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本土、对话世界研究文学

编者按：百年前，现代学科体制的发展和学术观念的改变，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注入一泓清水。五四新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带来的一些新问题也显而易见。“明鉴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如何把握传统学术中“道往而明来”之学，对于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由此，本期特约国内知名学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文学研究既要志存高远又须心平气和

刘跃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当前，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正面临着重要转变，或者说正处在历史的变局中。最近30年，学术发展狂飙猛进。首先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据说，仅古代文学研究从业者目前就多达3万多人。其次是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仅过去一年，全国出版物就多达40余万种，其中就有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巨大贡献。但也不可否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获得的便捷，写书的人越来越多，贪多求快、急功近利、跑马圈地等现象造成了学术生态的恶化。这种状态必须改变。这是我们面临着的第一个历史变局。

历史上溯100年，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创刊，倡导建设新文化、摧毁旧传统的宗旨，由此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文学领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被打翻在地，成为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对象。百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和学术观念的变化，是最显而易见的。文学、历史、哲学从此分开，中文系又分为语言、文学两大块。文学研究细分为古代、现代、当代等领域。各种方法纷至沓来，不绝如缕。20世纪前半叶，有进化论的观念;50年代以后，有唯物辩证法的观念;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有所谓的新方法论，老三论、新三论、现代派、后现代派等。但问题是，由于学科壁垒的制约，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八股化。现在，“项目体”、“学位体”造就了一代学者，学者没有耐心读书，只是翻书，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多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甚至背离了人文学术研究本质。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历史变局。

历史还可以上溯到东汉前期，那时佛教刚刚以比较柔和的方式进入中土。从那以后到8世纪鉴真和尚数次东渡扶桑求法传法。前后七百余年，佛教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改造中国文化。而另外一个中西交融就不那么温柔了。19世纪下半叶，现代西方列强以血与火的方式强势进入中国，西方文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进程刚刚开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上述种种变局，尽管诱因各有不同，但学术界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却相当接近，那就是充满焦虑。这种焦虑与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所描述的那种面对前辈大师感到无奈的焦虑不同，而是渴望超越前辈、渴望超越自己、渴望迅速成功。哈罗德·布鲁姆倡导重读经典来化解焦虑(参见其所著《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但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化解焦虑更应倡导平和沉潜的心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粗犷式的学术发展模式，努力创造自己的学术品牌。回顾过去中西文化的交融，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来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介入，更有足够的耐心包容各种新思想、新文化，进而改造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学术文化研究中保持一种平常心态。

在西化之风甚盛之时，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黜汉字，走拉丁化道路。还有一段时间，复古思潮泛起。现在看来，哪一种极端都行不通。我们必须把心态放平，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食洋不化，不仰视、不俯视，心态平和、文风平和。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正途。在学术方法上，我们要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心态，容得下各种各样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还是西方不同学科中的研究经验，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保持学术心态的平和，我们还需要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尤其应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得失，有客观而深入的了解。正所谓“明鉴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了解过去，把握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道往而明来”之学，对于文学研究的创新意义重大。近年来，我们通过各种学术方式对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但是依然感觉到意犹未尽，还缺少对“五四”时期学术研究中各种思想冲突、碰撞、汇融、发展的多元化状态进行有说服力的研究。客观地说，“五四”时期的学术研究，有“反传统”的一面，更注重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甚至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多元的研究方法只是外因;中国古代学术的优秀传统才是促成“五四”时期文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文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全盘西化”。离开了中国本土优秀的文化元素，中国文学研究就会迷失自我。

那么，中国本土文化最核心的元素是什么呢?顾炎武《日知录》所倡导的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应当可以视之为结论。两个“有益于”，首先要有益于学术，其次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学术，就要有一种献身学术的精神。现在，很多人只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写论文、报项目多是为了评职称，很少能从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上思考问题。有益于社会，就要求我们的人文研究工作者，要把所学的知识反馈给哺育我们的人民大众，更要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作出自己的贡献。学术研究要走出象牙塔。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术研究的本质体现。

体用结合：吴汝纶文章学理路

汪春泓(作者单位：岭南大学中文系)

