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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教训对于今天世界和平的现实启示

2015-08-27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 钱文荣收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世界大战,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其中。这场历时8年的战争是由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最后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而结束。

但人类为这场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仅中苏美英法五个主要反法西斯国家在战争中伤亡人数就达7000多万,其中苏中两国牺牲最大,占伤亡总数的约80%。法西斯阵营方面也伤亡巨大。

今天,人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回顾这段悲惨的历史,更应从中汲取教训,采取实际行动,捍卫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以《联合国宪章》为最高准则的战后国际秩序,创造一个持久和平和繁荣的未来。

二战的教训至少有五方面都具有现实意义,值得高度重视:

第一,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战争的祸根,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根本属性就是战争。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根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创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历史新时期。

但时至今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并未从世界上彻底根除。在日本、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等数十个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着新法西斯主义和新军国主义势力的活动。尤其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在美国的纵容下,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愈来愈猖獗。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此一定要高度警惕,决不容许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让历史悲剧重演。

第二,“绥靖主义”是一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其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前更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新的绥靖主义。

二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美英等列强为了自身利益,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勾结和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的结果。一战之后,《凡尔赛和约》墨迹未干,美英等战胜国就偏离《和约》的原则和相关条款,不仅不去根除德国东山再起的思想根子和实力,而且采取了“抑法扶德”政策,为日后希特勒上台加快扩军备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作为一战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反而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英法意美等国拒绝了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要求,反而将其转送给日本占领。这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纵容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步伐。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这种绥靖主义政策更变本加厉。最典型的体现就是1938年9月英法在美国支持下策划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它们逼迫捷克政府接受希特勒的扩张要求,把苏德台地区割让给德国,妄图实现“欧洲普遍绥靖”,将祸水引向苏联,坐收渔利。在东方,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美英法等控制的国际联盟不但未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反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利”,实际上是支持和纵容日本的侵略。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英两国政府依然对日采取姑息、怂恿的绥靖政策,妄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它们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东方慕尼黑阴谋”。1939年7月2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承认日本侵华现状,同意不妨碍日本在华行动。美国为集中应付欧洲局势,自1940年11月起与日本进行正式或非正式谈判,力图缓和美日矛盾。这种做法实质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未能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空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美英策划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从此宣告破产。

遗憾的是,绥靖主义政策的阴魂时至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游荡。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就是一个现实例子。二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国家就挑起了冷战。美国为了反苏、反共的需要,对日本进行根本性的政策调整,从遏制转为扶植。当前,日本国内公然否定侵略罪行、质疑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解禁集体自卫权,大肆扩军备战的言行愈演愈烈。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战后对日采取实质上的绥靖主义政策的结果。在今天人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强调坚决反对新的绥靖主义政策,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局部战争往往是大规模战争的前兆,必须及时制止局部战争,防止其演变为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

一战是从巴尔干半岛燃起而酿成世界大战的。这是欧洲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借着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之机争夺地区霸权的结果。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日德意法西斯首先发动局部侵略战争,然后逐步升级演变而成的。如果当时国际社会,特别是拥有较强实力的英法美等大国对局部侵略战争有足够的警惕,并迅即起来制止,而不是采取“绥靖主义政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发生。

二战结束70年来,虽然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从未停止过,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西方大国直接挑起或在背后插手和操纵的,尤其是几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更是如此。当今虽然发生大国间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能完全排除因擦枪走火而演变成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后60多年,全世界共发生了200多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相当于一战死亡人数的两倍多。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潜在危险性,坚决反对和及时果断地制止局部冲突。

第四,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必须坚决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消除发动战争的思想根源。

德日两国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点是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极端民族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其他国家手中夺取希特勒提出的所谓“生存空间”。希特勒极力鼓吹:“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统治其他民族,并消灭其他劣等民族。”他要求德国必须拓展它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帝国,成为“地球的主人”。同样,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一直宣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民族”,认为大和民族对其他民族来说,理所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

战后,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一种新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曾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清酒那样纯洁。”他说:“一般说来,日本人在西方与法国人最相近,不过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日本新民族主义者不仅蔑视欧洲人,而且从心底里看不起美国人。中曾根在多次讲话中公开流露出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轻蔑。1986年9月他还在自民党年轻党员会上说: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美国人的智力水平低于日本人。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即种族主义。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象征是靖国神社,其主要特征是否定侵略历史和罪行,修改“和平宪法”。对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如果任其泛滥,将带来新的战争祸害。

第五,《联合国宪章》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必须坚决捍卫《联合国宪章》,使人类避免再次遭受世界大战的灾难。

《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各国人民渴求消除战争劫难的强烈愿望。联合国成立之时,举世欢腾,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从此可以太平了。

然而,战后70年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却一再遭到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践踏和破坏。二战刚结束不到一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反苏、反共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接着在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挑起了全面冷战。随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加剧了冷战,并将其延续了40多年。期间,美国在亚洲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又接连发动了六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把一个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搞得满目疮痍。

《联合国宪章》是制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维护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国际最高准则的国际秩序的强大武器,理应得到维护。宪章不仅制订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宪章》第107条还明确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它与《宪章》第53条和第77条一起构成了人们说的“敌国条款”,至今仍然有效。按照这些条款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敌国再次发动侵略,任何一个负行动责任的国家都有权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社会有责任铭记历史教训,执行《联合国宪章》,决不让二战的悲惨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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