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历史研究不能只在求真

导语：日本试图进攻东南亚前后，做过不少共同反抗白人统治的宣传鼓动及组织策划工作。昂山等人，包括印度激进的独立运动领袖钱德拉·鲍斯等人，就都选择了与日本合作的办法。

从2015年6月7日始，著名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在首都图书馆举行了主题为“历史评价的尺度”的公共系列讲座，一共八讲，为期一周。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理想国讲堂”的开堂首讲上，杨奎松即做了一次题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左右历史”的演讲。与其长期从事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不同，他这次与听众探讨的其实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杨奎松在演讲

此次连续八讲的题目，包括“人类野蛮的理由”、“希特勒们为什么特别恶”、“人性有善良的天使吗”、“如何认识美国的人权史”等，杨奎松尝试用他解读中共史及中国现代史的方法和观点，来解释人类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和重要事件，以验证其解释力如何。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历史?杨奎松提出三个基本“尺度”，即“时空”、“进化”和“人权”尺度。

所谓时空尺度，即对历史的研究与理解，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情境及其观念范围;所谓进化尺度，即要基于渐进和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谓人权尺度，即对今人来说，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种进化，就是从对人权及个体生命权的极端漠视，逐渐发展到高度重视的过程。今天对历史上任何制度体制、思想观念、国家社会的价值评判，均应以此为出发点。

此次系列讲座为理想国文化基金会主办的“理想国讲堂”的开篇。讲堂每年会邀请一位在学界卓有成就的学者面对公众做系列的主题演讲。按策划人梁文道的说法，“理想国讲堂”，不是一般的“公开课”，而是希望能通过专业学者学术上的新论，为公众带来“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只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为他辩护，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记者：我注意到您一直比较强调研究历史要求真，因此要秉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但这次讲座讨论的好像主要不是求真的问题，而多的是史观的问题，为什么呢?是否一开始您就感觉到了这方面问题的重要呢?

杨奎松：我最先从事中共史研究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求真，没有太意识到同情之理解的意义和方法。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发现和许多人讨论历史，不少人总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情感上看历史，离历史中人实际想的和做的逻辑差距太大。这才注意到用陈寅恪的话，强调研究历史要换位思考，要熟悉并掌握历史中人的文化知识背景，努力与历史中人处于同一境界，并“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但随着我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的历史对象越来越多，特别是扩大到中外关系之后，就进一步发现，光靠同情之理解来研究历史还是不够。我参观过好几个国家的战史纪念馆之类的博物馆或展览馆，发现明明大家讲的是同一场战争，不少重要的原因，包括结果的说明却大相径庭，但你很难说它就是在编造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展览都只是从自己一方的角度，依据自己一方的史料，在讲自己一方可以讲的较正面的故事。如果拿交战双方或多方的史料对照起来，各方历史就互相打架了。

陈独秀

这就好比我当年研究陈独秀，我对传统党史说陈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亦或“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但是，随着为陈独秀翻案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研究者为证明陈独秀不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开始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怪罪到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头上。这在我看来就又走过头了。

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即假如我们因为同情陈独秀，就站在陈独秀的角度看问题，把一切责任都归到共产国际身上去，这是否合乎历史真实呢?不要说陈独秀从来没有这种革命经验，他的许多主张并不切合实际，就是所有事情都能按他的意见去做，谁又能说在那样一种复杂条件下，中共就能取代国民党，或继续维持与国民党的关系呢?

我们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上来为陈独秀辩护，俄国学者站在莫斯科的立场上为共产国际辩护，站在其他中共领导人立场上的研究者替其他领导人来辩护，这岂不又会引发出新一轮关于历史真假正误的争论来吗?

类似的现象在历史研究中可以说司空见惯，这也正是我今天想要强调历史研究不能只满足于求真的一个原因。如果研究者跳不出一党一派一族一国之立场情感，跳不出对自己所研究的某位名人的同情之理解，这样的研究反而可能制造许多片面的和支支节节的历史真实。当每一方都拿自己一方的历史真实来做文章，来为自己一方的千秋万代背书的时候，历史往往也就被人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一种制造误解、隔阂，甚至仇恨的工具了。

如何理解蒋介石，两岸学者差距很大

记者：您也讲到，历史研究者要想真正做到客观、中立是很难的。像您做蒋介石研究，就发现自己对蒋的理解与台湾学者有较大的差距。如何去克服这种差距?

蒋介石日记

杨奎松：我做蒋介石研究是做中共史研究的必须。蒋介石日记原稿开放后，我也曾几度去胡佛中心看过，以便比较准确地掌握蒋的性情、心理和思想变动的情况。但我的研究毕竟不是全面、深入、具体的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因而在就蒋日记与台湾学者的合作研究中就发现，在理解蒋并还原蒋的真实一面的一些问题上，我及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之间还明显有差距。

这种差距在我自己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对蒋的研究还多停留在点和线上，面上还欠缺很多;二是与台湾学者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差距很大，更不必说与蒋介石个人的文化修养、知识范围及生长生活背景之间的差距了。

当然，这些问题严格来说也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如果能用同情之理解的方法深入下去，虽然难，也还是可以解决的。我倒觉得当今这类研究，两岸之间，特别是两fans之间，更主要的障碍还是在史观上，不在史实还原或重建上。

记者：也就是说，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每一方很难避免一些倾向性的认识和判断。

杨奎松：免不了的，虽然对有些学者来说可能是不自觉的。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都想保持客观，真正做到其实很难。比如，我们研究具体史实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可以设问，可以预判，但一旦发现史料与预想之间存在矛盾，一定要以史料为基础来修正自己的预判或想法。比较麻烦的是史观问题，也就是你拿什么来做历史评判的尺度或标准。没有绝对的历史真实，因为后人无法全部还原历史真相，因此也就特别需要深刻的感悟和正确的解释。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合影

