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闻一多

闻一多

闻一多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一生经历了由诗人到学者而最终成为民主斗士的三个人生阶段。

他在每一人生阶段中因其角色定位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这些生存方式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抗战时期闻一多的学者生存方式，不仅在他个人的人生发展中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且对置身共同历史境遇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具有鲜明的典型意义。

人的生存态度、生存策略与生存手段构成了人的生存方式。其中，生存态度是人的生存意志与精神的体现，在生存方式中起着基本的决定的作用，它决定生存方式的性质，决定生存策略与生存手段的基本走向;而生存策略与生存手段是生存方式的外在表现，是生存态度的具体体现。抗战时期闻一多的学者生存方式具体表现在作为学者置身于民族抗战之中的生存态度、生存策略及生存手段等方面。

一、生存态度：务实求真

闻一多的学者生涯，可以说真正开始于武汉大学。1928年秋天闻一多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同时开始研治中国古典文学。当时的武汉大学是“章黄学派”的重要基地，做学问重视清代朴学功底，强调文字、音韵、训诂。因此，中文系的教师仅长于新诗的创作与新文学的研究并不被看作有学问。闻一多为了回击旧派学人的藐视，同时也为自己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打好基础，开始研习朴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功夫。但这对于闻一多这样一个半路出家，没有师承，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教师来说，完全是从头摸索，真不容易。为了表示自己治学的决心，他曾发下宏愿：“十年不下珞珈山。”尽管两年过

后，闻一多就离开了武汉大学，但这种学者的生存态度与治学方法并没有改变，并贯穿于他以后

岛大学与清华大学的生涯中。可以说抗战以前，闻一多作为学者、大学教授基本上走的是多数国学学者的道路，过着与现实社会相对封闭的书斋生活。

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恢复故我耳。”

二、生存策略：教书治学

抗日战争对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而言，显然是旷日持久的。作为爱国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的民族运动中，是毫无疑问的。但如何发挥自己的特长，参与抗战并为抗战的现实需要服务，对于学者闻一多而言，却经历了一个由盲目到清醒的认识过程。这与抗战时期闻一多对于学者生存策略的选择密切相关。

抗战的初期，受高昂的抗日爱国情绪的影响，闻一多也多次萌发投笔从戎的想法，并热切地期待着政府的全民总动员。随着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抗战在大后方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是在为民族抗战服务。由于在“湘黔滇旅行团”长途跋涉中形成务实求真的生存态度，在抗战大后方云南这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中，闻一多一面在联大教书，一面废寝忘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以学者特有的方式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实实在在地为民族抗战的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脚踏实地的生存策略，所以在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文学院的临时所在地蒙自，尽管每天吃饭都要面对淡而无味的饭菜和一群人多势众的败北主义者难以忍受的叫嚣，性格直率的闻一多宁愿自己难受也不开口放言自己的看法。因为，闻一多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将现有的课上好之外，应该珍借这难得的一份平安时光，继续进行自己的早已拟就的研究计划，在持久抗战之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所以，自从来到蒙自之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一个当年的同事曾经这样回忆：“我和闻一多先生是邻居，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了上课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是不去，我劝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的一个典故，一个雅号— — ‘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

三、处事原则：坦诚公正

人际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所涉及的一种重要关系，这种关系的好坏与否，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很大。而人际关系的处理，取决于对人的处事原则。而对人处事原则的确定，又受到人的生存态度的决定和制约。

抗战时期闻一多的生存态度，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务实求真精神与学者的学术人格相融合的产物，受这种生存态度的影响，闻一多形成了处理人际关系的为人处事原则— —坦诚公正。

抗战时期，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人际关系也相对紧张。尤其是西南联大这种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要妥善地处理好人际关系颇不容易。所以，1940年6月，当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因病提出休假，在同仁的推举之下，学校出面请闻一多继朱自清之后，接任中文系主任的时候，闻一多由一再谢绝而最终承担。这个过程，就足以看出闻一多坦诚公正、克己奉公的真性情来。

最初，由于有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两次并非成功的行政工作经验，闻一多在给朱自清的信中，表明自己拒绝担任系主任决非矫情：“所以如此坚决者，理由实甚简单，平生顽直之性，见事往往失之偏宕，虽千虑一得，不无独到之处，然不能体谅对方，结果必归失败。若此者，充其量不过是清议之材，只堪备当事者之咨询，不堪自试也”;再加上自己“又素性脱略，生活习惯漫无纪律，读书时心力所注，辄一切皆忘，以

此任事，疏失尤多”;由于自己的个性如此，因而“学校平日待我不薄，今以此见托，以责任心言，本无可推诿，无奈力不从心，勉强应允，亦他日偾事，悔之无及者。弟素不好虚伪，今兹所陈，实系最后决定”。

