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哲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般认为，“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一词是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首先提出来的，但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概念则是18世纪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维柯创建的。在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历史哲学理论形态的发展比较成熟和完备，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如黑格尔、狄尔泰、克罗齐、雷蒙、阿隆、W·H·沃尔什、柯林伍德、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出版了大量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相比之下，我国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较之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不但起步晚，而且几乎还是一块未加认真开垦的处女地。本世纪30、40年代朱谦之、翦伯赞等学者有一些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方面的论述，还有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家零星的历史哲学思想方面的著述。这种现状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很不相称的，为此笔者认为，在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深化研究中，应给予中国历史哲学理论以应有的地位，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构筑中国历史哲学理论大厦。

历史哲学，顾名思义，是历史学与哲学的有机构成，是一门既古老又新颖的边缘学科。历史哲学萌芽的出现与史学理论的产生同样源远流长。史学研究主要通过对史料的甄别、澄清历史事实、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以便总结历史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当人们一旦将思维视野转向探讨历史过程内部种种复杂的因素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试图探询历史表象背后本质性的东西时，历史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历史哲学试图解决哲学和历史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因而既带有历史学的一般特点，又带有哲学的一般特点。但它又与单独的历史学、哲学不一样，整体不是部分的机械相加，而是部分之间的有机结合。历史哲学便是历史学与哲学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它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感兴趣的共同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因此，历史哲学具有双重的功能和要求，即“在历史方面，不能无视历史特殊的特征(或者这些特征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方面，可以认为历史科学是能够同其它形式的研究和认识相比较的”([美]伊格尔斯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也就是说，历史哲学一方面是对历史理论研究进行哲学层面的分析，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在历史事件的一般进程中发现那些超越历史事件本身之外的重要意义。

我们这里只是提出了历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特征，问题虽提出来了，但人们马上会提出疑问：历史哲学与所谓的哲学历史观有何区别?这一疑问几乎带有普遍性。长期以来，不少人思想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历史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便是哲学历史观的对象范围，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上了等号。倘若这样，把历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就没有必要了。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这里有必要予以说明。

历史哲学所涉及的范围领域非常广泛，它与自然哲学不同，其探讨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历史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历史哲学可以说是研究一切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机制内部各层次间及其思维形式、思维成果之间关系问题的哲学。历史哲学一般所要考察的问题，如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什么?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历史认识活动规律的关系问题怎样，一定历史时期思想家的观念体系是如何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这种观念体系是反映了时代精神，还是与时代精神相违背?历史存在的东西怎样通过个体——社会心理的影响反射积淀为一种稳固恒常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的来源、生存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的行为与价值趋向能否影响历史的进程?

以上列举的问题虽然不能涵盖历史哲学理论丰富的内容，但它至少表明了历史哲学理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及其所涉及内容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而哲学历史观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探讨关注的侧重点与历史哲学有所不同，它要回答的问题，诸如人们应如何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历史是由谁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否具有规律性?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等等。因此，从内容上和研究范围上看，哲学历史观所要探讨回答的问题与历史哲学并不完全一样，它是哲学思维和哲学发展中的历史观，在二者之间简单划等号的做法是欠妥的。同样，我们对那种认为历史哲学理论就是史学理论，把二者等而同之的做法也表示不赞成。

但是，历史哲学与哲学历史观的关系又十分密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任何时代的历史观、历史哲学思想乃至史学理论都是十分朴素的，都没有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在叙述方式及共同探讨的对象问题上，往往互相重合，没有达到精确细分的程度，这就增加了我们今天科学研究及方法论上的一些难度。在这里，史料的正确遴选及方法的科学使用是极其重要的，它甚至决定一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在我国人文科学领域，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学术偏向，即孤立抽象研究法。有些研究历史科学的，缺乏哲学思维方面的基本训练，不能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抽象出一般的历史结论，不能准确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而有些研究哲学理论的，又往往忽视了产生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土壤，搞一些脱离历史现实的空洞的理论研究。对我们来说，若使研究历史的具有哲学思维的头脑或研究哲学的具有历史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正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吗?同时，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的发展，也为历史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前面探讨了历史哲学与哲学历史观的区别与联系，那么，下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中国是否有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在当今中国，我们是否具备了建立一门独立的历史哲学学科的条件?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理论;还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只有史学理论，而没有历史哲学。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它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历史哲学理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及发展规律，我们没有理由以西方历史哲学理论为参照系来裁剪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便是文史哲与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混然不分。尽管历史文化典籍中有经史子集的划分，但在每一部分的细目中，又有大量文史哲方面的丰富内容，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具体说来，在很多的历史典籍中，就有大量的哲学性论述，理论思维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有的前一句是历史语言，后一句则是哲学语言;也有许多哲学性论著，(如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注意，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一部纯粹的哲学著作，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则以丰富深厚的历史现实为其思想根源，思想结论的得出往往得助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历史内容与哲学思想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如一对孪生兄弟紧密而难以割舍，往往是我中有你和你中有我。这对专门从事历史或哲学研究的人来说，勾稽索隐，爬理分梳，分清彼此，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倘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运用这些史料，那么，这些丰富翔实的史料不正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吗?

中国既是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又是富有辨证思维的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发达的辨证思维使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社会历史性问题及人伦道德问题有着较敏锐的认识，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材料。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思想观点受政治影响甚大，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一个不受社会政治影响的思想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倾心，对历史的追忆，使他们常常花费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地从事社会历史现象的探讨研究，在他们的视野内，更多的不是自然界的现象，而是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鉴于此，笔者认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应把其重点之一放在历史哲学(还有人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及道德哲学等分支学科)这根线上，以历史哲学为基准点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和论著，如先秦之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汉代之司马迁、董仲舒、班固、王充、王符、仲长统，唐之刘知凡、韩愈、李翱、柳宗元，宋明之周敦颐、张载、司马光，程朱、陆王，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唐甄、傅山、杨慎，清代之王夫之、颜元、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晚清民初之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可以说，先秦以来几乎所有的著名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都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换言之，他们的思想几乎涉及历史哲学理论的一切领域，探讨了历史哲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有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具体思想事实和事例兹不一一例举)。我们完全可以像写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法制史那样写一部揭示中国历史哲学发展历程及发展规律的《中国历史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构成有着十分巨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整理这一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应是我们当代每一个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局面一定会出现，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骄人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