困难。例如，我国2011年度获得国际拉斯克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所获得的临床医学奖，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⑨这一迟到的奖项离屠呦呦1971年发表第一篇相关论文的时间整整晚了40年，因为当时的论文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署名为“青蒿素研究组”这种不标明作者身份的学术论文，成为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世界和国内许多人为争夺青蒿素成果归属权而争论的原因之一。更有许多超前性、新颖性的科技成果由于当时只依靠少数领导专家来鉴定，缺乏客观的标准，以至于某些专家的偏见和知识的局限性也会将新人新作错杀在摇篮中并造成我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科研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如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典型一例。

以上事例说明，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如果仅以国家政治价值理性主导学术评价工作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比单纯工具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多。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长期以来，这种难以把握的价值理性主导下的学术期刊评价活动，始终未能形成被主流认可的评价体系并在今日强大的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学术评价体制面前日渐式微的原因。

三、推进学术评价机制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融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最早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人的两种理性的“合理性”概念，本应是人的行为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然而无论考察西方社会发展历史还是近观我国现阶段社会现实，都会发现并不存在超越历史的理性理论。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迈进中这一“合理性”概念一直在断裂中演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两种理性自身的片面性和抽象性，及应用者对理性的本末倒置、工具理性越位而价值理性沦落导致了理性管理的异化。同样，在学术评价中如何让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归位融合，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有无可能来实现这一理想的应然状态?是我们应当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目前在学术评价领域有两种代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声音，一种以文献计量学家、管理领导者为代表称“定量评价没有错”，只是定量的工具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精细化。而另一种以科研工作者、教师和期刊编辑为代表对现行的量化评价工具持否定和排斥的观点认为，所谓“核心期刊排行榜”是学术界“举刀自戕”，阻碍了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发展。⑩这两种观点看似各自有理，难分伯仲。

然而，不难发现，没有价值理性做基础的工具理性主导的学术评价方法，本身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目前国内各种评价机构对学术期刊的评价结果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各家的数据来源不尽相同，评价指标不尽相同，评价数据可靠性不尽相同，在大概率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各家都会有失偏颇。这种依赖被肢解的碎片化的数字评选出的各种排行榜，虚假的泡沫与遗漏的珍珠都在所难免。尤其是评价机制中的缺位现象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各种评价机构一律宣称评价结果不构成对期刊质量或期刊的整体评价。而科研工作者、期刊编辑、管理部门对评价的指标体系、来源数据均不能有效了解和把关，其结果的客观性难免不令人生疑。所以目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定量学术评价方法真的到了要认真反思的时候了!这种反思并不应仅局限于各级管理部门，研制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大学排行榜等各类评价机构也应反思一下，如何保证发布的产品公正性、科学性?评价活动本身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何在?是否有利于科学研究、学术探索工作的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为知识分子及全社会营造和谐向上的学术研究环境?只有在正确的价值理性主导下，才不会让各种评价活动和评价结果被异化使用甚至导致被商业化牟利和权利寻租。

2011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就是针对我国高校中对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出现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人情拉关系等种种问题而言的，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各种不良的学术评价现象，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而我们认为无论建立怎样的评价制度，没有价值理性的追求都不会体现人性的终极关怀，难以建立和谐公正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所以我们呼吁无论是目前热衷于搞评价的组织和个人都应首先回归价值理性的原点，明确评价的目的和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新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要将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定量评价方法和价值理性为主导的定性评价方法并举，以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体用一致，不可偏废。因为在单纯的工具理性驱使下的评价活动无论是评价者还是被评者，都有可能为利益驱使，发生道德与行为的扭曲。

同样，工具理性对于价值理性来说，在学术评价活动中是承载与实现价值的桥梁，学术评价既是一项活动，也是一门科学，没有工具理性作为支撑维度，价值理性将无法实现和检验。由此可见，只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的有机融合、相辅相成才能激发广大高校教师、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有利于构建公平、公正、公开接受监督的学术研究评价体系，同样有利于促进和实现科研创新和科技进步，进一步形成我国学术界、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更好地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四、构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学术评价中的平衡机制

通过以上对学术评价中单纯使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历史阶段进行的分析和反思，我们发现二者的断裂和偏颇都会带来学术界的灾难，影响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应以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使二者有机结合，注重体现二者的平衡性，不仅要考虑手段方法的合目的性，还要体现评价体系本身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关怀，即任何评价体系的制定要符合科学的人本主义、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类的健康进步，使被评价的组织和个人能够坦然地接受和面对这种评价，而不至于陷入无奈的焦虑和无望的挣扎中。由此，本文提出基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平衡主导下的学术期刊评价思路，供大家探讨。