吴汝纶生值晚清，在时局动荡之际，携其天纵之才及超迈卓识，相继入曾国藩、李鸿章之幕府，成为深受曾、李器重的幕府学人，审视中西之间，出入政治、学术之两端。吴氏好学深思，勠力笔耕，留给后世大量著述，时至今日，仍被视作佐证当世的珍贵历史文献，而其人亦属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标杆人物。当前，关于吴汝纶的研究方兴未艾，需要唤起学界共同的关注。

由于参与曾、李军事、洋务、外交等实际筹划，吴氏的实事求是精神与曾、李有直接渊源，亦得以锤炼出超越时贤之识见。而在文章学方面，曾国藩是国学大师，吴氏受曾的影响更大。

吴氏学习西学，善于跳出狭隘的思维看中西关系，超越中体西用之局限。在吴氏的思想中，体与用并不构成对峙之势，若是贤人，并无中西畛域之分，大可一视同仁。吴氏此等胸怀是十分可贵的。

首先，作为桐城派后期的大家，吴氏对于桐城先贤文章学之评价至今日仍不失其思想的光辉。诚如吴门弟子姚永概撰《吴挚甫先生行状》所指出：“深于文者识必通。”文章和识见存在必然的联系，必须结合其人的思维方式来加以阐发。这也为文论研究之深化提供例证。何谓实事求是?就是不笼统、不一刀切地看问题，不概念化、不简单化地评论事物，努力凸显个案思考的特性。西学之专精，对吴氏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使其破除了旧式文人的框架，树立起科学的精神，与明清之际兴起的所谓“实学”有着本质区别。观中国旧式文人，好以复古论文学，吴氏属桐城嫡裔，却能平视先辈，不致于陷入传统复古之迷障，而是始终坚持以“进化”的眼光，来从事桐城派的理论建设，此无疑与其知识结构有关系。

曾国藩心仪桐城派，实际上偏重于姚鼐一家，吴氏亦与曾见相近。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吴氏文章学理论主要围绕着姚鼐展开。关乎清代康乾之世“桐城三祖”之前，吴氏与曾国藩一样，尊崇文章学史上的古文一派，而明代“唐宋派”则发挥了衔接唐宋八大家至清桐城派的作用。故此，桐城派的承传谱系是十分明晰的。

吴氏追随曾国藩，在清后期推尊姚鼐至于桐城宗主之地位，与姚氏编撰有《古文辞类纂》有极大的关系。吴氏全力以赴校勘《古文辞类纂》，以吴刻本为底本，以取代通行之康刻本，成为吴氏晚年一项重要工作。在晚清风雨飘摇之时，孜孜矻矻于斯业，吴氏此举还存有保护中华文脉之深意。西学冲击，列强进逼，中华大地变法之声四起，科举已经走向末途，而固有的传统学术与科举可谓俱荣俱枯，吴氏既看到西学势不可挡，又对吾国文化一往情深，在时风众势之下，吴氏认为姚氏之《古文辞类纂》可以发挥保存中华文明之功效。其《答严几道》：“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古文辞类纂》居然属《六经》之流亚，可以保证文章正宗不至于澌灭，并令后世国人尚能领略中国语文之纯正优美，在文化上防遏亡国之厄运。在吴氏设计的全新教育体系下，《古文辞类纂》可替代《经》，成为文章教学之读本，而且突出其中的策论、奏议等文体部分，似乎看到这种体式文章在新时代会大行其道。

吴氏不存门户之见，即使对于桐城前辈方苞，也敢于直斥其寡陋;关于姚鼐，敬则敬矣，然在曾、吴眼里，亦存在不足。“姚氏于声音之道”有欠发明，乃由曾国藩发其端者，曾国藩、张裕钊及范伯子竭力要补方、姚之未逮，以探寻文字声音之规律，而吴汝纶则与其见解略有差异，认为“气之既昌”，则声律自然调谐。

桐城三祖崛起于同乡前辈戴名世《南山集》案后，其人心情之阴阳惨舒，盖可想见。所以至吴汝纶，其《与姚仲实》虽肯定“桐城诸老，气清体洁”，然“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桐城文气“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吴氏倡言“文者必以奇胜”，此乃包含着吴氏独立之精神、神骏之天性、泉涌之文思及竞爽之气概，一言以蔽之，透射出对自由意志之高度肯定，所论真正涉猎到文章之本体。桐城文论至曾、吴，可谓集大成者也。

