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需要新空间思维

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智慧”是个宽泛的概念，包含着多方面内涵;中心是“智能”，即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当代科技成果及其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就是构建智能化的新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关系。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智能技术设施建设：比神话还要夸张的信息处理技术发展速度，匪夷所思的传播、分布和应用的发展，新的信息技术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渗透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得当代人对智能技术产生了近乎膜拜的心理。

但有了智能技术是否就能建成智慧城市?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有了4G手机却花不起流量或找不到网络，戴着健康手环却趴在电脑前聊天，电脑整天联网却主要是在斗地主……就拿电子政务系统来说，在中国的所有各层次政府部门差不多都已建成了相应的政务网站或网页，但这种信息系统是否真正智慧化了?有的网站里面多是待建的栏目和长期没有更新的页面;网上办公虽然看上去没有了文牍旅行，但却变成了更大规模的数据流量旅行。如果没有建立在智能技术基础上的新空间思维，技术的作用会大大减弱。

分形化：智慧化的多元空间

◤如果没有建立在智能技术基础上的新空间思维，技术的作用会大大减弱。

分形(fractal)是美国城市学家索亚在描述后大都市特征时使用的概念，指的是像洛杉矶那样由相似的流动化、碎片化、离心化和以复杂模式重构成的后大都市社会。分形是智能技术的内容化——通过O2O等各种对接模式把移动互联技术成果变成具体运用，用大量分形终端瓦解了福特式都市的空间集中化的发展趋势。

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消费空间，就是由云计算和大数据系统构建起来的“云”空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店营销体系似乎走了一条与大都市集中消费相反的商业路线：把消费者从公共空间拉回到个人电脑甚至手机前，变成了商家和消费者一对一的消费活动。在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购物似乎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私密活动——如果不用副卡，就连老公也不会知道老婆在网上干什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网上购物其实是更大规模的集体消费：2013年“光棍节”那天，仅淘宝一家就创下了350亿元的销售纪录，2014年更达到匪夷所思的600亿元。这样巨大的销售额当然不是个人化消费活动所能够产生的。事实是，在每个网上购物的消费者背后是把所有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网络——无数网络服务器以分布式处理构建起来的云计算、云储存系统产生的大数据库，汇集了无数消费者的信息资源，通过对这些巨量资源的分析和使用而建立起网罗了无数消费者的虚拟空间。

电商制造的分形化商务空间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位学者在研究“淘宝村”时注意到网购对乡村空间重建的积极意义，认为“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能缓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城乡二元分化，把更多向下沦陷的乡土往上托举。”农村进入电商空间是当代消费空间从集中转向分形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显示出乡土空间智慧化的自发性已超出了政府规划的有限视域。

网购只是生活空间智慧化分形的开始。O2O模式正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智慧生活功能——在线娱乐、在线旅游、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形形色色野蛮生长着的分形空间与现代大都市空间的集中性相对立、叠合而形成共生的多元空间形态。这种智慧化的多元空间形态对于消解城乡剪刀差、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具有实质性作用。

开源化：不同文化杂糅

◤开源化不仅是给各种人群以发表诉求意见的权利，而且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自主介入空间建设的机会。

开源化来自美国城市学家萨森提出的“开源的城市化”观念。她所说的开源(open sources)，来自计算机技术中的“开放源代码”概念，指网络化、公众化的参与共享机制，她认为这种城市建设机制有助于推进城市向开放、多元和共享方向发展：

每个社区的人对城市都有一些与市政府、与专家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有关于他们所在地的一些知识，尽管他们都不是城市专家。想象把所有这些多样的、有特殊知识的人联接到一个开源的网络中或一种维基式的网络中，使这些信息得以传播。市政府机构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无法轻易获得的关于城市的知识。最终，这会从社区上升到一个城市的高度，一个从下往上运行的机制，导致变化和协作，产生一个被完全调动起积极性的社区和一种城市文化。

城市社区建设从行政规划建设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合作，这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通常称为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批境外资金进入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一部分资金也尝试性地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这就是我们早期的PPP，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停滞了下来。作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的重大改革举措，PPP近来又得到了极大关注。

中国的PPP模式概念中其实只是两个“P”——Public和Private-partner，即政府和社会资本两方面的合伙经营。而萨森的开源城市建设理论与此有所不同。开源城市理论是在政企合作的PPP开发模式之后，对传统大都市宏大规划建设理念的进一步智能化转向，将PPP模式从政企合作扩展到政、商、民三层面的合作，通过建设规划基础层(源代码)的开放而使城市、社区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层次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和影响空间建设，使不同群体的需要和知识相互沟通、叠加，形成多元共享和智能化生长的公众化空间建设模式。

开源化对于城乡社区空间建设具有的功能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抵御“行政效率附带灾害”。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大政府行政权力主导下形成的一刀切建设的高效率。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这种行政高效率产生的是全世界公认的高速度建设。在大规模建设方面，中国行政的高效率与许多发达国家行政行为的拖沓和效率低下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中国式发展模式的优越性。

毋庸置疑，这种高效率带来的高速度发展对于中国当代发展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但与此同时也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副作用——生态环境破坏、文化传承失落、反复建设浪费、拆迁矛盾冲突、社会群体矛盾……诸如此类状况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灾害。尽可能防范行政效率附带的危害可能需要多种机制，而空间建设从规划层面开源化可以形成不同群体利益和关注视野之间矛盾的对冲，产生对行政效率的缓冲效应，从而对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起到警示作用。

