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陈寅恪

毛泽东评价为“国宝”级的一位文人，在抗战中，虽“沧海横流无处安”，也坚不附逆，保持着中国文人的气节!面对战争对于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摧残，他始终没有倒下，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坚守着“文人”的岗位!他，就是被誉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

陈寅恪

劳榦曾经这样描述陈寅恪的相貌：“……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徐葆耕曾经这样形容陈寅恪的性格：“屠格涅夫认为人性有两极：一极以堂·吉诃德为代表;一极以哈姆雷特为代表。……以深思忧郁而论，陈寅恪是接近哈姆雷特的。”

——对于这样一位有着甘地的气质、哈姆雷特的性格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位曾经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16年、精通十余个国家的语言、且广泛涉足于佛学、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教授，毛泽东赐予他的评价是“国宝”，同事们赠予他的称呼是“活辞书”，学生们给予他的赞誉是“教授的教授”……傅斯年说过这样的话：“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吴宓则慨叹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战争——生灵涂炭的战争从天而降时，他所受到的伤害也就最深最重。贾植芳曾经这样总结过：“……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地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抗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

——这一年陈寅恪已年近半百，这一年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对于这样的遭际，陈寅恪曾写下两句诗：“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上句表明了他于战争中的立场，下句表明了他于战乱中的无奈……

残剩山河行旅倦　乱离骨肉病愁多

战争爆发之前，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教授，并于历史系和中文系开设了“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唐代西北史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高僧传》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文学专家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一系列的课程。据说当年—即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刚成立时，在是否聘任陈寅恪的问题上，梁启超与校长曹云祥曾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没有任何学位。”曹又问：“他有无著作?”梁答：“没有任何著作。”曹摇头了：“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可就……”梁生起气来：“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但著作算是等身了，然而全部加起来却还顶不上陈先生的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先下手为强吧!”曹一听，竟然连外国人都如此推崇，当即便签下了聘书。

就这样，从来不为“学位”而读书的陈寅恪回国了，并以“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的身份跨入了令人仰慕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据说他是第四位受聘者，其前还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与此同时，名声大振的陈寅恪还受北京大学之邀，为其历史系的学生讲授“佛经翻译文学”和“蒙古源流研究”;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聘请，兼任其研究员及历史组主任;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聘任，出任其编译委员会的委员……这时的陈寅恪可谓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于学术研究方面，进入了他的黄金阶段;于生活方面，亦步入了最为富足、最为安定的时期。

罗香林这样回忆陈寅恪的授课——“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教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而其风度和声音笑貌，也最为学生所神往。”

蓝孟博这样回忆陈寅恪的学问——“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先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

然而，1937年的这场罪恶的战争，却无情地击毁了这一切——包括陈寅恪那从容的治学和怡然的心境!

陈寅恪的一家是于1937年的11月3日撤离北平的：先乘火车至天津，再坐轮船到青岛，最后又换火车一路南下，经过济南、徐州、郑州、汉口……直至11月的20日，才终于抵达目的地——湖南长沙;在这里，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成立了“临时大学”。这一路上，陈寅恪没有留下日记，但他的家人们却有着这样的回忆——夫人说：出天津东站时，“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9岁，小彭7岁)。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在济南车站上，“人满得挤不上车”，“幸亏刘清扬先生眷属已先上车，帮助我们每个人由窗口爬进。他们还让给我们三个座位。……除吃奶小孩外，两个大小孩睡在地上。三个大人只得笔直地坐着，转动亦不容易。”女儿流求则记得，为了防止走散，父亲让她背熟了沿途的所有站名以及相关的人名和地址……

