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学术名家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自1919年起，从反帝、反封建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时代的每一次波涛翻滚，都离不开青年的击楫中流、勇立潮头。那些业已离去的著名人文学者，在青年时期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活跃力量，他们的身影已深深地嵌入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

在此，“学者在线”特撷取历史时间轴上部分学术名家的往事历程，以期对今天的青年学者有所启迪。

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

>>新文化运动：现代思想启蒙

>>思潮论战：探索救国之路

★学术名家：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北洋政府时期内战不断，但已出现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等制度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民主氛围为思想自由提供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新文化运动中，各类思潮和主义在中国大地风行，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呈现多元化，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

【梁启超】

“物质文明这样东西 ,根柢脆薄的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 ——梁启超

新文化运动让中国文化界接受了一场暴雨般的洗礼，在留洋派大学者的鼓吹下，西方文明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便战胜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几千年的文明似乎过时了、不值一提了。就当整个中国文化界为“新文化”摇旗呐喊之时，鲜有人知道的是，一位曾经叱咤北京的大学问家守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希望。这位大思想家便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有着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习惯。与许许多多的中国学子一样，他寒窗苦读，只为求个功名利禄;与成千上万的有识之士一样，见国家受辱，便发动“公车上书”;与古时的名臣名将一样，受君王赏识，就舍生赴死、大胆革新，成与不成、无关紧要，只为一报知遇之恩。他身上具备中国文人奉行的德行与情操，位卑时不敢忘国民之忧，居庙堂则不敢忘君主之恩。

然而，这些思想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显得格格不入。清政府脆弱得不堪一击，袁世凯又闹得臭名远扬，梁启超先后依托的两派都不得善终。在政治上屡屡受挫的梁启超开始反思，对于中国这个顽疾，“维新”是否真的是一剂良药。年轻时代的梁启超，凭借对西方国家的一知半解，便要对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后想想也是可笑至极。步入中年的梁启超渐渐开始反思自己年轻时的幼稚，他决定亲身前往欧洲，看一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游历欧洲数国，真正地了解他心目中的伊甸园。然而，现实往往过于残酷。一战的烈火，炙烤着欧洲民众。其实，在科学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欧洲，战火烧尽了人民对生活的期盼，经济已经崩溃，所谓的文明也抵挡不住列国的野心。永不满足的欲望，让他们将中国分餐殆尽。这就是所谓的“科学”，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在梁启超眼中，“科学”已经成为了屠戮百姓的武器，“民主”已经成为了强权政治的遮羞布，西方文明连西方自己都无法救活，更何况是具有强大政治惯性和文化传统的中国。

梁启超认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便在物质文明上领先了东方国家，然而，物质文明脆弱得和泡沫一样，破或者不破，取决于人心。人心，是制衡科技的最终力量。这一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具有前瞻性的。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提出了用中国传统文化匡正人心的办法。以孔子为代表的百家思想，虽然在术的层面有很大不同，然而在道的层面却趋向一致，那便是：约束自己，利人利己。然而，这样的观念很难在西方思想中找到。

从“维新”的代名词到“保守”的代名词，梁启超的思想像过山车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可是静下心来可以发现，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符合一切认识的规律。先是头脑发热，然后碰壁无数，之后冷静思考，再到合理吸收。梁启超耗尽了自己的一生，完成了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从极端走向了中庸，从对抗走向了共荣。

【陈独秀】

陈独秀是秀才出身，办报纸起家，早年多奔走于各类学堂和报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章士钊是陈独秀的第一位伯乐，邀他到当时很著名的《国民日报》，而后，陈独秀自己也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再后来的《每周评论》和《新青年》自不用提。在办报的过程中，由于思想激进，陈独秀还多次被迫赴日本高校深造。早年的陈独秀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他的文章和思想在学界广为流传。也正是因为他在学界的影响力，蔡元培才大胆启用他作为北大文科系主任，由此，他走向了自己人生的学术巅峰。

然而，时代的洪流推动着民国时期的学者，他们半推半就地走入政坛。陈独秀早期的政治生涯是很平坦的。他在北大卸任之后，就受到陈炯明和孙中山的邀请，赴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对此职位十分看重，兢兢业业地为广东的教育改革积极奔走，甚至没能参加中共一大。虽然没能出席中共一大，但凭借自己在中国文化界的广泛影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积累起来的人脉资源，陈独秀还是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内一把手。

