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朴与产业经济学

杨公朴于自家客厅

杨公朴主编的《产业经济学教程》至今已发行10.5万册

杨公朴与学生在一起

下月18日，上海财经大学的老教授杨公朴就年至鲐背。在学生眼中，他是典型的老派知识分子——志趣一直围绕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总是把自己和学科命运放在一起，遇事随和，遇学术却要较真。

拜会杨公朴教授前，先见了几位杨老的高足。

“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学者，时刻追着最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思考。前几年和他聊天，还说我们保守。”这是干春晖印象里的杨公朴。干春晖1992年拜读杨公朴门下，如今是上海海关学院的副院长，中国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就产业经济学这块领域，上海滩上有很多人并非他嫡传弟子，但因为上过他的课、读过他的书，都自认是他的学生。”李清娟是杨公朴70多岁时带的博士生，她现在是杨浦区政府外办主任。

“他的教学方式就是讨论，但这个过程中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师生之间很平等，谈话完全没有压力。很多东西我们当时可能没有感觉，事后才有体会，这就是润物无声吧。”这是杨建荣印象里的杨教授。杨建荣是上海财大1978年复校后的第一批本科生，后又跟着杨公朴读了硕士，是杨公朴早年的学生。他现在的头衔是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曾经在区县做过主要负责人。

几位学生谈起杨教授来，就似聊起自己的老父亲，兴致盎然。顺着他们的描摹，可以依稀看见一个老学人的轮廓：仙风道骨、老派知识分子，略威严。

正式拜访，一位身形颀长的老人开了门，先前勾勒出的轮廓一下子立体起来，但又似乎不太一样。杨公朴教授非常高，却未见佝偻，人瘦削却矍铄，眼睛有光，穿着一件水洗蓝色的衬衫，符合学生们“精干”、“考究”又“素淡”的描述。学界尊杨公朴为“中国工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泰斗”。但是与之对话，却无泰山压顶之感，他嘴角总是含着一丝笑意，尽管已近90高龄，却始终直身坐在沙发上，不倚不靠，在这个年纪的老人中非常少见。因为左耳听力不大好，杨公朴有时头会微侧，努力地听着提问。一刹那懂了，李清娟口中的“老派知识分子”就是如此。

杨公朴求专精，志趣一直围绕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产经领域享有极高声望。他1978年起陆续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2013年列位“20世纪中国知名管理学家”。他的学生总说他是靠著作来发挥影响力的，的确，杨公朴先后出版了有关产业结构等的著作7部，主编《产业经济学教程》等教材11部，尤其是1998年6月出版的《产业经济学教程》至今已经增印26次，发行量达10.5万册。

阴差阳错成为学人

经济领域里摸爬的老人儿往往语言质朴，不太会总结升华一些人生哲理，没有意味深长的比喻，也鲜见信手拈来的风趣，杨公朴就是如此，他讲话语速很快，讲起自己的事情几乎不留思索空间，对于曾经的经历和所想，他都是直白道来。

从一口浓重的余姚口音中，杨公朴求学、治学的经历慢慢浮现出来。他6岁起读书，走上教育、研究这条路却是阴差阳错。1926年杨公朴生于余姚一个生意人家庭，是家中四兄弟里的老幺。哥哥们都念过书，却学运不济，碰上家道中落只能弃学，要么做了学徒工、要么做起乡村教师。到杨公朴读书的时候，家境慢慢好了，父亲把光耀门楣的愿望都放在他身上，希望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杨公朴喜欢读书，但读书这件事在他这儿并没有负荷起过于厚重的抱负，即便现在著作等身、有了名望，杨公朴也丝毫没有润色读书意愿的意思：“对那时的我来讲，读了书将来可以做更高雅的事情。加上我自己也有点上进心，希望能够学历高点，到大城市里就业，选读工商管理也是觉得将来好就业。”从家门到校门，除了中间抗战和生病，杨公朴的求学之路一直还算顺利。他读书没有伟愿，只是潜心于学海，并不知道彼岸是何处。

