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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证研究“书写”民族伦理

2014-12-16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明海英收藏

【核心提示】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本来是一条有机相连的链条,但相连结的中间部分已被市场经济的重锤“打破”。重修链条需要广大群众的直接参与,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与转换,最终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近日,中国民族伦理学2014年学术年会暨“民族伦理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理举行,与会者就当前民族伦理学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近年来,伴随全球化发展,世界各民族的伦理文化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如何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化进行调适?当前该学科的研究现状是什么?未来发展又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任务:建构民族伦理思想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全国从事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的学者,先后深入到各民族地区,对各民族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阶级结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情况,作了系统且较全面的调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熊坤新表示,这一阶段的工作为后来民族伦理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中国伦理学的恢复和初步发展相适应,一些学者开始涉足少数民族伦理道德思想研究,至20世纪90年代末已取得多项突破。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王泽应介绍道,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历史做了较好的阐释,初步建立了一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少数民族伦理道德史学,其中包括思想史和实践史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内容;二是结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现状做了描述分析,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建设的目标、途径与措施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证,基本上建立起现代少数民族伦理道德实践学。

进入21世纪,民族道德生活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熊坤新表示,民族伦理学当下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对各个民族的伦理思想进行搜集整理,汇编成册,然后再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学者将朴素的思想资料上升到理论形态,将零碎的思想资料贯穿起来,形成有机联系,以构成多民族的伦理思想发展史或单个民族的伦理思想发展史。

方法:“眼光向下”

民族伦理学有其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经验描述和分析方法,如实证性的社会调查、问卷、走访、座谈、整理文献等。

对于民族伦理的研究,熊坤新强调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上同时入手。他说,要树立宏观的观点,从人类文化的比较上去研究,从整体上把握民族道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发现其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找出民族伦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同时,也要从微观、从单个民族的伦理思想研究入手,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全面、系统地研究该民族伦理思想发展的状况,以及某些突出的伦理思想家和伦理学著作中的伦理思想。

“民族伦理文化的发展,其实是空间多样标准与时间统一标准的综合。”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易小明表示,考察民族伦理文化发展,要从时空两个维度把握其横向和纵向差异。纵向上,从线性、非线性脉络上把握民族伦理道德发展的历程;横向上,从横剖面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各民族伦理道德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

民族伦理关涉的学科领域极为广泛,尤其是某些民族伦理文化,大多以原生态方式存在于民族文化中,其内涵往往与经济、民族、宗教、民俗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因而对民族伦理文化的梳理提炼、分析概括,就很难脱离相关学科而单独进行。多位学者提倡和鼓励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学者的加盟,进行多视角研究。此外,有学者提出,还应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实验法、统计法等。

民族伦理学研究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才能最接近于‘道德的原生态’,才能研究各民族伦理文化和道德生活中的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春晨在其《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视角》中表示,应该“眼光向下”,运用田野工作法,对人类日常生活中复杂多样的伦理文化现象进行实证和比较研究,关注少数民族人民用自身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书写”出来的道德变迁史,以及习俗、仪式等生成的民间伦理秩序,研究民族间在长期交往中确立起来的族际关系伦理规则。同时,辅之以对各民族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的解读和分析。

“民族伦理研究,必须在不违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前提下大胆地面对现实、触及现实、直接为现实服务。”熊坤新表示,由于民族伦理学涉及民族习俗、宗教、心理等问题,除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外,必须持慎重及公允的态度,以尊重、理解和宽容的姿态来对待一些民族的某些道德现象。

未来:以文化整合创新应对冲击

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汹涌大潮,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如今已发生相应变化。为使传统道德适应新生活和新体制,熊坤新认为,道德重建无法避免。不过他所强调的“重建”,是以原有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为依托,改造旧规范、注入新内容,使其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某种结构性的变动。

熊坤新认为,重建过程中最艰巨的是如何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化进行调适。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本来是一条有机相连的链条,但相连结的中间部分已被市场经济的重锤“打破”。重修链条需要广大群众的直接参与,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与转换,最终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易小明表示,文化整合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在易小明看来,创新是各民族伦理文化通过广泛交流,不断突破本民族传统伦理文化既定模式的局限性,从而走向世界。根据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组建新型伦理文化,不断将本民族伦理文化区域资源转变为全人类的共享资源。

王泽应认为,这种交流和沟通必将产生跨民族的伦理学和跨文化的民族伦理学。“跨民族的伦理学和跨文化的民族伦理学等学科的建立,不仅使传统的民族伦理学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亦将整体推进少数民族伦理学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

当前,如何总结和提炼各民族伦理智慧,建设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民族伦理?易小明认为,这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2日第6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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