其次，吴氏对于桐城时贤文章成就之评价也较客观。吴汝纶极其重视文才，认为这是文章写作之关键，其《答施均父》对于中国文学之“诗可以怨”传统，乃绝佳的响应。吴氏认为无论富贵或贫穷，均非作文优劣之先决条件，所谓“文字工拙，别有能事”，证明文人作品之能否传世，实际上由天赋禀性所注定，其余因素均是其次的，而以天才论文，这正是吴氏文学观的显著特点，亦庶几把握了文学之本质。

历史飞速发展，在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先辈，我们不应该快速遗忘，他们的思想或许是我们今天释疑解惑的宝贵资源。

“选学”：在“分立”与“综合”中前行

胡大雷(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选学”肇始，或释“音”，或释“音义”，唐李善及五臣的《文选注》，奠定注释学基业。其后，《文选》研究又有词章、广续、雠校、评论诸学，这些文献研究与整理，都是对“选学”某一局部的研究，此为“选学”的“分立”形态。清代“选学”大兴，开创“选学”研究的“综合”形态，此即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撰人”、“注引群书目录”、对李善注的探讨、“前贤评论”。其书《自序》云：“李注精博，学者萃毕生之力，寻绎无尽。”“余尝取选注以类别为八门，末则缀以鄙说。”其特点是以李善注研究为主线，而展开的“选学”研究的“综合”，故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称之为“实际上是一部《文选概论》”。

随着西方现代学术传入中国，对《文选》进行全面、整体性的观照，越来越成为“选学”研究的热点。高步瀛《选学举要》，其重点是第二至七卷的篇目讲疏、讲析，而其第一卷论“《文选》之作”、“文选学之由来”、“李善、五臣及诸家注”、“选学书目”等，虽然过简，但却是“选学”的“综合”。后有周贞亮《文选学》，其上编为“篇题”、“纂次”、“选学”史、“刊刻及评骘”等，扩大了“选学”研究的范围;其下编为《文选》之“观察法”、“读法”等，总括出《文选》研究的各个角度。非常明显，其“选学”研究的主线是“综合”。骆鸿凯《文选学》亦是如此，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等，在研究内容方面，尽可能有全面的“综合”;在研究方法方面举分体研究、专家研究为例，意在“综合”但还是“分立”。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其研究主线是《文选》的编纂与文体，此二者是在对“选学”研究诸问题重新进行“综合”后得出的，既具有系统化、整体化的特点，又具有开创新的研究领域的特点。

“选学”研究的“综合”，发现了“选学”研究的许多新问题、新领域，这些发现不仅仅只是靠时代学术风气中的研究者的独特眼光，还依赖“选学”研究“综合”形态指导下的框架。学术现代转型下“选学”的“综合”，为“选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局面，其表现既在于“选学”研究自身的整体性，又在于当以“综合”的眼光对“选学”实施全面、整体性的研究时，“选学”研究中原本不被注意的部分，在“选学”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中堂而皇之占据着一席地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由附庸而变得蔚为大观。傅刚之作最具此方面的意义。比如《文选》的编纂问题，在“选学”分立阶段并不被注意，但在“选学”的“综合”下，高步瀛讨论“《文选》之作”，周贞亮、骆鸿凯讨论“纂次”、“纂集”，最终在傅刚书中成为主要的讨论问题，之后王立群有《〈文选〉成书研究》、胡大雷有《〈文选〉编纂研究》。又比如《文选》文体学的问题，周贞亮在其“文选之观察法”章有“从文章体式”上观察《文选》，骆鸿凯则在其附编中有《〈文选〉分体研究举例》，列有“《文选》分体研究纲领”，并有以“论”体为例的研究。而在傅刚的著述中，成为其两大论题之一，并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古代文体学研究又点了一把火。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倡导“新文选学”，清水凯夫提出“新文选学”的范围为六个问题，突出的特点是扩大《文选》的视野与范围，但未能构成“选学”研究的整体性框架。进入新时期以来，许逸民提出“新文选学”，包括文选注释学、文选校勘学、文选评论学、文选索引学、文选版本学、文选编纂学、文选文艺学等方面，眼界开阔、含吐宏大。“新文选学”的意义，一是追求“选学”研究的整体性，即还有哪些问题可以被整合进“选学”研究之中;二是由“综合”而发现的“选学”研究的新问题，如果得以“分立”，也能够通过“综合”而达到自身的完整。《文选》的编纂问题，就是一例。