但是不曾想，长沙并非他们流徙的终点—数月之后，临时大学奉命迁往昆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次踏上漫漫的征程。固然，这是特殊的战争年代，在这特殊的战争年代中，像这样的颠沛流离也并非陈寅恪一家。但是他与别人不同，妻子体弱，孩子年幼，因此甫抵香港即先后病倒。先是夫人心脏病发作，继是小女高烧不退，全家不可能再继续一道前行了。为此，陈寅恪只得独自一人赴昆明，而将病妻与弱女留在了举目无亲的港岛上。但是又不曾想，云南的“瘴气”同样没有放过陈寅恪，他也被击倒了。两地的相思，同病的相怜，茕茕孑立的陈寅恪在凄冷的病榻上吟出了这样的诗句：“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当年同在西南联大教书的钱穆，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39年的寒假，他独身一人隐居在宜良北山的岩泉寺中，潜心撰写《国史大纲》。一日陈寅恪来访，见状不禁慨叹道：“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此时的钱穆，家眷同样不在身边，但是陈寅恪的牵挂却要比他沉重得多——毕竟香港不同于内地，更毕竟妻女们如今是“寄人篱下”。长女流求曾这样回忆她们滞留于香港的日子：“父亲的薪水为旧国币，不断贬值，寄到香港后，换成港币很难维持生活。”为了节省开支，她们曾先后六次搬家，而母亲和妹妹的病，更使她束手无策：“三妹将满周岁，染上百日咳，昼夜尖声咳嗽，足足折腾了三个多月，此后她更加瘦弱。……母亲病情最危重的时刻，由许地山伯母协助才住进医院。我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那时刚满10岁，虽然心里害怕，可并不懂事，也不知该做些什么事……”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非得神经病不可”的原因——他不仅鞭长莫及，而且是无力相助。

好在机运总算眷顾了他一次——那是1939年的春天，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员的职称，牛津大学亦聘请他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教授。以前陈寅恪曾坚定地表示过：“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但是这次他却迫不及待了，他给校长梅贻琦写信：“弟于牛津教书实不相宜，故已辞谢两次。后因内子有心脏病，不能来昆共聚一地，种种不便，……故不得不试为一行，其实为家人可共聚一地计也。”“现中英文化协会虽借款300镑作路费，但须偿还，且不能过久。现内子在港医药即挪用此款，故弟更不能不去英矣。”——一向清高孤傲的陈寅恪，终于向现状“折腰”了。

然而，命运却又偏偏多舛——1939年的暑假，当他前往香港奔走办理全家人的护照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航路中断，英国之行成为泡影;1940年的暑假，他再次赴港等候机会，驻英使馆却送来了这样的通知：“应聘之事须延缓一年。”然而，更加不曾想到的是，恰于此时，日军切断了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镇南关失守，陈寅恪被阻隔在香港，进退维谷了。

为了养家糊口，陈寅恪只得临时就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学校和住所相距甚远，一个单程就得花去两个小时的时间。然而，就连这样的日子也没能维持多久——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敌手!由于消息中断，大后方的师生们竟一时不知陈寅恪的下落，在西南联大的壁报《论坛》上，甚至出现了《悼陈师寅恪》的文章……一直到了1942年的5月，在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和西南联大的共同努力下，总算为陈寅恪筹集到了三万余元的路费，陈寅恪这才终于逃离陷城，与家人一同返回大陆——13岁的大女儿记得登上轮船后的情景：“南海水天一派灰暗，狂风巨浪使轮船左右颠簸，多数乘客都晕船卧倒。”年仅5岁的小女儿则记得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等，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

九死一生的陈寅恪实在是疲惫不堪了——位于乐山的武汉大学请他去讲学，他谢绝了;位于李庄的中央研究院送来聘书，他退回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久劳之后，少息之余，愈觉精神疲倦不堪，百病转发，心跳不眠等症，渐次复见，又有瘰疬及目眩之病。”于是他在桂林落下脚来，只为能少受一些旅途的劳顿。小女陈美延回忆道：“良丰山上住的房子很简陋，人住的房子可能还有几个铁马钉用于梁和柱间的加固，茅草顶的厨房可就一颗铁钉也找不到了。有一次风雨袭来，我们站在住人的房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大风把厨房的墙吹倒，大家庆幸当时没人呆在厨房里。父亲除了有课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广西大学上课外，其余时间就在这种简陋的房子里伏案看书、写文。这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大箱子，坐的自然就是一张小木凳了。”陈寅恪则以诗句中记述了他的心情：“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然而，瞬息万变的战局就连这样的生活也没能让陈寅恪继续过下去——1943年的夏天，战火逼近广西，他们一家不得不再次踏上逃难的旅程。当年的美延虽然年幼，但她却终生难忘一路的困苦与艰辛：“母亲在路上得了痢疾，病情严重，到贵阳就无法再走了。而我也不时发烧，晚上就由父亲照顾我这个病孩子。……后来父亲也病了，等母亲稍好，我们又继续上路向四川进发。到重庆父母接连生病，不能成行，跟着二姐和我出麻疹，出疹后我又得了个泻肚不止的病。总之全家轮流生病，好不容易才到了成都。”……学生蒋天枢和蓝孟博得知老师抵蓉后立即赶来探望，但他们看到的竟是这样的一幕：陈寅恪一脸病容地斜靠在榻上，却一眼瞥见了他俩手中拎的三罐奶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探起身来：“我缺乏的就是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给陈寅恪带来无限伤害的战争!它令满腹经纶的学者漂泊无定，它令月薪480元的教授买不起一罐奶粉!陈寅恪终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他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沧海横流无处安　藏书世守事尤难

