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呕心施教，欲罢不能

丢掉了中国文化，中国还是中国吗?“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没有丰富的艺术，更不能没有具备艺术素质的民众;而美育之于社会，主要是通过艺术教育这一途径实现的。我们目前对我国当代艺术关注不够，研究不够，这就导致艺术教育与当代社会生活交融汇合的渠道变狭窄了。”

叶朗，浙江衢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76岁的叶朗教授早早就来到燕南园56号，今天他要在这里接待一位新客人——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先生。

燕南园，北京大学燕园之南，中国上世纪许多人文大师都曾居住于此。燕南园56号曾是北大前校长周培源的寓所，现在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也是叶朗教授举办“散步美学”沙龙的地方。

叶朗，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接朱光潜、宗白华诸先生衣钵，潜心美学研究。在北大经历了59年的风风雨雨后，已成一代大家。59年的学习、教学与研究生涯，让叶朗教授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美学教育中去。作为人文学科中的神圣一环，美学教育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息息相关。正因为坚信这一点，叶朗教授才把他的晚年时光放到美学教育的大众普及上，这也是他今天要在这里接待胡德平先生的原因。

大学境界

胡德平其实也并非北大的客人。在叶朗教授考入北大哲学系8年后，1963年，胡德平也被北大历史系录取。走进燕南园，胡德平在一处院落之前站下，指着那里说：“翦伯赞先生在那里住过。”注视良久，胡德平重重地说出三个字：“伤心地!”

翦伯赞作为新中国的历史学泰斗，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一剧持反对态度，在文革期间备受折磨，于1968年12月18日吞药自尽。

转过几条小路，便来到燕南园56号，一进院子，叶朗教授和他的同事早已等候在门前。握着胡德平的手，叶朗教授兴奋地给客人介绍：“这旁边就住着李政道先生;那边，57号，以前住着冯友兰先生。”

进屋落座，宾主寒暄。叶朗教授先讲起自己关心的事情：“这几年我一直在鼓吹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大学要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学术氛围、艺术氛围，这些氛围的灵魂就是更高的精神追求，就是冯友兰先生讲的更高的人生境界。”

叶朗教授认为，近些年来社会风气萎靡，大学要负上一定责任：“社会需要通俗艺术，可以靠市场、靠商业去生产。但大学有自己的使命，它不能流于市场和商业，它要生产高贵的艺术，去教育社会、引领社会。否则国家还要大学干什么?”

叶朗向胡德平介绍自己创办的美学沙龙：“我在北大艺术学院开办这个艺术沙龙，每次只有二十几个人，小范围探讨这个问题。追求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有情趣的人生。”和别的美学沙龙不一样，今年叶朗教授举办的一系列讲座，初期讲的却是博物学：“现在大家对博物学不重视，钱学森、季羡林都强调过：一流的大学，要让科学和艺术相融合。钱学森晚年时说过：他关心的就是怎样办一流大学、怎样培养一流的人才。而办一流大学，就要科学和艺术相融合。”

在这些做博物学讲座的人中，既有栖身陇蜀山区、研究野生大熊猫保护的科学家，也有走遍千山万水、拍摄濒危动植物的摄影师。叶朗教授特别提到北大哲学系的刘华杰老师，刘老师痴迷于博物学，为听众讲解美国科学家纳博科夫的蝴蝶分类。这时叶朗教授眼中透出欣赏的光芒：“他(刘华杰)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俄国19世纪那些文学家、艺术家身上都有高贵的气质，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就缺乏这种气质。”

叶朗教授认为，对高贵精神的追求，体现了人生的神圣性。

对于叶朗教授的观点，胡德平表示赞同，他提起了自己去阿拉善沙漠考察时对美的感悟：“美就是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人对生命、人生、生活的价值追求，是对人性的直接拷问。”他批评现在的教育充满“空洞的说教、空洞的理论、陈旧的意识形态”，离年轻人已经越来越远。

早前叶朗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的美学教育不是为了提升、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而是为了考试加分，把灵魂层面的东西物欲化，与美学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没有丰富的艺术，更不能没有具备艺术素质的民众;而美育之于社会，主要是通过艺术教育这一途径实现的。我们目前对我国当代艺术关注不够，研究不够，这就导致艺术教育与当代社会生活交融汇合的渠道变狭窄了。”

叶朗的感叹引出了胡德平来访的正题，此行他就是为了向这位美学教育大师请教，如何让《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名著被当代社会所接受。“为什么英国人能让世界牢记莎士比亚，而我们自己甚至忘了曹雪芹?”

这是一个大命题：丢掉了中国文化，中国还是中国吗?

生命所在

坐在燕南园56号，叶朗与胡德平这对老北大的校友不能不谈起共同经历过的历史。

1967年，胡德平因为父亲被迫害，而被打成“黑帮子女”，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这期间，胡德平得以和一批同样被“专政”的人文大家相处，他们身上的高贵品质深深感染了自己。胡德平回忆说：“文革时，我在北大，关了一个月。我和朱光潜先生都关在黑帮大院。朱先生那时被劳改，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还在闲暇时间写诗。看管看到后，为了羞辱他，把大家集合起来，让朱先生把写的诗念给大家听。朱先生朗声诵读，抑扬顿挫，毫无惭色。”

说起朱光潜，当然也有故事让叶朗教授追思。叶朗教授介绍，朱光潜先生翻译黑格尔美学，文革时文稿被抄家，后来终于找到了。文革后，朱先生用了3年时间整理出来《歌德谈话录》，一共300多万字。那时朱先生已经80多岁，这种对学术的专注和勤勉，令人钦佩。“朱先生逝世时，我写了一篇悼文。小时候我看见过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画中一棵大树被拦腰砍断，旁边发出许多新枝，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在旁边看。漫画配了一首诗：大树被砍伐，生机并不熄。春来怒抽条，气象何磅礴!这首诗来比喻朱先生的人生境界不是非常恰当吗?”

北大老一辈思想家，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不放弃专研和工作。叶朗教授回忆起一个故事：

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北大请来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的主任给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做报告。讲如何解决高级社里碰到的矛盾，以此论证人民公社的必然性。报告结束后，北京市的一个领导对北大师生说：“你们看，现在的哲学家就是这些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们才是真正的哲学家。”这时，冯友兰先生站起来说：“这些公社干部是哲学家，我们是哲学工作者，我们还要做我们的工作。”

“即便是在那种境遇下，他们还在争取工作的机会，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学问是生命所在。”叶朗教授这样感慨道。

当年冯友兰先生居住的燕南园57号，离此时两位老校友攀谈的地方也只有一望之遥。

冯先生90岁的时候，学生们去家里看他。他说：“我现在看不了书了，只能在脑子里温习以前的书，但这种温习也可以发现新的东西。”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人类的文明好像一炉真火，几千年不灭地燃烧，为什么不灭?是因为古往今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呕出心肝，用自己的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

学生问：“为何呕出心肝?”

先生答：“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