解放后，上海财经学院杨公朴就读的专业改为工业管理系。杨公朴从工业管理系毕业的那年，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杨公朴的同学们都轰轰烈烈地奔赴东北施展拳脚，作为学生干部，他却被学校留了下来，这对当时志在四方的杨公朴来说，并不算是件好事。“我起初还会有情绪”。那时刚经过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多校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学校事务繁杂，杨公朴等留下来的毕业生要先满足行政工作的需求，再考虑分配到教育岗位。工业管理系系主任孙怀仁却在这时提出，系里年轻的助教少，希望把杨公朴调到系里当助教。孙怀仁的这一建议直接定下了杨公朴以后60多年的人生轨迹。杨公朴自己也将这个时候定位为“人生转折”，至此，他开启了教学与研究事业。

较早关注了产业结构问题

10多年后，杨公朴真的去了东北，而这次背负的心情却跟刚毕业那会儿不同——“文革”中，上海一些干部要派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杨公朴就是其中一人。呼玛县与苏联只有一江之隔，杨公朴说，那时等到天冷，踩着结了冰的黑龙江就能出国。

1969年，杨公朴40多岁，正是从事研究的好时候，而到了东北，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工作终止了。在呼玛县的那些日子，杨公朴连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楚，对他的影响可谓深远。第二年，插队的知青接到了一个任务——在当地人口中“天上无飞禽，地下无行人”的深山老林里修一条砖面公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修这条路的艰苦自不必说，没想到路真是给他们打出来了。也是在那一年，省际人事的对接安排上出了点问题，这让杨公朴察觉到了回上海的可能性，他抓起空当又开始学习，读了《资本论》、毛泽东有关文章及毛泽东未发表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

这段东北的生活经历倒是为杨公朴的学术研究开启了一扇窗。因为专业需要，在上海时，杨公朴接触工厂比较多，但对农村的情况不太了解。在东北，他有意识地做了一些调查，心里逐渐有了一个感觉——中国农村不改革不行，农业不搞现代化不行。“当时种地就是每亩地大概30斤种子倒下去，收成就看天了。一斤种子能收两斤麦子就不错了。不科学种地不行，农民的知识水平不提高看来也不行。”回忆这段往事，杨公朴的脸上有些沉重，他说，对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上做的一些调查，让他补上了农业一课，使得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单单搞工业还不行。回到学校后，他就建议开设农业经济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杨公朴就开始研究整个产业结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学界还鲜少有人关注。

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苏东水是杨公朴挚交，他评价杨公朴：“注重现实研究，有独到见解。”杨公朴也说：“我的成长过程是在实践中完成的。”这从他大三时第一次走出校门，到上海自行车厂实践时就定下了基调。而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始，杨公朴作为助教又跟着孙怀仁等教授去工厂里调研了半年，帮着工厂做了一整套计划、规程。“过去接触的知识都是书本上的，不动的，而工厂里都是鲜活的。专业调查，对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真的有很大提高。”

孙怀仁是对杨公朴学术研究影响至深的两人之一。另一位，则是杨公朴在实践中遇到的厂长赵丁夫。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杨公朴等12人被派往上海机床厂挂职一年。杨公朴就跟着赵丁夫，一路看他如何组织生产，如何调动工人积极性，解决各类矛盾。“他跟我讲，你们搞研究工作，认识一个问题一定要高屋建瓴，调查一定要水银泻地，角落都要观察到。知识很重要，但实践是基本的，通过实践来提高认识，通过认识来指导实践。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也一直拿这些话提醒着我的学生。”

干春晖一直记着杨公朴的教诲：“他在任何场合都跟我们说，你们做研究、做决策的人应该实事求是。在学术研究上，他始终提倡学术研究不应该是架空的。”学术研究要为地方及中央政府服务，为企业服务，这是杨公朴学术研究脉络中的“草蛇灰线”。也因此，杨公朴做学问不会固守一套既有理论，所有事情的立足点就是能不能解决国家、产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略性问题及现实问题。“在他心目中除了能解决现实问题，没有一套必须要遵循的教条。”干春晖说，杨老师的门下弟子讲求的都是学以致用，对于他们甚至他们的学生而言，提出问题、找出症结，只是开始，在调研的基础上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才算结束。

