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同伐异不是学术评价而是学霸学阀

一、谁是评价的主体

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学术水平只能由中国学者来评价，外国人不能置喙;反过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说，学术评价只是学者的专利，普通读者无权对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学术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更不是主权问题。学术评价的着眼点应该是学术，是学术水平，它应该有学术评价标准。

学术包括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科学技术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差别很大，具体评价标准不完全相同。即使是科学技术领域，科学与技术评价也不一样。科学成就的评价标准是新发现，而技术成就则是新发明;科学成就的直接功利性、实用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的理论价值;它的应用和向技术的转化可能经过若干年方显奇效。而新技术发明的直接目的就是效用性，就是看其应用于实践是否能立竿见影。如果以能否立竿见影作为评价科学的标准，正如以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的功效来评价技术发明一样，都是标准错置。

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又不同于科技。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它的文化价值，是它的育人和教化功能;而各种社会科学评价标准则是它的社会功能，即它对各个社会构成要素包括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和社会问题有独到见解或解决方案和对策。社会科学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显示它的功能，而人文学科则是通过教化育人显示它的功能。

无论评价的主体是谁，是中国学者评价他国的学术，还是他国学者评价中国的学术;是专家或是“草根”;也无论是科技领域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既然是学术评价，从哲学上来说，就可以提出具有普遍性的评价标准：第一是评价必须有理有据，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按通俗说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事实，不讲道理，不能称之为严肃认真的学术评价。第二是必须没有学术成见、学术歧视和学术偏见，党同伐异不是学术评价而是学霸学阀。这就是学术评价的客观公正原则。

第一个原则，可以称之为学术评价的科学原则;第二个原则可以称之为价值原则。只要不违背这两个原则，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评价主体。以这样的态度进行评价，不管是对某部著作、某种学术观点，或是对中国学术水平和发展状况的总体评价，都是可接受的，是有益的。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并不排斥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学术进行评价，只要这种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至少不是怀着意识形态偏见的蓄意攻击和丑化，我们都欢迎。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尽管学术是天下公器，人人可以评价，但由于学术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因此中国学术评价尤其是涉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评价，主要评价者仍然应该由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实践经验进行评价和总结。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更不能抽象地鼓吹与国际接轨。外国学者的评价可以听取，可以参考，但必须认真分析。把外国学者的意见不加分析地作为评价中国学术的标准，那是本末倒置。

二、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

评价标准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全部学科和专业。笔者只根据自己的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评价的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就哲学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问题讲点看法。

第一，哲学评价的科学原则。哲学不能按科学技术评价标准评价，它的科学原则应该有其特殊性。科学与技术是求新，要有新发现、新发明，而哲学则是其中包含的足以传世泽及后人的智慧。

科学发现往往经过知识传授而常识化，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可以递减。例如，历史上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在当代都通过教科书成为大中学生的科普知识;而原有的新技术则可能由于更新技术的发明而变为旧技术，甚或废弃不用。哲学则不同，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孟老庄的智慧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当代无人敢说“我的哲学智慧超过他们”;我们也不能简单说，苏格拉底的哲学、柏拉图哲学是科学，或者不是科学;说老子的哲学、庄子的哲学是科学或不是科学，更难肯定其中一种是科学，另一种是非科学。从这个角度说，黑格尔把哲学视为哲学史有其道理，它肯定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一个体系打倒另一个体系的哲学战场。

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科学与哲学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科学不是哲学，但科学中有哲学。任何一门科学中都会有哲学问题，这样才会产生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数学哲学，可以说有一门实证科学就会有相应的一种哲学研究。同样也可以说，哲学既不能拒斥实证科学，因为哲学需要总结科学成就;更不能拒斥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性，即哲学中包含的真理性因素。如果哲学完全排斥科学性，就有理由放胆胡说。

哲学有不同类型，对哲学科学性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必须有其合理性和一定程度的真理性。中国哲学的主导类型是人生伦理型哲学。“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追求明德、至善，这是儒学的目的。当然中国哲学并不限于人生伦理哲学，如墨子的逻辑与认识论思想、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但它仍然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它具有不同于实证科学的普遍适用性和表现方式的抽象性。