目前，《文选》的文体研究正方兴未艾，但还有诸多可开发之处，如当《文选序》找出各种理由称不录经、子、语、史的文字，那么萧统所建立的是集部的文体谱系，是以文体类别为单位所构成的谱系;但他未尝不曾考虑过如何建立文章谱系，即以经、子、语、史、集诸文章类别为单位来构成谱系。又如《文选序》称“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文选》诗分二十三类;胡大雷的《文学诗研究》已有讨论，《文选》赋分十五类，还未有充分的讨论，而这些又或可引发“文选类型学”的建立。也就是说，“选学”某些“分立”的问题，是可以越做越大并实现其自身的“综合”的;各“分立”者是可以自身成“学”的。

“综合”与“分立”，“选学”研究的这两条路径，在“选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都有体现。此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引发，在“综合”中可以发现哪些会成为“分立”的问题，而“综合”是由“分立”组合成的。“分立”也需要“综合”才能实现自身的完整。“综合”与“分立”，这两条路径的平行或交替、交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推动着“选学”研究不断前进，也使研究者们可以不拘一格，在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选学”研究领域内展示才华。

探寻中华民族元典原貌

江林昌(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在众多汉文典籍中，形成于先秦时期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与《老子》、《墨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诸子著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这些先秦民族元典第一次总结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独立起源与早期发展，将历代先民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探索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色。

民族元典形成之后，经秦汉大一统成熟文明的融合、阐释，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在其后两千多年的承传、发扬、普及、教育过程中，不断塑造着中华儿女的民族个性，最终积淀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超越时代、超越阶层的稳定性，成为一种文化血液基因，传授给子孙后代。虽然人人各具个性，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人都具有的共性，而这种共性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的民族元典是幸运的。尤其是记录这些先秦元典的汉字，一直使用至今，基本结构没有变化。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如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希腊文化源头的线形文字A、线形文字B、古印度的印章文，都已成为死亡的文字，没有流传下来。而中国汉字由于一直被传承使用，虽然“时有古今，音有沿革”，但由于字形的稳定性，义寓于形，因此，只要稍加古汉语训练，再借助注解，我们便可阅读先秦民族元典。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所在。

然而，也存在一些遗憾。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加之秦朝末年的楚汉战争，使先秦民族元典遭到了人为破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传世先秦民族元典，只是当时众多民族元典的主要部分，而非其全貌。而且，这些传世元典又经历代学者的重新编订，以及由刻于甲骨、铸于青铜，到写于简牍帛书再到雕版印于纸张的转换，已造成了某些篇章的错乱与字词文句的讹误，而非其原貌了。因此，为了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把握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首先应探求记录总结这些基因文化的先秦民族元典的全貌与原貌。这实际上正是汉代以后历代学者都在盼求的目标。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谈何容易。

而近一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项考古大发现，不仅为我们认识五帝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与虞夏商周四代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大量现场遗址与实物资料。更重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以及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先秦民族元典的文字文献资料。可以说，我们已迎来先秦“民族元典新证”的伟大时代。

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等考古新资料，是司马迁写《史记》、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都不曾看到的。利用这些丰富的出土文字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对先秦民族元典作出全面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民族元典新证”工程的完成，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面总结提供完整而原始的经典文本，意义深广而又任重道远，是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可遇不可求的良好机会。

“民族元典新证”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民族元典新证”不能仅仅停留在考据的层面，而应该上升到义理的高度，呼应时代课题，关注国家前途，担当民族命运，解答社会需求。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使“民族元典新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发挥民族元典的强大精神力量。

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经典与犹太古经的新发掘与新阐释。中国先秦元典的新证，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背景下，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的文艺复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中世纪神学禁欲的背景下，从古希腊经典中寻找人性的自由发展;而中国当今期望的“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从先秦民族元典中寻找道德温暖与精神意志。从这个高度再来认识“先秦民族元典新证”，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王国维所说的“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的学术意义，而具有了促进国家和谐发展，引领民族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妨说，新学问需要新发现，而大学问有待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