杨公朴为人亲善，但遇到与发展相左的问题，便会固守己见，天不怕地不怕公开场合照样要讲。1984年，国务院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到会的都是全国知名专家，上海高校里赴会的只有杨公朴一人。会上，杨公朴就针对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在当时比较早地从战略角度提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当时，上海提出“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次序，杨公朴却感觉不妥——上海原来是个工业城市，工业水平比较高，现在不管工业，把第三产业放在前面，好像不太对。后来，他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做了四个课题专门探讨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出三二一产业要协调发展，而且要永恒发展，上海不能离制造业而发展的观点。这项课题成果在学界受到好评，但也招致了一些不满。“当时压力很大，但后来我想，我们这个理由还是站得住脚的。第一，上海制造业不能萎缩，因为这方面其他城市还代替不了;第二，当时的工业化还是中级阶段，不能强调第三产业的大发展;第三，产业结构的演变本身有规律，第三产业要发展，必须要在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人为地发展第三产业，这样缺乏基础。后来到基层调查时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许多工厂把主要精力、资金都放到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开始萎缩。我这个观点坚持了很多年，压力一直有，但我自己觉得方向是对的。现如今，上海的产业发展定位是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一些朋友碰到我讲，这下你可以抬起头来走路了。”

杨公朴对上海的产业结构看得通透，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譬如，他的学生徐建国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期间，正逢“十一五”规划制定，徐建国说：“‘十一五’规划制定期间，上海以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为核心，形成了上海产业发展系列规划，作用至今仍在延续，这些都是杨老师学术思想在实践中影响力的体现。”

临危受命，续起了学科脉络

在杨公朴的学生看来，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文革”后把产业经济学的学科文脉给续上了，颇有点重振武林门派的味道。

上世纪90年代，原来的工业经济学等专业合组新建产业经济学专业，具体做什么大家都不清楚，但杨公朴已经有了想法：既然改成产业经济专业了，对学生就要有交代。他在之后十年间，在全国较早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工业经济概论、工业经济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外向型经济研究等课程，并为上海财大争取了产业经济学的博士点，完善了学科体系。那时，不少高校急需产业经济学教材，算是临危受命，杨公朴主持的研究小组受上海市教委委托编写产业经济学教材。虽然杨公朴80年代初就开始涉猎产业结构，但对整个产业经济并没有研究，产业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内容尚未完善，产业经济到底搞什么也不明晰。“我们当时参考了一些国外内容，但国外没有产业经济学，只有产业组织学，他们一百多年来都是做市场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涉及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问题。过渡阶段，企业如何发展、产业结构如何调整，需要国家有产业政策进行指导。此外，中国产业结构要变，必须要有产业组织，要发展公司，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教材的内容要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政策，这三方面不可或缺。在教材里，我们还将产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定为企业，这在当时比较新。”这本兼收并蓄、自成一个严整体系的《产业经济学教程》于1998年出版，后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领域的拓宽，几经修订再版。

学科重建、教材新编，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至于人才培养也是。“老实说，我们刚进校的时候，都不知道工业经济管理是搞什么的，只知道工厂里跟这个有关的可能就是一个财务科，就是做做账的。真正的工业经济管理学术体系如何，涉及哪些领域，是杨老师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要把这样一套学术体系整理出来，教给我们。而那时学习产业经济学对我们而言就好像读外语一样，一切都要从ABC开始。”对于零基础的学生，杨公朴懂得深入浅出，用大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熟悉的例子来教学，学生们整门课上下来再去总结，会发现脑中所学已然形成了一个系统。“当时学工业分工协作理论，因为这学说也是比较系统的学说，一开始如果讲得非常学术化，可能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杨老师运用了很多工业调查当中的具体案例以及当时企业的很多实践。让我们了解工业的细化分工是怎么回事，协作又是怎么回事。这种方法很管用。”杨建荣说，实际上大学读书的时间相对有限，不可能穷尽这门学科所有的著作，对学生而言，除了接触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方法，分析问题、学习的方法，这是一辈子受益的。离开大学，杨老师的这套方法论一直管用。“做学问，他探求本质的东西，没有花架子，讲究这件事情到底实际是什么，可以让你剥离掉所有学科方面形式的东西，直接让我们去追寻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再‘学术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系统地上过杨老师的课，就认定杨老师是自己的老师，因为杨老师可以通过几个讲座就把宏观的东西讲透，能让你的知识体系一下子完善。”