比如，台湾国民党史的研究者，多半会抱有一种正统的观念，即把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大陆政权，看成是中国历代王朝乃至文化延续的正统。基于这种正统史观看中国现代史，就不免会生成一种道德判断：凡是反正统的，必是不道德的。大陆中共史的研究者，多半又认同革命史观，过去叫阶级革命史观，今天叫民族革命史观。从这种革命史观看中国现代史，也很容易生成一种相反的道德判断：你反动，故我造反有理。基于如此不同的史观来看历史，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对方思想言行的合理性所在。这也是在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人们为什么总是会去争论那些所谓正邪善恶之类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共关系史的问题尚且如此，中共党史中的是非问题就更多、更复杂了。同时，基于当今民族主义的史观看问题，中日呢，中俄呢，中美呢……岂不更容易变成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了吗?

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爱国的选择?

记者：谈到史观问题，我想到您上一本书《忍不住的关怀》余论部分的一个观点，您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软弱性的问题，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各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当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多数人往往会牺牲前者而顾全后者。问题是，您认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呢，还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历史局限带来的必然结果?

杨奎松：这里可以美国为例。美国表面上是一个移民国家，照理不应排斥移民。但1882年由国会正式通过了一个专门限制华人移民，不给华人公民权，并且在美华人离境即不得返回的排华法案，一直到1943年这一法案才被废除。事实上，类似排斥华人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它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当年越是在海外的华人往往也会越爱国。整个二十世纪上半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留学海外青年学生，包括知识分子，不顾国内战争、动乱和革命的不利条件，纷纷选择回国效力，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改革开放至今，不仅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而且毕业后多半选择不回国了。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包括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历史的条件、环境及其传承影响的局限是很难克服的。

知识分子所以会成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多半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所谓“忍不住的关怀”。但民族国家背景下，尤其是落后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受到外国歧视与排斥政策的刺激，其爱国之情往往又会胜过悲天悯人之心。一旦国家利益与个人关怀发生矛盾时，他们中一些人会牺牲后者而迁就前者，往往既有理性选择的因素，也有无奈的成分。我举过同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张君劢和储安平三人为例，可以看出当年真正坚持己见，不肯妥协的人只是极少数。胡适和储安平的选择反映的是大多数。他们的选择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无奈的一面。

记者：同样是爱国，还有一个缅甸的“国父”人物—昂山，他还是青年学生领袖时选择了与日本人合作。为什么日本发动的东亚战争，在中国、朝鲜和韩国看来就是侵略战争，而在一些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许多政治、知识精英看来却不一样?

杨奎松：相信许多读者都熟悉当年东京审判中十一名大法官中那位为日本侵略辩护的印度大法官帕尔。当年印度政治家和思想家中，和帕尔一样同情日本的人很多。甚至包括印度国父甘地在内，也是一样。

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是不同的历史境遇所造的。日本军阀当年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战争口号，是要把亚洲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时，东北已经完成了易帜。1937年日本对中国大举侵略时，中国政府更是基本上统一了中国本土。朝鲜的情况也是一样。朝鲜从未被白人统治过，相反，到是被日本强行占领，并入日本，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对中、朝、韩三国来说，日本是侵略国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缅甸国父昂山将军

但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它们原来就是英、法等国的殖民地，长期在白人的统治下。它们民族中许多精英分子始终在反抗白人的统治，谋求民族解放。日本试图进攻东南亚前后，做过不少共同反抗白人统治的宣传鼓动及组织策划工作。昂山等人，包括印度激进的独立运动领袖钱德拉·鲍斯等人，就都选择了与日本合作的办法。日本对东南亚的进攻，的确推翻了白人殖民统治政权，并在当地建立了当地人的政府。虽然日本人实际上仍是太上皇，和白人殖民统治者没有多大区别，但日本很快战败，这些民族许多也因此获得了独立。与日本人短暂的统治相比，这些国家中人更恨白人，是可想而知的。

不能拿今天的道德或价值标准来要求历史中的人

记者：通过这个讲座，您想传递给大众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

杨奎松：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希望通过我对历史一些重大事件的解读，给听众一些思考，让他们了解历史可以，而且可能应该努力在不受今人情感、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来研究和解读，应该可以做到高度理性，而非情绪化的和简单批判式的。历史学家，包括我们今人不去批判历史中的人和事，不等于说我们没有自己的价值观。

问题在于，第一，我们和历史中人不要说隔着几百年，哪怕只隔几十年，我们生活的具体时空和情境就可能已经千差万别了。拿我们今天认同的价值观来考察历史，很容易把自己放在某种道德制高点上来看历史，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条件、情境和人与人、族与族、国与族等等的复杂差异。这会使我们无法基于同情之理解的方法，去真正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连历史的真实都接近不了，连历史的复杂性都弄不明白，武断地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片面结论，除了加剧今人之间的隔阂冲突之外，又能得到什么对我们后代更有益的东西呢?

第二，基于历史进化的视角，我们并非不能发现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不做好坏的评判，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拿今天的道德或价值标准来要求历史中的人。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基于进化的眼光，做历史纵向的比较和考察，包括在种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发展中，去发现和肯定那些有助于社会向善的方面进化的线索和因素。

故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主要功能，不在培养功利心、竞争心，证明我对你错;而在于使人明智，教人理性。要让人能看懂，这样或那样的历史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中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们今人希望的那样去思想、去行动、去选择?要让人明白，历史中或现实中再多混乱、再多丑陋、再多不可思议，也回不到野蛮时代去，更不必说倒退到蒙昧的原始社会去。现实再不如人意，再多曲折，也改变不了历史进化的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