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编国内游资 打造华语电影圈

创造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纪录的美国电影《速度与激情7》至少有20%的投资来自中国，但华语电影在北美市场却屡屡碰壁。

“合拍片中，中方的投资必须达到一定比例，达到一定比例后，其剧情必须跟中国有关系。这样一个硬性标准让很多项目都流产了。结果，这些资金跑到好莱坞成了民间游资。现在好莱坞专门有公司收集中国的民间游资，他们现在越做越大，对合拍片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威胁到我们的文化安全。”在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的“互联网思维下的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暨《大电影的互动——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可行性研究2》发布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如是说。此次论坛针对类似上述严峻而在过往又被学界忽视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会上，课题组首席专家丁亚平研究员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的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可行性研究》的进展情况。作为第二期阶段性成果，《大电影的互动——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可行性研究2》从六个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现实问题及前景，包括世界电影格局下的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文化战略，叙事类型及海外观众的接受，数字化技术与互联网转型，资本运作与电影融资新变，华语电影在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的特殊使命以及中国电影海外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不仅详尽分析了2014年度中国电影国际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而且提出许多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全国艺术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于平表示：“艺术如果越做越小众，离大众只能越来越远，大电影的概念符合大艺术、大文化、大产业的发展趋势。做大电影研究的难点在于有针对性地做对策性研究和为之做整合系统。”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电影在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更呈现出多媒体时代的新特征，尤其是互联网思维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不仅体现在互联网公司从融资、生产、发行等各个环节大举进军电影产业，还体现在电影IP争夺、培育网生代观众等新的电影现象上，这种互联网与电影的联姻给中国电影实现国际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可能性。基于此，课题组提出了提高有关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执行力、加强互联网思维、反思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影产业链和文化品牌等政策建议。

在新影联院线总经理周铁东看来，“互动”就是融合，中国电影“内功”做扎实了，海外传播就是水到渠成。周铁东称之为“溢出”，而溢出的根本在于资本。他说：“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溢出?当国内市场饱和后，会自然而然地溢出。首先是很多国内资本，他们会溢出到海外，或者入股海外的大公司，像《速度与激情7》，至少有20%的投资来自中国。现在唯一还暂时没有溢出的，而且在可见的未来很难溢出的，就是内容。”

电影产业以金钱为媒，以商业为技，技术和艺术联姻。但是联姻靠什么?婚后“住”在哪儿?得“住”在内容里。周铁东认为，恰恰在内容层面上东西文化肯定存在差异。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电影怎么走出去?周铁东表示，世界主流市场上的主流电影就是英语片，非英语片就是非主流的。他说：“既然西方主流以英语界定，我们不如增强文化自信，提一个东方主流。我们也把电影分成两种：华语片和外语片。电影作为文化产品，最难克服就是文化折扣，最能跨越就是市场边界，东盟十国加上日韩，再加上港澳台地区，我们能构建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繁荣的市场，即‘10+2+3’。”

赵卫防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国内市场做大才能向外传播，去年北美市场票房最好的华语片《心花路放》，才70多万美元。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的市场重点实际上还是在亚太地区，‘10+2+3’的提法比较符合现在华语电影走出去的现实。另一个情况是，华语电影海外版权卖得特别低，据了解，《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海外版权200万美元就卖了。”

在“互联网+”时代，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乃至最后的海外传播都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其中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电影本体会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改变;二是“互联网+”对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能否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承健认为，当下互联网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在于资源的配置，如何运用或者跨界地运用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对电影产业而言，就是基于互联网思维模式下的先期粉丝建构，以及通过跨界整合先期的资源优势，作为资本介入的一个有效参数，组织电影进行有目的的创作生产等等。真正的互联网思维是对传统企业价值链的一种重新审视，这体现在战略、业务和组织三个层面。

孙承健表示：“当下电影产业末端营销一个重要的机制是资本在发生作用。仅仅依靠资本来开辟市场，构建一种市场秩序，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电影之所以具有俘获人心的魅力，能够构成一种文化消费行为，是因为其以内容生产为主要核心机制，而内容生产无法摆脱对世界、人性、心灵与信仰的表达与呈现，无法脱离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对社会文化建构与被建构的互为存在关系。但是，反观当下基于互联网机制下的中国电影的末端营销策略，事实上更多是以迎合消费而非引导消费为主要策略机制，更多地处于被建构的形态模式之中。电影的社会建构价值极大地被弱化，甚至被消解，而这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是否有裨益，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