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改革创新教育体系 释放高校创新活力

——记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5次全体会

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牵引下，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它是“人才第一资源”的集聚区，更应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源地：全世界2/3的在《自然》《科学》发表的论文来自大学，3/4的诺贝尔科学奖由大学获得，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技成果中，70%诞生于研究型大学，一连串的数字勾勒出大学理应成为创新重要主体的清晰面貌。

可在眼下的中国，这样的“理所应当”却有些“发力不足”：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国家竞争力排全球第28位，其中创新列第32位，高等教育和培训仅居65位——创新意识不强、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科研创新水平和转化效率不高、鼓励创新的评价机制缺位等弊端正束缚着中国高校提升创新能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步伐。

7月22日至23日，以“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引领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为主题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5次全体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回答了大学制度建设为了什么、综合改革从哪入手，契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更切中了当前高校发展的‘短板’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

改革创新教育体系，抓住高校育人的“牛鼻子”

“以前一说创新创业，觉得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我们把创新创业的工作放到就业处来抓。直到今年才意识到，这涉及学校全盘发展，必须成立独立部门，全盘统筹。”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对待创新的“螺旋上升认识”曾是不少大学校长书记的共同感受。

提升全面创新能力，教育教学创新是核心。咨询会上，对当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反思不断。

“创新文化孕育创新老师，创新老师培养创新学生。可现在的大学，教师不敢挑战别人，学生都有标准答案，哪会生长出创新人才?”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认为，缺乏文化滋养阻碍着创新教育教学改革。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课堂应该是主战场，可现实却是课堂成了副战场。”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王玲说，一听说搞创新创业教育，不少学校“大干快上”，却没有真正挖掘出各类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内涵，设计出成体系的育人模式。

创新人才到底该如何培养?大力发展交叉学科、协同育人成为不少高校的共识，并逐步实践：清华大学强化过程育人，从学生兴趣团队到“创客空间”，全方位营造创新氛围;东北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构建“创新导师+专业孵化+创业投资”的教育服务模式，聘请了100余位国内外专家担任创新创业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打造学科交叉平台，鼓励打破学科壁垒的协同育人。

但袁贵仁更期待的，是从“点”到“面”的普及，“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口，不能‘一阵风’。死读书读不出创新人才，要在科教协同育人上做文章。”

搭建创新评价体系，不再让“谁改革谁吃亏，谁创新谁倒霉”

随着讨论愈加激烈，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抛出了那个让他头疼已久的问题——“挖老千”。柯炳生指出：“提升创新能力，关键在人。可现在总是用有多少‘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评价学校。学校挖空心思到处挖千人计划专家，创新能力怎么提升?”还有呼唤多年仍未落地的“同行评议”，“在对一次生物学国家重要课题的申报中，竟然有搞天体物理的专家来评。前沿基础科学隔行如隔山，这跟请一个街头大妈来评有什么区别?”

提升全面创新能力，科研创新是重心。可在与国家发展战略相衔接的创新评价体系缺位的情况下，用“有多少长江学者”量学校、“发了多少论文”量老师、“考了多少分”量学生成为“指挥棒”，使高校和教师缺乏瞄准经济社会需求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关门办学”情况严重。

“对人才考核只看获了多少奖，发了多少论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高校报奖多、转化少，逐渐丧失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感慨。

王亚杰更忧心的是，基础研究的复杂性和评价体系的简单化两相交织，使高校和学者丧失了冲关基础前沿课题的锐气，只把眼光投射在最末端的浅应用层面，“现在这样的苗头越来越明显，老师对基础学科的钻研逐渐淡化，但这恰恰是大学最应该抢占的制高点。”

创新评价体系的搭建由此一触即发。

早在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时，教育部就曾表示将改革对学生的评价，未来考试将“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非标准答案考试。”

咨询会上，袁贵仁再提改革对教师、高校的评价，“不能让谁改革谁吃亏，谁创新谁倒霉。下一步，将注重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标准评价高校和教师，在各类评价中增设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指标，搭建自我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和国际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科技评价体系。”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释放高校创新活力

去年底，因为一笔花不出去的钱，中部某高校被“罚了款”，“9月份下拨了一笔关于维修国家重点文物的经费，可要求年底就要花完，否则就罚款。修文物比建新楼还来得慢，钱花不出去，我只能认罚。”许多高校校长都吐槽，类似的情况在高校普遍存在。

天津大学校长刘建平将这种“花不出去的烦恼”形象地称作“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经费管理机制过于死板，指定用途的专项经费和常规经费三七开，钱只能花在设备上。资源配置制度的不健全导致重物轻人、急功近利的思想浓重。”

与“国家队”对科学配置资源的呼唤相比，地方高校更期待着在用人制度上能有更大突破。

“曾经有一个地方高校的校长跟我‘哭诉’，他想从哈佛引进专家，但就是因为没有用人权，要眼睁睁地看着地方人事厅用考公务员的题考专家。”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说。

提升全面创新能力，体制创新是保障。在咨询委员会执行主席、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作咨询报告时，并不讳言当下制度的“短板”所在：“不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项目立项、经费管理到成果验收与转化都依然存在着权力集中、多头管理、重复立项、链条脱节等问题。高校内部涉及创新能力提升的管理机构设置、学术资源配置和学科建设发展存在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和行政化现象，使得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自主性、开放性和市场化能力存在体制机制和政策性障碍。”

对此，咨询报告提出了建议：

在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上，建立健全科研人才柔性流动机制，探索建立高校与政府、企业、行业等单位人员互聘体制机制;探索适合中国大学智库发展的人才管理模式，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官学研“旋转门”制度。

在分配机制完善上，完善科研反哺教学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引导、培养和激励教师自觉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积极主动地以科研反哺教学。

在资源配置机制上，进一步改进科研项目预算编制方法，下放预算调整审批权限和经费使用自主权，建立常态化、稳定性支持与项目化、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科技投资机制。

袁贵仁不忘提醒参会的高校“掌门人”，“不能忘记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更不能忽视其艰巨性、复杂性和漫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