开源化建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增强社区认同。随着现代化大都市的规模迅速扩张，城市空间的社会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意义上的市民或者说传统社区的户籍居民，在城市扩张中被迁移、分散和稀释，而新移民越来越多。新移民其实并不是一类社会群体，其中的成分构成非常复杂：白领、老板、工人、小贩、手机贴膜的、刷“办证”广告的、洗头房打工的、“摩的”载客的，还有住在高架桥下甚或枯井底的流浪汉……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消费能力、社会关系和生活诉求，因此而产生了越来越复杂而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群体和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城市社区建设，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能制定出适合所有各方面需求的方案，合理的规划只能在各种因素的全面考量、相互对冲和妥协中产生。开源化不仅是给各种人群以发表诉求意见的权利，而且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自主介入空间建设的机会。这不仅需要政府决策的开放性,而且意味着不同利益\关系主体之间的博弈、对冲与妥协。

深圳大鹏湾以民宿为特色的海滨度假区空间建设，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开源建设例子：

这些民宿经营者像候鸟一样，选择大鹏落户“栖息”，形成了大鹏民宿文化生态的独特景观。短期内从各地汇聚而来的民宿经营者，决定了大鹏民宿社区自治的独特性：大部分民宿经营者不是土生土长的大鹏本地人，但房东大多是本地人，由代表本地村民利益的社区股份公司决定是否准入。即便是外来者居多的民宿经营者群体中，最早来的那批老板，和新近开店的老板，对大鹏在文化上的理解和认同也不同。这样一来，社区只是行政上的空间概念，而以同行或邻里为主要社会纽带的、以外来者居多的民宿老板，才成为民宿社区自治的主要文化群体。

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和多元化，对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需要“加强公众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体现多元社会集团利益”。通过网上网下同时展开的不同声音和意见的冲突、碰撞和交流，这种多元社会集团的利益才能趋向统一，形成社群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意见。政府、投资商、原籍居民、新移民、底层商户的互动融入将有利于增加社区和谐与发展活力。

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不同于工业乌托邦的新型空间意象——体现多重空间并置、不同文化杂糅、人与自然共生、传统与当代互融的多样化意象。这样的意象靠统一规划建设是不现实的，通过底层开源实现智能化的多样性空间建设，才有可能构建体现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空间意象。

开源化：不同文化杂糅

◤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群体关系日趋复杂、公共服务需要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当代社会，智慧城市建设只有通过海绵化渗透才能够实现社会各个层面的沟通，从而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平等化。

海绵城市是为了应对现代都市反自然的硬质化表层带来的排水不畅等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城市生态表皮理念，即减少城市地表的硬质化处理，更多地恢复符合生态要求的土壤、植被和开放的自然排水系统，从而形成海绵式渗水的地表。海绵化生态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更深刻甚至颠覆性的生态主义影响在发生发展。它意味着对自然最小的干预，同时也意味着生态建设理念向整个城市和更大区域的细微处深化。从“绿皮城市”向海绵城市的改造不仅仅是地表生态建设，而且是智能技术把生态建设理念向后台空间、生活细节、人际关系、社会习俗等方面渗透、内融和活化。

所谓“后台”，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谈论社会空间时借用戈德曼的表演理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际交往中被隐匿起来的区域。城市空间也存在着“前台”与“后台”之分：“前台”是城市空间的表演层面，即通过规划建设和公共服务构建起来的城市意象，以公众感知的整体形态存在和传播;而“后台”则是隐匿在表演层面背后的空间，常常是被市政规划建设和公众感知所忽略的阴影面，如未经规划建设的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以及其他没有推进获得正常居住条件的流动人口生活的特殊空间。城市空间的智能化普惠建设如果只是沿着城市建设规划的线路进行，仅仅关注被公众感知的意象层面，而忽略了城市的隐匿空间，就会强化城市“前台”与“后台”之间的分离、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沟，从而使得城市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板结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

海绵化建设则意味着智能化建设向城市空间的深层、隐匿和细微处渗透。比如社区智能化建设，从环境规划、房地产开发和社区住户管理的角度来设计智能化的整体架构当然没问题，但在社区的前台公共意象背后存在着许多复杂关系和麻烦问题，如何实现智慧管理才是问题的重点。常规的社区管理是以前台空间为基础的管理：区域、道路、建筑、环境构造起的空间意象是社区管理的外延视觉形态，人口构成、社会关系、社区生活形态、公共服务供给是社区管理的社会内容。但当代空间管理中真正复杂的问题存在于这些管理对象的后台深处和细处——安全、健康需要，经济、文化活动，人际关系细节，生活习俗与服务等，不仅是从每个个体以及社会单元外部所感知和进行管理的内容，更需要对社会空间内部隐匿的状态和关系的了解。

换句话说，当代空间管理不仅是做管理前台秩序的“保安”，而且更需要做管理后台事务的“保姆”。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群体关系日趋复杂、公共服务需要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当代社会，智慧城市建设只有通过海绵化渗透才能够实现社会各个层面的沟通，从而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平等化。但这种管理的复杂性和碎片性使得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难以有效操作，而在云计算技术上的大数据整合却为这种向城市后台延伸渗透的海绵化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信息传播交流与生活服务从公共空间到个人身体、行为、家庭环境的智能化渗透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