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流亡中的坚持

从1937年被迫离开苏州，举校外迁，到1945年重回已是荒芜一片的校园筹备复课，颠沛流离中，东吴学子的足迹遍及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重庆……但凡寻得安身立命之处，便有朗朗书声响起——

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这便是8年抗战战火中的中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益进逼的战火，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前身)，这所1900年创立于苏州的教会大学，被迫举校外迁。自此八年间，东吴大学师生一路颠沛流离，足迹遍及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重庆……很难寻得一个能够静心向学的地方。然而，但凡寻得安身立命之处，便有朗朗书声响起。

1945年，抗战胜利，待师生们终于回到校园时，这里只剩下几栋空落落的建筑。日本人占领期间，学校成了被铁丝网圈起的日军医院，体育馆的地板居然被马啃出了大洞……

失去了校园 也失了家园

上海也没能成为“世外桃源”

回想当年，今年85岁的顾镕芬直摇头：“他们把我们都赶出去了，全部都赶出去了。”

顾镕芬生于1930年，父亲顾瑞伯是东吴大学的历史和语文老师，兼任附中部主任室秘书。当时的东吴大学附中是东吴大学的一个学部，两者共用一个校园，不少老师在中学部与大学部两头兼课。顾镕芬从小就随家人住在东吴大学教职工宿舍内。日军占领，让顾镕芬失去了校园，也失去了家园。

据1946年出版的《东吴年刊》中记载，1937年，为了避免战火的威胁，更为了不愿面见颜在敌寇控制下生活，东吴大学在苏州的文理学院师生们，在校长杨永清和教务长徐景韩、总务长冯家声以及慎斐文等教授的带领下，毅然离开了有数十年历史渊源的苏州，向浙江迁徙，在东吴大学设在湖州的附属中学继续上课。

然而，在湖州的片刻宁静很快被打破。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湖州一带同样难保安全。东吴大学的师生们又从湖州向杭州、泗安两地撤退。泗安的师生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长沙进发，一部分回到上海。在杭州的师生则转往安徽黟县办学。虽然东吴师生四散流离，但他们的心依然拧成了一根绳，抗日、办学，是共同的目标。

1938年，教师们陆续从各地到上海。当时的上海租界，日军还没有涉足，而东吴大学法学院本来就设在那里。于是，校长杨永清会同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师生一起筹备复课，教室借用的是上海西藏路上的慕尔堂(今沐恩堂)和南京路上的慈淑大楼。当时，顾镕芬的父亲顾瑞伯也来到了上海，在东吴师生们的努力下，东吴文理法三学院和附中都在上海招生复课。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再也挡不住侵略军的铁蹄。日伪教育机关召集在沪的各教会大学主持人开会，强令各校根据他们的指令办学，开展奴化教育。面对无理要求，东吴大学的师生们断然拒绝。无论是政治施压，还是经费利诱，他们始终没向日伪教育机关登记。满腔的爱国情怀和无上气节，都写在了东吴大学校歌里：“中西文艺，并蓄兼输，国运待昭苏。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勉以同符。”

拒绝日伪的“示好”，就无法继续公开办学。不能登报招生，他们就凭着人们相互转告将招生消息传递出去。让东吴老师们欣慰的是，报考的青年竟然非常多。这是在战火纷飞、家国不保的年代里，最让他们高兴的事了。只是，面对刺刀，这样的坚持到了第二年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君子不忘其旧坚信终能回归

临时校舍也叫“林堂”“葛堂”

抗战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始终在战火中屹立不倒，成为全国文人心目中神话一般的存在。逃离上海，南撤福建邵武的东吴大学也曾与同样在颠沛流离中的协和、之江两所大学携手成立联合大学，并在金华成美中学设点联络。

但这次联合办学并没有坚持多久。“抗战爆发后，(复校)开始坚持了一段时间，东吴还曾和之江、协和联合办学。一路往内地，但很快就散掉了，主要问题是没有经费，教会没有经费。”原东吴大学校友、原苏州大学副校长、现任东吴大学校友会会长的沈雷洪告诉记者，不同于西南联大的国立性质，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当时已经没有经费拨给学校，学校全靠师生筹款，很难维持。

不久，邵武的东吴师生又向广东撤离，一边撤，一边寻找合适的地方教学。幸运的是，他们在广东曲江仙女庙弄到了一片地面，从前只拿过纸笔的学生老师化身木匠、水泥匠，搭了几间简陋的房子，这便是东吴大学的临时校舍。

“东吴人就像是大家庭，不管遇到什么事，不管在哪里，师生始终是凝聚在一起的。”沈雷洪动情地说，这也是东吴大学的传统。

和曾经明净优美的苏州校舍不能相比，但有一方屋瓦栖身、展开教学，已经十分可贵了。现在苏州大学内的钟楼，在东吴大学时期名叫林堂，曾经的化学物理系的教学楼叫葛堂。而在曲江的东吴大学临时校舍内，心系苏州的东吴师生们，也命名了一个“林堂”、一个“葛堂”，以此表示“君子不忘其旧”，更相信终有一日，定能回归苏州的校园。

操场上野草齐腰高体育馆地板被马啃

回归时校园满目疮痍

终于回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东吴大学的师生也结束了八年的流离失所，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校园。然而，此时的东吴园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据《东吴大学法学院年刊》记载，收回的校舍只是几幢空房，别无长物，不要说仪器设备同教室里的桌椅荡然无存，就是连门窗、墙壁、地板也残毁不堪。而旧健身房及螺丝浜的住宅更是只留下一堆瓦砾、几株枯草。依照当时的物价估计，修理费要法币六万万元，合美金30万元。

这样的情景，顾镕芬还依稀有印象。1946年，东吴教职工都回到苏州东吴大学准备复课。

时年16岁的顾镕芬跟着父亲一起回到东吴大学，并进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学校边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铁丝网，后来才知道战时被日本人用作军人医院了。我入学后还能在教室里看到低矮的日式家具，像榻榻米那种;体育馆，我们当时叫健身房，里面的地板也被马啃成一个一个大坑，修好之后也还是看得出来的。”虽然学校经过了修复，但日本侵略者在东吴师生心中留下的创伤难以抹平。

晚一年进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的沈雷洪，对当时的情景也仿佛历历在目。今年83岁的沈老坐在藤椅里，双目有神，谈起东吴大学的往事，记忆特别清楚：“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校园荒芜了，东吴大学在接管的时候，校园里全部都是野草。当时听年长的校友说，操场上的野草齐腰高，草丛里面都是野狗，住宿的学生晚上都不敢出来，后来是体育老师用气枪打死了那些野狗。”说到齐腰高的野草时，沈老一边比划，一边颇是气愤。

“当时我进校的时候，还能看到水龙头上贴着的‘消毒’那种日文字。破坏最严重的就是健身房，现在是苏大的博物馆。地板好像是烧焦的，也有被马啃的，后来是把坏木头切掉后重新补的地板，当时到底在健身房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沈雷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