我们不会用实证科学的标准来判断孔孟老庄，可《论语》、《孟子》、《道德经》和《庄子》并非都是纯思辨的无根之谈。其中不仅包含许多辩证法的智慧，而且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于人生修养，关于如何处世、如何处事、如何学习、如何相处，等等，都是许多政治实践和人生经验的积累，是包含若干政治和生活真实知识的智慧。

西方哲学是知识智慧型哲学，我们也不能以实证科学的标准来判断西方哲学的命题。泰勒斯关于“水是万物之源”的命题，我们赞赏的是这个命题的哲学智慧。因为它在人类哲学思想上第一个提出了世界统一性问题。水的存在形式是可变的，它可以是固体，即冰;也可以是气体，即水蒸气;也可以是液体，即江河湖泊中的水。水的存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是一，即都是水。世界同样如此，在多样性中存在统一性。很显然，这个命题具有人类早期思维的直观性，但却包含着真理性因素，因为世界的确存在统一性问题，而且选择水作为万物之源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水对万物成长和人类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水，世界就不会有生命存在。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哲学角度这个命题中吸取哲学智慧，也可以从生态学角度在这个命题中吸取科学智慧。这说明西方大哲学家的哲学中包含丰富的智慧，而智慧的实质就是客观事实的本真。我们可以把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称为包含科学性因素的智慧。与科学不同的是，它不是科学公式而是哲学智慧，是不以科学原理或公式形式表现在智慧中的真理性因素。哲学智慧之所以称得上智慧，必然包含一个“真”字。这个真可以是事实之真、生活之真或思想之真。

有学者说，哲学没有真假对错，没有是非，没有最终结论，只有无休止的争论。没有结论只有争论，这才是哲学，有结论只能是科学，而不是哲学。这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关于哲学的旧说。如果仍沿此说，哲学被推入纯粹信仰领域，完全取消了哲学评价的可能性。对一种没有是非对错、没有真道理和假道理的学说，是不存在学术评价问题的。美国有位哲学家写过一本书《没有标准答案的哲学问题》，其中列举了关于上帝、价值、信仰，关于自由、平等和公正，关于义务和幸福，关于自由意志、思想和人性以及关于知识、科学和真理等诸多方面的哲学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这是毫无疑问的。谁要和宗教信仰者争论有没有上帝?穷人和富人争论什么是幸福?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争论什么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房价?当然没有唯一的共同的结论。因为这些问题，或者是信仰问题，或者是纯粹思辨性的问题，或者完全是利益主导的问题，肯定都会各持一说。

哲学则不同。哲学既不是神学，也不是赤裸裸的利益符号。哲学问题并不都是类似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彼岸世界之类的问题，也不都是有没有意志自由、有没有终极价值、有没有最高幸福、有没有道德最高境界，以及什么是终极价值之类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命题，更不是利益的简单代言人。哲学最主要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现世智慧。它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真正有贡献的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包含宇宙、社会和人生本身的真理性因素。

没有唯一标准的答案并非哲学的缺点，而是优点，只要不同的答案从不同方面提供智慧，或者相互补充，并非坏事，它可以拓展思维和眼界。哲学没有唯一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是一回事，说哲学答案都是等价的，其中没有真假对错，没有是非，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没有智与不智，只有永远的争论，则不正确。完全从哲学评价标准中排斥命题的科学性问题，排除真理与谬误的问题，就会把哲学从人类智慧中驱逐出去。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难道在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中，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和这个客观世界打交道，而是在自我意识中打转转吗?笔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一条原则可以是永无结论、没有真假对错的思辨性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要指导人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必须正确反映世界。没有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一些无用的哲学空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化和经院化与它的本性是不相容的。

