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邹韬奋

邹韬奋

“九·一八事变”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从这时候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从没放下手中的笔。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八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他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在抗日的炮火硝烟中，邹韬奋作为一个爱国者，思想逐渐成熟起来。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1933年，《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

1935年8月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同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该刊详细报道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并发表了许多义正辞严的评论，提出了”结成全国救亡联合战线”的口号。发行量很快达到20万份，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莫大恐惧，遭到封闭。1936年3月被迫出走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同年8月回上海，主持《生活星期刊》，不久该刊被查禁。

当时他担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11月22日，与沈钧儒等6位救国会负责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时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获释。8月在上海创办《抗战》(曾改名《抵抗》)3日刊，销量很快达到了30万份。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任《全民抗战》杂志主编。同年10月赴重庆，宣传团结抗战，所办书店和刊物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皖南事变后，邹韬奋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行径，愤然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再次流亡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周刊。

并任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常务干事，曾与茅盾等人撰文提出坚持抗战、实施民主政治等主张。日军攻陷香港后，赴广东东江游击区。1943年1月到苏北解放区，并写下《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表达了他对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的愤慨，3月患耳癌秘密到上海治病。1944年病逝，中共中央接受他在遗书中提出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