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法治思想

《史记》中的法治思想，主要以两种方式体现：一种是司马迁在篇末以论赞的形式直接发表观点和评论;另一种则体现在对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与叙述中，正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究其内容，主要包含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主张有局限的法律平等及宣扬慎刑、宽刑等。

●《史记》在记载远古事迹时体现了“慎刑”思想

《史记》叙事始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记载远古事迹时已包含初步的法治思想。据《史记》记载，尧年老时，让舜代行天子的职务，考察他的执政能力。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关于法治的措施有作“象刑”。有学者认为，“象刑”并不是真正的处罚，而是一种“象征刑”，是让犯法者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戴上不同颜色的头巾，以此来表示警戒。舜时还实行“眚灾过，赦;怙终贼，刑”的政策，即赦免那些由于过失犯罪的人，对屡教不改的犯人才动用刑罚。这些都体现了原始的“慎刑”思想。

周穆王以甫侯为相，作《甫刑》。随着刑罚的渐趋发展成熟，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的过程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当时强调选择贤人执法以安百姓，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敬畏法律，以杜绝所谓“择非其人”、“敬非其刑”、“居非其宜”等现象。在具体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注意做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注重证词和证词的取得程序，以保证法律施行过程中的公正，避免冤案产生。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已提出了处罚必须和所犯罪行相适应的“阅实其罪，惟钧其过”和疑罪从轻的“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的口号。认为只有谨慎使用法律，不轻易用刑，才能“简信有众，惟讯有稽”，得到百姓的拥护。

●司马迁肯定李斯在法治上的建树，但批评他过于“严威酷刑”

秦自商鞅变法始，信奉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的法治思想，逐渐确立了以法治国的政策。秦统一后，李斯主持整理修订法律，“明法度，定律令”，还“除疑定法”，使百姓“咸知所避”。司马迁肯定李斯在法治上的建树，但批评他过于“严威酷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将会和周公、召公等圣贤一样名垂青史。

秦朝快速灭亡后，汉初知识阶层反思秦代统治教训，形成了一股“非秦”的思潮，而秦朝的严刑峻法更是广受批评。贾谊的《过秦论》即是“非秦”思潮的代表作品，贾谊认为秦王“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按照贾谊的主张，秦二世应该“虚囹圄而免刑，除去收孥污秽之罪”，约法省禁，让天下的人能够自新，以威德统治天下，那样就会避免“暴乱之奸”。司马迁非常推崇贾谊对秦政的分析与批评，将其言论附在《秦始皇本纪》的篇末。也对秦始皇的政策进行批评，认为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扬，明确地表达出从宽执法的主张

与对秦始皇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扬，在他的笔下，汉文帝是一位贤明君主。在汉文帝时期，中国的法治有几项重大的变革，废除“收孥”是其中之一。“收孥”是由秦代开始的一种残酷制度：如果一人犯罪，其父母妻子等家属都要遭受处罚。汉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废除了这一制度，他相信“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即法律正当民众才会诚实，处罚得当民众才会服从。如果官员不能引导民众遵守秩序，又用不正当的法律处罚，这反而会使民众信奉暴力。

汉文帝时期另一项重大法治变革是废除肉刑，而这是由一位女子的上书所引发的。汉文帝时期，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罪，按法律应该押解到长安受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到京城，在皇宫门阙外上书，说“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自己愿意舍身去做官府的女奴，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文帝认为对犯罪者不进行教育而只是施加刑法，残毁肉体，“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这不是为民父母应有的作法。他随即下令废除肉刑，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史记》中，司马迁为奉公守法的官吏作《循吏列传》，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在该传的最后，他明确地表达出从宽执法的主张：“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史记》中有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

《史记》中大力宣扬道德教化与法律制约相互配合，认为礼、德要优于政、刑，非常认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中还有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在《孔子世家》中引用了“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对于礼与法的关系，司马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认为道德规范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法律规定的作用只体现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法律的处罚制裁作用是即时的、显性的，而道德的引导规范作用是长期的、隐性的。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在不断地研究它，不断地挖掘它的价值。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汲取其中最为光彩、最有价值的内容，尤其是认真总结《史记》中的法治思想，借鉴上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积极因素，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具有极其深刻和长远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