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趋势

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与趋势，一直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1935年，冯友兰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之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推翻信古派对于古书之信念，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笔者借用冯先生之说，将古史研究趋势分为信古、疑古、证古、释古四个阶段，更多地强调古史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进。

古史对信古派而言是一种信仰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猛烈抨击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相继撰文，对疑古派的观点进行辩驳。在疑古派之前，信古之名并不存在。确切地说，信古派是因疑古派试图推翻古史体系，颠覆传统的价值体系，而刺激出来的学术流派。它只有和疑古并称时，才具有真正的存在意义。

顾颉刚把儒家观念与古史研究彻底剥离，古史、古书不再是神圣的道德法典，现代人也不是受它们教化的对象。他将古史、古书推上了科学研究的平台，借鉴近代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揭示“靠不住的古史、古书”的真面目，将民俗学理论移植到古史研究中来，运用新的历史观念展开古史研究。

按照冯友兰的理解，信古派的治学方法，即是对史料不加审查，而直接相信其“票面的价值”，把儒家经典当作信史看待。他们强调上古圣王世系的传承信而有征，对儒家文献顶礼膜拜，认为个人研究、撰述的目的，不过是证明经典所载圣人之言的可信。对信古派而言，古史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人生的价值信仰与坐标。

疑古摧毁古史体系

顾颉刚以古文献记载为依据，系统地考察了上古帝系的生成过程。他发现：《诗经》中最早的人王是禹，不同民族没有公认的始祖。春秋末期，《论语》中尧、舜、禹出现，孔子称赞他们道德高尚，“无为而治”，但此时尧、舜、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提及。及至战国，《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尧是舜的岳父，禹是舜的重臣，尧、舜、禹依次禅让的关系被最终确认。秦灵公把黄帝置于尧、舜、禹之前，许行将神农氏置于黄帝之前，《周易·系辞》又将伏羲氏置于神农之前。古史是后儒一层层地垒造而成，其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顾颉刚宣称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强调古史辨的工作就是推翻伪史，要严格审查一切没有证据的古史：想证明禹的存在，就必须拿出禹生活时代的证据;要想证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须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证据。张心澂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以“一部份为伪，则全书皆伪”为标准，把伪书范围扩展至前所未有的程度，1000多部古书被打入伪书行列，造成古史研究材料的巨大空白。

顾颉刚虽然也主张建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颠覆却是疑古派的强项。胡适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唐宋之际，疑古思潮即已兴起，疑古派则将其推向极致。层累说不啻一颗解构中国古史的“重磅炸弹”，其剑锋所指，中国的古史系统与传统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

证古旨在重建古史

疑古派对古史、古书的过度怀疑，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大部分古书被视为伪书之后，研究古史已无材料可作凭据;古史体系被摧毁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无所附着。因此，回应、解决疑古派所提出的质疑，重建古史，古书证真，成为20世纪古史研究的学术主线。

王国维针对顾颉刚怀疑三代世系的说法，以殷墟甲骨为据，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世系的可信。疑古派与信古派的论争，始终没有跳出从文献到文献、以古书证古书的圈子。王国维不仅借助出土文献，予疑古以最有力的回击，而且上升到方法论高度。他把出土文献引入古史、古书研究中，以二重证据法推动古史重建，运用新材料，提出新方法，开启近百年的学术风气。

顾颉刚曾断言《老子》的结集年代与《荀子》、《淮南子》接近。郭店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传本。虽然不能证明《老子》为春秋末期老聃所作，但至少说明战国中期以前《老子》业已存在。受疑古思潮影响，一些学者主张《易传》是汉代的作品，否认《易传》与孔子之间的关系。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出土，证明孔子晚年喜易，为当然之事实。顾颉刚认为禅让说起源于墨家，但郭店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容成氏》及《子羔》等篇，均成书于荀子之前，可见不仅墨家主张禅让，儒家也鼓吹禅让，禅让说是战国早期普遍的社会思潮，并非某家某派所专有。古书不伪，古史系统整体可信，是百年来出土文献研究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释古是古史研究的新境界

笔者之所以将证古与释古分开，重要的一点就是二重证据法只强调相信，而否定怀疑。1925年，王国维先生说：“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也。”古书能得到出土文献证明的，便要相信;不能得到出土文献证明的，也不能否定。在王国维那里，二重证据法只是用来证明古书的，而不能怀疑、否定古书。王国维信古的倾向，与冯友兰对释古的规定明显不一致。

笔者提倡的释古是信疑兼备。二重证据法强调追求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同的一面，却忽视了二者差异的一面。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值疑古思潮盛行，因此他注重寻找二者的相同之处，来印证古书、古史的可信。笔者建议由二重证据法扩展至比较法，相同与差异并重，不仅观其同，而且考其异，从更广、更深的层面拓展对出土资料的使用程度。

释古的重要特征是融会贯通，不仅对史料融会贯通，而且对各种研究方法也融会贯通。二重证据法存在天生的缺陷：出土文献较为零散、琐碎，不成系统，能与传世文献互证者毕竟是少数。于是学者们将出土文献、考古实物以及民族、民俗史材料融入进来，发明多重证据法，大大拓展了可证古史的范围。

层累说与二重证据法同是20世纪中国本土诞生的古史理论。笔者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源头处用二重证据法考察古史、古书的真相，在流变上借助层累说考察积极的一面，研究古籍的变型、思想的变迁。打破不同学科界限，把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融入进来，对各种研究方法择其所长，融会贯通，才是今后古史研究的康庄大道。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