其实要说苦难，流离失所也好，贫病交困也好，这对于一名学者——尤其是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来说，都还不算是最致命的;战争所给予他们的最大伤害，应该是“藏书世守事尤难”。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书;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也同样离不开书：购书、读书、教书、写书……当年在清华园时，陈寅恪的学生们无不记得：“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均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他的晚辈们也清楚地记得：“寅恪叔购书成癖，毫不吝惜。……每年春节琉璃厂市集期间，他总要去逛旧书摊，一去就钻到旧书摊中流连忘返。”为了读书，他13岁即出国留学;为了读书，他直至39岁才想到结婚成家……

战争打响了，清华园外炮声隆隆，清华园内的陈寅恪仍在潜心读书——他在比较“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与“欧阳竞无之唯识学”在解释佛经时有什么区别，他更在孜孜矻矻地与同仁们展开争辩。就连吴宓也不得不由衷地感到钦佩：“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1937年的7月28日，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被迫撤退，独自一人住在清华园中的陈寅恪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随着大批的难民逃进城内，与家人相守在姚家胡同3号的寓所之中。生命是无虞了，但他却放心不下书房中的那些未能转移出来的书籍和手稿。侄子陈封雄则当仁不让地“奉命于危难之间”了——“总算雇了一辆出租小汽车，由我乘车去抢救。慌乱中，我只能把他书桌内外一些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胡乱地装满一车。汽车刚要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入，经过检查，一看都是线装书，就放行了。当时日本飞机仍在西苑投弹。以后清华大学成了日军兵营，寅恪叔的《大藏经》和其他许多书就不知下落了。”据陈封雄回忆，这套由日本人刻印的足有二三百卷的《大藏经》，是当年他跟着陈寅恪一同去购买的，价格2000多元，几乎花去了他数年来的全部积蓄。

然而作为损失，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与后来陈寅恪屡屡遭受的劫难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二次是在逃离北平之前，由于携带不方便，陈寅恪便将自己常用的一批书籍交给邮局寄运，不曾想这一决定竟为他酿成了终生大祸——“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这是陈寅恪于文化大革命中写下的交代材料，虽然这些并不属于他的“罪行”，但从中可以窥见数十年来他耿耿于怀的仍然是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陈寅恪来说，他真正的损失还并不仅仅在于这些书的本身，平时他有一个习惯，即读书时必须做到“三到”：眼到、心到、手到——凡是有所得抑或有所疑者，立即提笔注在书页周围的空白处;等到全书读毕，只需将这些眉批、眉注、眉识等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辟独到的论文。蒋天枢曾亲眼见过陈寅恪的这种“蓝本”：“寅恪先生生平读书，有圈点，志其行文脉络腮理;有校勘，对本校或意校其伪误;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其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俊，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因此这一次的损失，对于他来说，已不仅仅是书籍本身了，更有他的“心得”以及诸多文章的“初稿”。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没有想到，第二次的打击尚未平复，陈寅恪又遇到了第三次灾难，而且以“价”相论，更是远远地超过了前者。——嗜书如命的陈寅恪对其所藏之书颇有三六九等的划分：遗留在清华园中的那一批，虽说珍贵无比，但非经常所用者;通过邮局寄运的那一批，虽说须臾不可离，也不是最为重要者;他的珍爱，全都放在了随身所带的行李内，与他一同从北平来到长沙，从长沙来到香港……但是不曾想，他又大意了!——那是1938年，他从香港取道越南去昆明，为此而特意买了一只高级皮箱以装载他的手稿和书籍，并交火车站托运。哪知该时的滇越铁路交通混乱，小偷猖獗。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竟被小偷误认为藏有贵重财宝而受到“光顾”。

窃贼得手后大失所望，但陈寅恪的损失却非同小可——箱子里装的都是有关蒙古史、佛教史以及古代东方史的书籍，而作为它们的“眉注本”，作为研究者的“半成品”，这次的罹难，则令计划中的《〈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五代史〉记注》《巴利文〈普老尼诗偈〉译注》《〈蒙古源流〉注》等许许多多的著作再也无法问世!夫人唐筼告诉他人道，这一时期陈寅恪“几乎得了神经病”。——他的心被人挖去了，他又怎能得以平静?