搞政治，与搞学问有太多不同，以致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生涯十分坎坷。陈炯明与孙中山分道扬镳，陈独秀态度坚决地站在了孙中山一边，这主要是基于他道德的判断：“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陈独秀看到的是陈炯明的反复无常、背信弃义，但没有看到背后的利益纠葛。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做两广一带的霸主，而孙中山却主张“北伐统一”，实现三民主义的抱负。孙中山想要用陈炯明的全部家当为自己的理想买单，陈炯明必定是不愿意的。

陈独秀的这一举措加深了孙中山对共产党的好感，也就为国共合作埋下了伏笔。然而，陈独秀把国共合作这一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绝非是目标一致、理念共通这样简单。国民党元老之所以同意与共产党联手，一是为了争取苏联人的支持，二是看中了共产党在舆论界的优势。

政客的思维永远都是“飞鸟尽，良弓藏”。陈独秀并没有提前意识到北伐胜利背后的危机，也并没有为国共分立对峙做好充足的准备。“中山舰”事件之后，国民党的反共意图日益明显。然而面对着路人皆知的蒋介石之心，陈独秀却无力还击，只好投奔汪精卫，希望借助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得到一丝转机。但他没能发觉的是，汪精卫也只是把他和共产党作为一份和蒋介石谈判的筹码。等汪蒋和好、宁汉合流之时，便是国民党彻底放弃共产党之日。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事变，国民党将共产党人屠戮殆尽，陈独秀作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却丝毫没有还击能力。

共产党将大革命时期的失败归咎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将一场血雨腥风归结为一个理论问题，未免过于草草。其实，政治和军事，并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学术论战，而是利益与血的零和博弈。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往往从理论上去剖析问题，见解确实鞭辟入里，可每每当理论照进现实的时候，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并不是理论错了，而是有时候，理论和现实并不在一个维度上。

【李大钊】

李大钊是以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而闻名，但是较少人会关注他的学者身份。

李大钊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4年，李大钊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李大钊就义时年仅38岁。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

【胡适】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胡适

清末民初的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国内成名，而后主动或被动地赴国外深造。然而，胡适与他们不同，他曾在国外接受过非常系统的教育，先是在康奈尔大学读了五年的农科，而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直到新文化运动前夕，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洋学生。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胡适回国之后并没有宣传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哲学、教育学和农学，而是成为了“新文学”的一把旗手。然而，在新文化运动的蓝图中，新文学是最不重要的一块。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陈独秀等人便提出了四个提倡、四个反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学被排在了最后一位。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大多是成名已久的文化界名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在诸多大学者中间，胡适原本是没有地位的，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只能在最不重要的“新文学”上面下功夫。可是，胡适是海外归来的新青年，本想大展身手，苦于没有用武之地，他必须要做点儿什么才能体现出自身价值、跻身中国文化界的核心圈。于是，他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时下“大谈主义”的风气，军国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过激主义，仿佛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一个由各种各样主义所充斥着的中国。各种主义者，基于自己对某一种主义的理解，按照这种主义的宗旨，为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美丽图景。然而，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怎么走向这美丽图景?

其实，这个问题足以问倒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家，陈独秀和李大钊引进了社会主义，自己却始终找不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不断失败便是例证。这个问题放在今天依然成立，数不清的跳梁学者高呼西方式民主有多先进，可以信手拈来一大把例证，然而却只字不提中国国情应当如何与西方式民主相结合。普通民众眼巴巴地看着一张又一张大饼，最后却发现无论哪一张也不是自己的。

胡适看穿了这些学者的软肋，一击就中，即便是当时的学术大师、同样也是胡适论敌的李大钊，也坦然承认他赞成胡适的某些说法。胡适确实在朝着实干兴邦的方向努力，他提出了不少改良方案，企图真真切切地做点儿实事儿。可是说实话，他的“好人政府”也着实变成了空谈，他的政府改良方案最后也都沦为空谈。一个从实验主义和行动主义出发的学者，最后竟也在客观上走向了空谈。

学者，功在书香之间，却往往贪图庙堂之上，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也好，问题也罢，学者的工作是将其梳理清楚，而政治家则负责如何将其诉诸实现。二者分工不同，谁过了界，对自己对国家，都不是好事儿。

【鲁迅】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已被很大多人熟知。由于父亲的病故造成鲁迅对中医的严重怀疑，1902年，21岁的鲁迅赴日本学习现代医学，但不久后便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影响深远。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同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并在《语丝》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前期小说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从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这是其首创的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新文体。他的杂文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深入揭示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

鲁迅在文学史和翻译文学上也为后世留下宝贵财富。他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他还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其翻译和介绍的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对现今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不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