第二，哲学评价的价值原则。既然是学术评价，就不可能抽象掉学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抽象掉学者的政治倾向对评价的制约。我们不是价值中立论者，可价值评价不能否定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原则。价值评价有两种：一种是有学术含量的价值评价;一种是无学术含量的价值评价。前者是以客观性和公正性为内涵的价值评价;后者则违背学术评价的客观公正原则，完全以意识形态取向取代学术评价。马克思主义提倡前一种价值评价。这种价值评价是与科学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为依据的评价。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评价标准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标准，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标准，更不是双重标准。

西方有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完全是以意识形态取代学术评价。恩格斯在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马克思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他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1][P.777]不仅在马克思那个年代，以后同样如此。最可笑的是希特勒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也疯狂攻击马克思。他对马克思“以群众取代权势的特权，推崇群众而否定所谓个人价值”极其不满，说马克思主义如若成为一种宇宙定律，则人类共守的一切秩序，势必到了灭绝而后已，如若这一原则行之于宇宙之间，那么宇宙必定大乱，行之于地球上，那么人类必同归于尽。

当然，西方也有客观公正的评价，马克思两次被评为千年伟大思想家就是证明。前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有产者以及一切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最根深蒂固偏见的人;后者则是有良知、有思想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评价。广大民众不会参与投票，因为这是学术界的事，他们对马克思是何许人并不了然，但只要把马克思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和贫富两极对立，让全体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的主张讲给他们听，他们一定会双手投马克思的赞成票。

我们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哲学评价问题上也存在以意识形态取代学术评价的倾向，认为：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哲学代表，唯心主义无一可取之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是革命阶级的哲学。这种价值评价没有科学依据，也与哲学史事实不符。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评价的。恩格斯赞扬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革命的政治导言;当欧洲哲学界把黑格尔当成一条死狗时，马克思仍然以曾经是他的学生而骄傲。列宁也曾以黑格尔为例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多次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毛泽东也肯定唯心主义中包含真理性颗粒。他说：“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2](P.84)可见，以事实为依据的价值评价不会具有学术偏见。我反对有些学者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也反对以简单化态度对待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脸谱化的学术评价。

三、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方针。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是文化强国的必经之路，因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处于边缘化状态，文化强国就得不到落实。

对中国来说，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数量问题。我们有全世界最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从业人员，有全世界最多的各类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有全世界最多的论文。因为我们人多，数量自然多。当前，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需要关注的是学术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创新，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成就，其中也凝结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可它不能等同于我们专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创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创新，变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课题。这是一个长远的而且需要许多理论工作者共同参与的课题，是社会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标志。

创新对于哲学而言，比自然科学和技术要多一层困难。技术创新的动力，可以直接来自以市场为中介的生产发展的需要;自然科学创新的动力，可以来自解决技术难题的需要。这都与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产发展密切相关。如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全以市场效益作为研究的取向，往往容易急功近利，简单重复甚至粗制滥造。以市场为导向，可能会诱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良并发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必须以自己的专业作为科学研究和思想理论阵地，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动力，自觉地提高创新文化能力，明确自己传承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之路与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的不同之处。

在哲学研究中，研究文本是一种必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从文本中，我们可以根据新的时代变化，发现文本中原来被忽略的处于萌芽中的重要思想和某些论断，可以对原来的论述得到新的理解和新的启发;可以发现我们某些误解、甚至错误的附加。但笔者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的创新之路，最根本的还不是解释文本，而是要立足实践，面对时代，面对现实。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最根本之路，就是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之路。从根本上说，时代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时代问题;中国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问题;大众化就是提出、研究和回答群众最关心、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问题，不从实际问题出发，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化”，只要寻章摘句，解文释义，搞本本主义，搞教条主义就行;“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从而也就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理论舞台。人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走不出中国的课堂，走不出中国国门，不可能走向世界，因为西方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不认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当然，这其中有意识形态拒斥的原因，但如果马克思主义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放眼世界，回答世界面临的时代性问题，能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实践经验和成就，我们就能拥有学术话语权，因为我们能对世界性问题、对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提出比任何国外学者更具科学性和更有说服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

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学术生命力的标准。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应该力求达到这种统一，从而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