然而，令人扼腕的故事还在继续：那是到了1955年，这批被以石头“调包”的古籍竟然出现在了越南西贡的书肆上。华侨人士彭禹铭购得其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但是由于越南政府禁止图书出口，不久彭家又遭遇兵火，失而复得的它们最终还是化为了灰烬。

当然，经过这几次的损失之后，陈寅恪也并非空空如也——在他的手边还幸存一部带有眉批的《通典》。于是1939年他便据此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并随后寄往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命运之神竟再一次地与他作对，陈寅恪第四次遭遇到了不幸!——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这部书稿转交香港印刷厂印刷，但是战火临头，整个工厂连同陈寅恪的心血被一起葬身于火海之中!……今天，人们在书肆中所看到的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部同名的书籍，已非原来的定稿了，而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们大力相助，用他以前的一些旧稿相凑而成。一向严谨的陈寅恪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喜?是忧?是谢?是嗔?他只能反复叮嘱自己的学生：“恐多误。”

有人曾经拿钱穆和陈寅恪相比：二人同从北平逃亡，但钱穆却会动脑筋，专门制作了一个带有夹层的箱子，致使书籍随身携带没有任何的损失;二人同将书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钱穆却小心谨慎，亲自赴沪办理，致使他的著作能够顺利出版……这究竟是性格的原因呢，还是命运的使然?陈寅恪真是倒霉透顶了，他在诗句中写下这样的心愿，而这样的心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却是可望而不可及——“沧海横流无处安，藏书世守事尤难。朴园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

他想的仍然是“书”，梦的仍然是“书”，但是战争却无情地夺走了他的这一切，终于使得原本藏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学者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

流转西南　致丧两目

再退一万步讲，书籍的遗失也好，手稿的失踪也罢，它们毕竟都是身外之物;如果再加上双目失明，不能读书，不能写书，这对于一名从事研究的学者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呢?——不幸的是，这种事情偏偏都让陈寅恪给碰上了!

战争爆发之际，陈寅恪的右眼因为视网膜剥离已经失明了，但是他却毅然地依靠他唯一的左眼，和夫人一道带着两个刚上小学的女儿以及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了逃难的历程。稍有一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眼病是不能劳累的，是必须立即治疗的。但是陈寅恪为什么急着要走，甚至等不及父亲陈三立的出殡?原因无他，只是不愿多作一天亡国奴。

在吴宓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37年9月23日：“2：00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号陈宅，祭吊陈伯严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礼。先见登恪，后见寅恪。寅恪述病及所感。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迳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而他适矣。”

老舍于城陷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面对敌寇的入侵，陈寅恪说出的也是完全相同的内容：“为全节概而免祸累!”

陈寅恪出身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义宁陈氏”。这个家族不仅辈出文化名人，而且以坚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祖父陈宝箴，入京会试时，恰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遥望其冲天大火而击案痛哭，并毅然放弃科场进取，投身军旅，以身报国;父亲陈三立，得悉有人散布亡国言论，怒然相斥道：“中国人难道连狗彘都不如?”为此绝食五日，忧国而逝……因此，陈寅恪是背负着国恨与家仇上路的——这时的他又怎会顾及到自己的眼疾?又怎会顾及到眼疾的进一步恶化呢?

关于陈寅恪的右眼，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因为父亲慷慨赴死，致使他悲痛过度而失明;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平时看书太多缺乏休息，而终致伤害……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上路时只是病其一眼，至于最后两眼双双失明，他自己的结论是：“流转西南，致丧两目。”

