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卷本《杜威全集》中译本面世

8月8日，37卷本《杜威全集》中译本加1本索引完整面世，“杜威与实用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沪举行。全集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刘放桐在会上谈到，杜威一生著述颇丰，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杜威全集》的翻译出版，可以说是迄今我国最大的西方哲学经典翻译工程之一，它将为重新深入研究挖掘杜威精神遗产提供更为充足的资料。

据悉，中文版《杜威全集》由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以及全国多地学者通力翻译，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

1919年到1921年的26个月中，杜威应中国5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曾来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中国城市访问讲学。由杜威夫妇合著、王运如翻译的《中国书简》一书披露，1919年5月1日，杜威刚到上海时给友人写信：“我将上海与底特律、密西根相比，除了上海没有那么多煤烟外，三者几乎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说是一个真正国际性的都市。”

当时，五四运动正风起云涌，杜威的思想也给渴望启蒙的中国人带来新奇。曾有学者形容，当时杜威的中国之行“即便是一个流行歌星的行程，大抵也不过如此。”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杜威在中国的传播者们，确保了他的演讲能拥有大量媒体报道，比如《新青年》《晨报》两份杂志报道了杜威在华的大多数演讲、简短谈话、现场照片等。

除了多场演讲、论坛活动，杜威的各种发言还被翻译集结成书。有学者介绍，杜威离开中国时，一家北京出版社已售出多个版本的演讲书目，每个版本的印量达近万册，每册约有500页。其中他的代表作《民主与教育》，经译介后成了许多国内院校的阅读材料。

作为美国知名思想家，杜威在一战胜利后来到中国，受到的欢呼无以复加。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杜威热潮也触动了他本人。杜威曾说，“(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中国是一个教育的国家，外面来的人能在知识上引起好奇心，感情上引起好理想，并且也能引起同情心，故到中国来旅行很是有益。”他还进一步重申：“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

可以说，杜威与中国的互动是双向的。杜威的女儿曾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