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打开财富源泉

20世纪60年代，韩国启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同一时期，政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发展，导致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极为恶劣。70年代初期，韩国人口约2700万，农村人口约为73%，农民户均收入只有272美元，40%村庄不通汽车，80%的农户不通电，80%的农民住茅草房。为改善生计，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寻找就业机会，不仅给城市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1970年，韩国大旱。在抗旱救灾过程中，政府发现全罗北道的一个村(韩国称为里)没有在慌乱中一味等待政府救助，而是自发组织群众抗旱救灾，生产生活秩序井然。受此启发，政府决定为全国所有村各免费提供300袋水泥，要求这些物资必须全部用于村里公共事业。第二年，政府对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并增加援助物质，平均每村为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同时将所有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定为自立村，最差划为基础村，而政府的援助物资只提供给自立和自助村。在此政策激励和引导下，一部分基础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开始自觉行动，积极改善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以获取政府的援助物资。有鉴于此，韩国政府认为，韩国山多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依靠人力资源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紧接着，韩国政府把农村建设列为国家发展战略，振奋农民精神、建设家乡，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村运动”由此而始。

新村运动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70—1973年)。政府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的新农村精神，推行道路建设、荒山绿化、河道清理、村庄卫生等十大新农村事业，重点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二是扩散阶段(1974—1976年)。通过“增产”“勤俭”“邻保”三大运动和“新农村收入增加”“新农村工资收入事业”“新农村国民教育”“城市新农村运动”四大方针，工作重点集中于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提高，增加农(渔)民经济收入。三是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79年)。重点实施增产、勤俭、邻保三大运动，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提高非农收入，促进农村综合事业发展。新村运动经过调整，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使新农村运动步入了名副其实的自理自立完成阶段。四是自发运动阶段(1980—1989年)。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工作重点转向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流通产业、改善农村物质文化生活环境、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基本接近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五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阶段(1990—1999年)。政府职能进一步弱化，有助于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农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民间组织机构应运而生。这些组织在不断优化自身结构的同时也传承了新农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六是生活意识革新阶段(2000年至今)。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集体意识和民主法制教育。

新村运动从当时农民最为关心的农村环境治理入手，从一开始就调动起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除此之外，韩国新农村运动的成功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注重精神改造，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勤勉、自助、协作”是新村运动的精髓，这是朴正熙总统针对当时韩国普遍存在的懒惰、等靠要、一盘散沙的国民性而提出来的新的价值观和精神理念，并用这种新价值观对国民进行精神启蒙和改造，鼓励他们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丽家园。这就为整个运动营造了强大的思想氛围，纯正了民风。在政策导向上，政府将农村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类，通过差异化的分类扶持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形成你追我赶的建设热潮。政府注重提高农民的行动能力，但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而是通过农民自主参加各种建设项目、增加体验活动，从中学到专门技能技术、团结协作精神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在各级新农村开发委员会中吸纳和培养农村骨干，让他们参加讨论、参与决策、养成主体意识，锻炼他们处理各种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能力。

较好解决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在新村运动初期，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由政府出资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在新村运动中期采取的是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村保险业以及农协组织的建设上来，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在新村运动后期逐步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机构、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在新农村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运用财政、服务等手段，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这样，政府作用的适时转换与隐退，既发挥了政府的宣导和教育作用，也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政府的规范、资源供给也与各级农村开发委员会的组织有效衔接起来。

重视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作用，并强调传统文化和道德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农村建设了大量新村会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通过讲课、读书、讨论会和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向农民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农民勤勉、自强、团结和奉献的主人翁使命感，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对农村带头人和农民进行长期不间断的教育，使农民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团结协作精神和良好的生活态度。

韩国新村运动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普通民众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只有普通民众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创造财富的源泉才能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