那是1944年的初冬，已经来到成都且于燕京大学教课的陈寅恪，一天突然忧心忡忡地对学生们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不曾想没过几天，悲剧竟发生了!——那是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醒来之后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了。人们都说“久病成名医”，右眼的病变应该使他清楚地知道如何保护剩下的左眼：第一不能受到磕碰;第二不能用眼过度。但是自逃亡以来，由北平而长沙，由长沙而香港，由香港而昆明，更尤其是后来那桂林、贵阳、重庆、成都的一路颠簸，一路劳顿，又怎能保证左眼不再继续受到损伤?而且每到一地，只要稍一安顿下来，他便急不可耐地要看书，要工作——抵达成都仅仅一年，他就写出了《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11篇论文，以及《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的主体内容。昏暗的灯光，过度的疲劳，他的左眼又怎能保证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当年正在中学读书的陈流求，清楚地记得——“期末考试评卷后，要把分数及时无误地登记在细小的表格内，父亲实感视力不济，极其无奈，只得叫我协助他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粘合视网膜的手术是在成都存仁医院做的，吴宓不仅经常去看望老友，而且在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1944年12月18日：“探寅恪病。今日下午左目将行割治。筼夫人在侧。”12月19日：“往存仁医院视寅恪，仅得见夫人。筼言，开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药服用过多，大呕吐，今晨方止，不能进食云云。”12月21日：“探寅恪病，甚有起色。……筼阻寅恪勿多言劳神，宓遂辞出。”12月23日：“探寅恪病。仅见筼夫人，言寅恪又不如前，不消化，失眠等。”12月24日：“探寅恪病，转佳。筼夫人议，欲得宁夏产而在宝鸡可购之枸杞子煮汁，制糖膏，或以羊肝及羊胎、熊胆等食寅恪以益VitaminB1B2，而使寅恪身强，血多，目明。”12月28日：“探寅恪病，方眠。筼夫人言，昨夕医言割治效果不佳，致寅恪大忧戚烦躁不安，日来健康又损。”12月30日：“探寅恪病，方食。后筼夫人送出，秘告：医云，割治无益，左目网膜，脱处增广，未能粘合，且网膜另有小洞穿。寅恪未知此层，已甚焦烦云云。”……就这样，手术彻底失败了。在医疗技术和医学设备都不能保证的战争年代里，医生们不仅无法让陈寅恪重获光明，而且还将他的视网膜弄皱，致使后来赴国外治疗时，亦无力回天了。

陈寅恪的精神被彻底击垮。他还有多少壮志未酬，他还有多少著作未写——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宏愿：撰写出一部能够超越《资治通鉴》的《中国通史》，再撰写出一部令世人警觉的《中国历史之教训》。早在住院之前，他给李济和傅斯年写信道;“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如今当这一悲剧“不幸而言中”时，他只能留下这样的诗句了：“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病榻上的陈寅恪确实是悲凉之极，学生们怜惜自己的老师，自动组织起来轮班陪护。王钟翰这样写道：“既病，食量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须知当时打一针所费甚昂，维生素B价亦不赀，且不易得。陈师母(唐筼女士)为买一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蒋天枢则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按语”：“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是啊，假如能有“如果”的话，陈寅恪完全不至于双目失明——如果当年他不急于离开北平，如果后来他不拼死逃出香港，如果……不是曾有人于陷城之中给他送来了急需的大米?不是曾有人于失业之时高薪聘请他去主持“东亚文化协会”?但是陈寅恪全都断然拒绝了—他不会接受这“嗟来之食”，更不会接受这“嗟来之职”。

当年身陷香港的情况，他曾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傅斯年——

“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北京大学’亦来诱招，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20万(港币40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教科书之事，弟虽回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但他也真的是坚不附逆;他明白如何保持文人的气节，他更明白如何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那是在二战结束之后，陈寅恪应牛津大学之邀，前去讲授东方汉学。在座的中国女教授陈衡哲这样评价他的学问：“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地理考古)、沙畹等极少数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的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的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实可惜陈寅恪再也看不见讲台下的这一切了。——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果没有颠沛流离的生活，如果没有书籍的遗失，如果没有双目的失明……那么，他的学术研究又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他的研究成果又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

——陈寅恪，1890年生，1969年去世。抗日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他55岁。具有着甘地气质的陈寅恪、具有着哈姆雷特性格的陈寅恪、具有着“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之博学的陈寅恪，实是中国文人中的一个典型。他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所受到的苦难——作为“国宝”级的人物，战争对于他的摧残，也是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摧残;他的意义更在于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他始终没有倒下，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坚守着“文人”的岗位。是的，还有谁的磨难比他更深呢?还有谁的成就比他更高呢?失明后的他，照样讲课，照样著述，照样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一系列叹为观止的著作。无怪乎他的助手黄萱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文人的气概;它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