(一)多方参与共同建立主体间性的学术评价场域

鉴于目前的评价机构和被评价的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亟需建立有多方评价主体参与的评价场域。我们完全可以把主体间性交往关系引入到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中，将原来的主客体关系调整为双方互为主体，通过相互沟通制定一致性的学科分类评价标准，致力于达成互相认识和理解的学术评价语境，形成非强迫性意识符号协调的主体间性关系。(11)目前的评价体系和各种指标都是一些图书情报界的计量学专家在搞，而且评价单位越来越多，指标越来越复杂，被评价者的知情权被忽视了，更没有反馈和协商机制。希望今后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应当如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所言：“有学术共同体的代表根据民意来进行测评，并有效的接受学术共同体的监督。”(12)本文也认为学术期刊评价没有学科专家参与、没有与学术期刊协商反馈的机制，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因此学术评价场域的建立要做到信息透明公开，不仅要多方参与，还应接受学术团体内群众的质询和反馈，量化的结果要与学界读者反映的意见协调一致，而不应使有些期刊、高校、科研机构、重点学科、重点专业等在各种排行榜的位次，与公众心目中的学术质量名不符实，所排位次不能真实反映学术水准。

(二)政府管理部门应平衡使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结果

目前我国正迎来空前规模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其表现之一就是非时政类报刊进行转企改制，也就是说，今后期刊的生存发展，关键看读者市场。学术期刊也不例外，因为在任何学术领域都有本专业读者喜爱的期刊，经年累月一些被读者认可的期刊约定俗成地就被公认为是优秀的、受欢迎的好期刊，而对这些专业期刊的评判，专业读者最有发言权。所以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最好把评定期刊学术质量的权利分解到各科研院校、专业学会去做，不要再下发各种文件规定评职、评奖、报项目、结题等只统一承认某某排行榜，殊不知无论哪家的排行榜都不可能没有纰漏，因为遵守了规则的同一性必然忽视了不同专业的特殊性，不同的评价目的，不适用同一种标尺。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制定各种管理政策法规中，要对各数据库提供的量化评价结果，进行质化的研究，即在尽量相同的专业范围内聘请同行专家对各排行榜的学术期刊进行整体内容质量评定，以避免单纯依赖量化数据所导致的判断误区。而且今后所发各类文件，只应做宏观政策指导，不应具体到指认某种数据库或排行榜。最近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结合本校发展经验提出，“基层优先”的原则是分类评价的保证，学校不制定统一的评价指标，而是各学院、各系所优先制定评价文件，在此基础上，学校再制定一些共性的指标。(13)今后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如果再简单化地统一规定用某个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来评价一切学术成果、科研成果，而不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声音、不重视专业读者对刊物的内容评价，只能阻碍我国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学术泡沫和学术不端也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治。因此，今后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对学术期刊、学术成果评价中应当掌握定性与定量的平衡、静态与动态的调整，注重宏观方向的引导，协调专业学术团体与文献计量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学术评价的方略。

(三)评价机构应细化分类，注重差异性和整体性

期刊的学术质量评价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其价值在于促进期刊学术质量的不断提高，也符合期刊市场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20世纪50年代加菲尔得引入的“引文分析法”和“期刊影响因子”两项指标被全世界的图书情报学家所采用。然而当这一西方期刊评价技术引入中国之后，其功能不断扩大，其异化作用不断发酵，引来学界褒贬不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复杂的，已有许多学者研究论述。然而笔者注意到，国内搞期刊评价的学者不重视期刊内在质量的评价，而是极为重视期刊的引文数据等相关指标，陷入了简单工具主义的泥沼，以至于对期刊分类太粗(一般只按一级学科划分甚至搞错)，而且大多数是闭门造车，有时对期刊名称望文生义。笔者曾亲耳听到陕西一位农业考古杂志编辑抱怨他们被某排行榜错误分类到农业杂志，类似这种粗线条的分类方法在评价期刊时，会产生鸡和鸭比的效应，不具有可比性的一类期刊，拿到一起排队，其结果的确带来期刊人认为的不公平。比如一些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学科覆盖面很窄，有些二级学科期刊几乎全是核心期刊，而有的二级学科一本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也没有。有研究者指出：“不同学科甚至同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间因引文习惯不同而导致的引文数据差别多至数倍乃至十多倍，看似同类期刊，由于学科侧重点不同，数据差别未见得就是影响力或者质量差别。”(14)期刊类别的不合理分类，得出的评价结果会不利于学科的均衡发展，尤其不利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生存发展。希望在今后的评价中要以提高各类刊物的学术质量为价值导向，细分各学科期刊到二级、三级学科，并进行分类比较、分类评价尤其要关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术期刊，相信只有在正确的评价理性主导下期刊的分类评价工作才会做得更科学、更合理，期刊评价价值取向的演化才能更好地符合人类活动价值原则演化的基本规律。(15)

