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聂石樵、邓魁英夫妇：志于学 耦而耕

聂石樵、邓魁英夫妇2009年合照。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小红楼里，住着一对年已耄耋的夫妇——聂石樵和邓魁英。他们将居所命名为“耦耕居”，此语典出《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意为两人并肩耕耘。

在这间不大的居所里，聂石樵和邓魁英时而有切磋砥砺的其乐融融，时而也因为争执问题掀起小小的浪花。

沉潜经史 爱书成痴

1949年，聂石樵和邓魁英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师大合并，聂石樵和邓魁英转入北师大读大四。1953年，他们毕业后，一同留在了北师大中文系做助教，又都被分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当时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刘盼遂先生对聂石樵和邓魁英的影响最大，是他们感念一生的恩师。

聂石樵告诉记者，从刘盼遂先生那里受到的教益，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先生的家里。

刘先生每次都要把新搜罗到的好书拿给聂石樵看。刚毕业时，夫妇俩的工资很低，刘盼遂先生主动将自己的一部分基本书籍赠给他们，包括《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资治通鉴》、《全唐诗》等。这成为了夫妇俩一生的珍藏。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生活拮据，他们仍坚持买书、藏书、读书、写书。

“刘先生告诉我们，治学有两个条件，一要生活安定，二要书多。想教书和做研究，不读书是行不通的。”聂石樵说。

辨章学术 以史证诗

刘盼遂推崇乾嘉学派以小学通经的取向，常常告诫聂石樵，读书要从正经、正史开始，经史是文学发展的源头。这种取向深深地影响了聂石樵的治学。

读书期间，聂石樵就沉潜于经史，留校工作后，他一直主要从事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中，探索出一套富有特色的文学史编撰方法，先后撰写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等。

聂石樵著文学史的一个突出特色是重视文学史料的考辨。在征引宏富文献的同时，聂石樵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真伪都详加考析，力图做到无征不信。在解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聂石樵则主要采取“以史证诗”的方法，即将具体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引用大量的史料，来挖掘、揭示作品真实的内涵。“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才能使论点落到实处。此外，也要注重文献考证。”聂石樵告诉记者。

切磋砥砺 携手共进

虽然都选择了古典文学研究作为平生志业，但聂石樵和邓魁英的兴趣却不尽相同。聂石樵爱杜甫的沉郁、李商隐的幽微;邓魁英则爱李白的飘逸、辛弃疾的豪放。就性情而言，他们一内敛、一外放;就治学特色而言，他们一守正、一通脱。在专业上，聂石樵擅长经史之学，邓魁英则对诗词的美感别有体悟，他们常常能够取长补短。比如同样是研究杜甫，邓魁英往往凭借兴致选读，更重视对杜甫生平进行宏观研究，聂石樵则要一首一首弄明白、做注释。在“文革”期间，他们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开“地下工厂”，共同完成了《杜甫选集》的注释、编选工作。

聂石樵与邓魁英合著有《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古代诗文论稿》、《古代文学论丛》，这三部论文集收录了二人在不同时期所著的单篇论文，内容涵盖诗歌、戏曲等不同体裁的作品。“虽然我们的文章收在一本书中，但是文责自负，文风也不尽相同。我们的学生翻开书，不用问，就知道每篇的作者是谁，知我者有其人。”邓魁英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