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绶祥：向着文人精神的乐土

图为陈绶祥中国画《四宝图》

作画题跋、以诗和画……这种“以文入画”的创作方式，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绶祥的“拿手好戏”，让他的画作另有一番风味，如同他别样的治学道路。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一直处在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陈绶祥始终以坚守中国文化为立场。桂林的哺育和滋养，让1944年出生的他性格中有着水的韧劲儿，心心念念的都是中国文化。他编书治学、教书育人、写诗作画，被业界冠以文化学者、美术理论家和美术教育家之名，在这些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陈绶祥1968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建筑系，1981年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美术史论专业学习，开启了他研究美术史的大门。之后，他用30余年的时间编书治学，不仅完成了《中国的龙》《遮蔽的文明》《二十世纪中国画流派与风格——新文人画派》等多部著作，还相继完成了3个国家重点课题，特别是和王朝闻等先生一起编纂的《中国美术史(共12卷)》《中华艺术通史(共14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共14卷)》等国家重大科研图书，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美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编撰体例逐渐确立并逐步完善。在美术院校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这些编纂工作，陈绶祥参与其中，贡献了智慧也成就了自我。

陈绶祥的治学思路是变化多端的，“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是其治学的主要特点。其专著《遮蔽的文明》虽是对30篇论文的收录，但连在一起却体现了对中华文明的人性特征、与龙有关的文化现象等诸多方面的挖掘与阐述，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广度与深度;他参与主编的重要通史类著作《中国美术史》中的“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从社会生活对艺术的影响、哲学思想对理论的促进等，过渡到文化交流对宗教的改造、工艺美术的兴衰变革等方面，都跳出了传统美术史“小圈子”化的藩篱，直溯本源、触类旁通，探讨了各美术门类的渊源、兴衰流变及艺术思潮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他看来，这与传统美术治史方法截然不同，“不再侧重古典式的实证主义方法和材料的搜索，而更侧重美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这种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研究乃至美术理论的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

陈绶祥治学的突出特点，还体现在他对“新文人画”的倡导上。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术界许多人因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了解而兴奋时，在“85新潮”搅动中国艺术的语言变革时，在李小山喊出“中国画穷途末路”时，在一些中国画画家面对中国画的发展乃至生存问题主张笔墨回归传统时，几位画家以举办两届“南北方画展”进行了文化回应，陈绶祥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文人画”这一文化主张。这在当时是大胆的，也是另类的。

远至宗炳的“畅神”、苏轼的“意蕴”、米芾的“墨戏”、吴镇的“适趣”，近至陈师曾的“文人画论”……“文人画”的思想内涵在中国文化发展以及画家自身精神归宿的双重架构中不断自我丰富着。陈绶祥在“文人画”的基础上提出“新文人画”，旨在以一种随时代潮流而动的理念，使今人对传统有新的感悟、新的选择——“新”是时代性，“文”是文化性，“人”是个性，“画”是艺术性，这从理念上奠定了“新文人画”在继承传统和面向时代的双重维度中开创的根基。

为实现“新文人画”的文化主张，陈绶祥多方联络，办班教学、办展出书、座谈研讨。从1993年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开始，他创办了中国画名家研修班，坚持“读书明理、教书育人”，努力让学生体悟中国画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在中国当代画坛，“新文人画”这股创作新势力掀起了不小的波涛，推动了当代中国画的发展。

对“新文人画”发展的努力推动，也体现在陈绶祥的人物、花鸟、山水等艺术创作中。“诗一书二画三”是他的自我宣言——他的作品承续齐白石“红花墨叶”一脉，“艺文相彰”中是他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文人意趣的表达。他自己说，绘画对他而言是文化认知的一个试验田，一个自我实践的窗口。

而今，陈绶祥依旧在他文人精神的这片乐土上继承着、坚守着、耕耘着，步伐依然矫健。对于未来，他想把研究的成果认真梳理、补充和总结，希望能从中国汉字研究的角度看中国书画艺术，争取给后人留下一些思索的结论。这是一个看似平常却并不简单的目标，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