(四)评价人文社科期刊不能仅靠“影响因子”，应尝试以文评刊

目前与评价科技期刊完全相同的是，将来源于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引文分析法简单地移植到对中国各类学术期刊的评价中。由此计算出的期刊影响因子，近20年来一直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被各家评价机构用来研制各种核心学术期刊排行榜。然而，笔者通过多年的编辑工作实践体会到，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影响因子高低的相关因素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的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有正面引用也有负面引用，有间接引用也有直接引用。由于光环效应和马太效应，引用名人、名刊的文章明显高于引用一般期刊和一般作者的文章，引用学科综述文章高于引用研究性文章等，还有作者的引文动机、学科内组织引文的封闭性、研究者的阅读取向，管理者的政策导向等等，都造成了引文行为的难以测量性。用一个多变量构成的复合函数影响因子F(i)去简单评判人文社科期刊的优劣，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

近年来我国对哲学社会期刊的评价体系，抛开了期刊内容的实质层面，误导期刊去追求“影响因子”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我国“文化研究”目前陷入了困境，新生代学者因缺乏更多的知识储备和学养训练，而失去了细读文本的能力，(16)在学术刊物上热闹一阵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为了追求较高的引文率，不断地追逐热点，而对热点之后的研究很难坚守下去，更缺少对新兴学科或专题策划的方略。研究发现，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生研究领域一开始研究者会较少，所以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增长贡献率是较少的;而在较成熟的传统学科中，重复引用的文章很多，文章的被引用量与学科专业的规模成正比，与学科的成熟度成正比。

最近，一则来自“美国学术期刊联盟协会”有关人员的消息表示，目前几乎所有学会都以影响因子作为“核心期刊”遴选标准的做法正在受到挑战，年内一种真正“以文评刊”，即以学术质量、编辑质量评刊的国际认证标准，将由“美国学术期刊认证委员会”研究公布，使期刊的国际认证真正回归使命。(17)这一消息应当引起我国学术期刊评价界的反思，在期刊“影响因子”研究发祥地的美国，近年来对单纯使用影响因子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情况，已经引起许多争议，在此背景下“美国学术期刊联盟协会”积极推动建立以文评刊的新体系。而我们的许多评价机构目前还在模仿、照搬西方的文献计量学，喋喋不休地鼓吹、使用西方的量化评价体系。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是否也应首先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中尝试“以文评刊”的机制呢?即在正确的价值理性主导下，由第三方公正的学术联盟组织对期刊文章进行质量测评，对学术期刊编辑质量进行测评，真正建立基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平衡协调的学术期刊评价的科学、公正的客观标准。

注释：

①参见霍文琦：《聚焦科研评价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24日。

②参见邢丽泉：《工具理性的滥觞对大学生思想的冲击及应对策略分析》，《经济师》2010年第6期。

③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④参见牛春颖：《论文收费：从“地下”到“地上”》，http：//www. chinaxwcb. com/index/2008-07-23。

⑤参见田建国：《以文化之魂引领大学学风》，《高校教育管理》2012年第2期。

⑥参见王文军：《分学科评价：综合性学术期刊评价的合理路径——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综合性学报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⑦参见刘洁：《工具理性对我国家庭价值理性的冲击》，《宁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⑧参见王学典：《“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

⑨参见仲玉维：《发现青蒿素屠呦呦获国际医学大奖》，《新京报》2011年11月16日。

⑩参见江晓原：《学术界举刀自戕核心期刊在中国的异化》，《特别观察》2007年第3期。

(11)参见陈燕：《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评价的主客体关系思考》，《情报杂志》2011年第5期。

(12)朱剑：《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3)参见谢维和：《三个优先与政策引导》，http：//epaper. gmw. cn/gmrb/html/[2011-11-25]。

(14)朱剑：《面对学术评价现实的改进尝试》，《高校教育管理》2012年第2期。

(15)参见刘宇、叶继元、袁曦临：《“通往自由之路”：期刊评价价值取向的演化》，《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6)参见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

(17)核心期刊国际认证协会创始于1989年，其前身为“美联青年学者学术交流协会”，并经美国加州政府登记注册，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加州政府、美国加州公证处公证员三级联合认证的学术期刊认证机构。该机构是由上万名同行专家评议和数百万作者、读者组成的第三方评价中立学术认证机构，主要从事编辑的初、中、高三级任职资格的国际认证、学术期刊、学术集刊及电子期刊国际认证收录等，认证专家由来自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一万多名大学教授、出版人以及各领域研究员共同组成，并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代表处(http：//www. journals. zju. edu. cn/[201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