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民国时南京曾有机会另建新城

访谈嘉宾：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历史的峡口》等。)

第一节 孙中山的城市经济学

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成功之后，我们会出现五十个上海，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下去，会导致不动产的增值。那么拥有不动产的人，就能够切割到最多的社会红利，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制度的话，这个社会会断裂的。他说，我们必须要平均地权，要设立不动产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向拥有不动产的人，对他们切割到的那部分社会红利收税，用来返还财政。他的这个想法影响了1929年的“首都计划”。

第二节 南京曾有机会另建新城

那时候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任广州市长、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等职)他们做的规划是，在老城以东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区。中央政治区一摆好了之后，他们同时画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图，就是南京的地价图，很清晰地显示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集中供应的地段，它的不动产价格所发生的变化，由此可能带来的税收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于是就导致有很多人说孙科他们做这个规划是一个一百年尺度的计划。有人说，你们好大喜功，财政能够涵养吗?但孙科他们回应说，城市规划本身是能够赚钱的，因为城市规划提供公共服务，只要之后开征不动产税，每年就能够返还。他们已经把平均地权的想法，变成了一个实施规划的政策工具。

中央政治区界限图(王军供图)

孙科这个班底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顾问，就是茂非(美国建筑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工程顾问，也译作墨菲)。茂非大家都不陌生，他设计了清华大学大礼堂和燕京大学。茂非他们这个规划实际上是顺着中山大道，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的体系。因为它是从南京西北部的中山码头，一直延伸到鼓楼以南，这个地方是市政府的行政区域。再往南走则是老城南，再往东走，就到明故宫，明故宫被他们规划为一个火车站，在他们看来，火车站摆在中间，大家都能服务到，所以火车站摆在明故宫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但是火车站边上的土地增值是非常地剧烈的，因为车站摆这儿了。所以这个火车站的公共服务投入应该能够回收。怎么回收?应该在这个地方摆一个商业区，它才能回收。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路网都画得都很密，“金角银边草肚皮”，路网越密，金角银边越多，草肚皮越少，土地的价值就会越高。他们非常懂得空间跟地价、税收的关系。过了明故宫这个商业区再往东，才是中央政治区。但是他们要在老城之外建中央政治区的这个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实际上这个计划是做出来了，但是没有得到执行。

茂非规划的明故宫火车站鸟瞰图(王军供图)

第三节 中央政治区最终建在明故宫之上

蒋介石是希望在老城之内的明故宫建中央政治区。支持他的有吕彦直即中山陵的设计师，吕写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计划里就专门说到，就是要把行政中心摆在明故宫，把明故宫的东城墙、南城墙拆掉，往东、往南扩张，扩张之后的这个地方恰恰是中正之位。蒋介石名是中正，而且中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中国古代“居中而治”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天子、君王，就应该像北极星那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中国古人所理解的宇宙模式，也是他们观象授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主要看着北极星和二十八星宿的运行状况，来指导农时。那么最早的君王之所以成为王，就是因为能够告诉大家农时，这可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了，因为误了农时就会导致绝收，就会导致集体死亡和大饥荒。所以说在农耕时代，这套权力来源系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吕彦直先生那时说，中正之位，既有蒋中正的意思在里面，同时也有居中而治的思想余脉在里面。我想蒋先生恐怕是被这个东西打动。当然我也无法了解蒋介石的真实想法，我只知道最后，蒋介石做了一个批示，就决定中央政治区摆在了明故宫。

茂非规划的首都城内分区图(王军供图)

第四节 多中心城市结构比单中心更有弹性

茂非他们这个方案是一个带状的多中心的结构，就不容易出现单中心的情况，那么吕先生的方案就很容易出，因为他实际上就是要规划成一个中心。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中心的结构，规划一个小地方没问题，小县城几万人口，十万人口也没问题。但是要规划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单中心的结构就太脆弱了。这是为什么后来北京这些城市都出了问题的原因，莫斯科也出问题，首尔、东京都出问题。就是一个那么大的城市，它居然是个单中心的结构。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区，郊区都是睡觉的，来回进出城。所以完全从技术上分析茂非他们这个方案，就会使我想到深圳，深圳就是一个多中心带状结构，沿着深南大道不断地延伸，它的市政府都搬了好几次家，跟一个发动机一样，不断带着这个城市到处繁荣，所以这个城市的结构就比较有弹性，不容易导致不均衡的状况。而且多中心的结构容易推动每个区域的职住平衡，居住和就业就在一个团里面解决了。我觉得，这是比较主动的一种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