直到现在，杨公朴的学生还会经常登门造访。杨建荣说，老师基本上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很注意倾听学生们跟他反映的情况。“比如我们遇到事情是怎么思考的，怎么去抓发展，然后与我们讨论。他不是教育，只是讨论，就是润物无声，很多东西我们当时没有感觉，事后才有体会。”

对于学生，他严厉的外表下总是藏着一颗慈父的心，李清娟记得刚入学那会儿，杨教授要去看看她的居住条件，“我的宿舍在5楼，自己走上去都气喘吁吁，他70多岁的人非要上去看看”。干春晖也被感动过一回，那是他刚拿到经杨教授修改的博士论文。“很震惊，用词、标点都一一修改，他将论文中的所有国营企业改成国有企业，一字之差却蕴含着产权意识。”

按学生们的说法，每个人的发展，杨公朴脑子里都有路线图，并在适当的时候会给一些建议。“继承了他的作风，他这一脉师生氛围很不一样，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生活、事业发展，会互相提醒，互相帮忙。”杨公朴80岁大寿时，学生为他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有200多位学生前来祝寿，也就可以理解了。

生活上的随遇而安

他的学生有时看不懂他，他似乎万事豁达，学术生涯几经周折，也未见他抱怨;60多岁的时候生胃癌，胃被切掉五分之四，行事却如常人无差;做系主任的时候被人说闲话，他充耳不闻，有人忍不住打抱不平，他只以一笑置之，“这都是讲讲玩的”。

但又常常“一根筋”，他的书架上没有小说，电视剧聊不起来，打开电视只看新闻。说是退休了，但是学生到家里聊天，话题基本上还都围着学校、产经，“一开始，我们这样聊，是希望老人家不要脱离社会，后来试着聊点画展、音乐会，但是谈不久话题又转回了学校、学术。他太把自己和学科命运放在一起了，可能是他们这代人的‘通病’。”直到现在，老人还在关心财大产业经济学的后继问题。

曾经也有从政、从商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他都一一谢绝，他常对学生说：“一门心思做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在他看来：“还是教育有兴趣。我喜欢探索与思考，教育工作对味。”

至于其他，他关心寥寥，换了房子，地方大了，活动空间多了，他嘀咕：这买房子也不是好事。因为活动多了，反而不能专心坐在一处做研究。

买了一个助听器，他概叹：“这是我最奢侈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听不清人家讲话，答错了，会很不好意思。人家等着我回答，我不回答也不好意思。”奢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几千块钱了。学生嗔怪他：“一个人的态度应该体现在任何方面，你追求高端的学术，也要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他笑：“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但杨公朴又是懂得人间烟火的，有时学校会办一些收费班，他会让年轻人多参加：“你们养小孩需要钱。而且你们都是年轻人，能带来新知识。”

学生想送他羊绒衫，他说不用了，老太婆织得挺好。吃饭只肯在家吃，因为“老太婆在家等我呢”。他不会刻意表达，但不经意地总会透露一点。杨公朴生活里总是尽量避免麻烦学生，但最近因为夫人身体不好，会悄悄嘱咐与夫人关系不错的学生来家中坐坐。还有他生胃癌，他偷偷跟学生讲：“老太婆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心里都知道，那我就装作不知道呗，让她放心点就是了。”

说到当年罹患癌症，几乎受采访的每个人都会谈及杨公朴的夫人，她多年的细心照料让杨公朴重获健康。采访时，杨公朴自己也万分感慨：“我没有感觉自己是个生癌的人，该做的事我都做，82岁还在带学生。我的夫人、学生、朋友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好的环境，不是愁眉苦脸的那种，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待我都是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