毫无疑问，闻一多的坚决不担任中文系主任是发自内心的，因而朱自清面对着闻一多的一片

赤诚与坦然一时间也没有了主意，于是，拿着闻一多的信，去和冯友兰商量，商议之后，两人还是觉得闻一多是中文系主任的最佳人选。这是因为，至少在冯友兰等不少学术同仁看来，“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者，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所以，不仅闻一多的同仁纷纷写信，请求他担任起系主任的职务，而且西南联大的领导者梅贻琦校长也致信恳请闻一多—— “不得不请尊处主持”。在一片真诚的吁请之中，特别是随着挚友朱自清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闻一多于公于私，都只有义不容辞，因而不得不毅然而然地承诺担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只不过，闻一多在接受系主任的工作的同时，又当众表明：抗

战胜利回北平以后，将立即辞去中文系主任一职。

显然，作为中文系教师的闻一多，只需要面对学生而无须面对其他教师，除了上课之外的确是可以躲进小楼来埋头读书，品尝“何妨一下楼主人”的一番自得其乐;而作为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在面对学生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此前大可避而不见的各位教师，当初的“何妨一下楼主人”此时在此情此景之中，只好由偶尔的“何妨一下楼”而真正“下楼”来了，承担起繁重的教学与行政工作。应该说，闻一多不仅在课堂教学上十分认真，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也同样认真，因而在中文系做起任何事来都保持着一贯的坦城与公正，毫不隐讳自己的看法，事事都要秉公办理，不讲任何私人情面。

1942年6月，闻一多力排众议，决定在下个学年将不再聘请中文系元老级的教授刘文典任教，一时间在校园内引起哗然大波。这是因为，刘文典不仅在清华学校改办清华大学时就被聘为教授，同时又是追随过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资格之老，资历之高，在中文系可以说是一尊难以撼动的活菩萨。不过，这尊活菩萨却有一个抽鸦片的不良嗜好，井且非要抽云南出产的“云土”不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好吃火腿的爱好，并且硬是要吃云南出产的“云腿”才行，从而得到了一个“二云居士”的亦邪亦正的雅号。此时在昆明的刘文典，由于物价上涨已经难以应付“二云”的花销，大有久已不知其味的感慨。1942年4

月初，刘文典听说有一个磨黑的大盐商要请自己为其母亲撰写墓志铭，并且许诺每日以“二云”相伺候，于是就顾不上在学校有课要上，急急忙忙地到离昆明几百公里的磨黑去了。闻一多认为刘文典此举真是不堪为人师表，力主不给刘文典继续发聘书。这时候，有人劝说闻一多放刘文典一马，说是刘文典能够与学校共患难，从北平来到昆明，毕竟还是爱国的，似可大加体谅。闻一多听后勃然大怒：“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闻一多刻印确有其所长。他从小就喜欢雕刻，留学美国学的是美术，对篆刻更多一分艺术的修养与审美的把握。回国以后在南京也时有研习把玩，加上长期研究古代典籍所积累的古文字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并兼其擅长书法，楷书、隶书特别是小篆写得更是别有风采。云南盛产象牙，文庙街一带卖象牙的铺子接二连三。闻一多买来刻章的工具，尝试刻牙章。第一方牙章就刻得颇为艰难，不仅费时一天，还磨破了手指，其间几度心灰，但终于刻成。其中的艰辛，闻一多日后与朋友谈起，还感慨万千。功夫不负有心人，于是才有了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的一番举动。名教授挂牌刻印，这在当时的昆明是新鲜事，消息不径而走，前来求印的人接踵而至。： 一多刻印虽为生计，但决不唯利是图，显现出一位真正的学者的人格与操守。当时在昆明开办北门书屋代闻一多收件的李公朴先生就这样说过：“闻先生是一贫如洗，但是有骨气的。高官显贵，重金厚润请他刻印，他坚决拒绝了。为朋友的友谊，工作上的需要，他可以终夜不眠，无偿的付出辛勤的劳动。”

闻一多制印，刻意追求艺术效果，显现出艺术家的气质与风范。他非常重视构思，总是精心地设计与布局，让中国书法的古雅和神韵在小小的一方印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力求每一个字都安排布局得非常合理，做到硫密相间，错落有致，相互映衬，各得其所。有时为了布局的美观，他还要用边框来烘托、补救。构思完成之后，才开始刻字。起初，他先把字写在纸上，然后用镜子将其反射在印模上用笔描下来，

经过修饰，再开始动刀刻章。后来刻得熟练了，就直接用刀在章上刻。在刻章的过程中，不时对此前的构思进行修改，以求完美的艺术效果，让每一枚章都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刻完之后，他总是要先印出几个样子，再反复揣摩，精心雕琢，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为止。最后，在自己的印谱上留下一个印，宣告一枚印章篆刻成功。

据闻一多印谱记载，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一共刻成的印章在一千四百方以上。这个长长的印谱的含蕴是深厚的。一方面这本厚厚的印谱简直就是一道篆刻艺术展览的长廊，是闻一多一生的文艺创作中开出的一簇绚丽多彩的艺术奇葩。另一方面，在这27个月的时间里，闻一多每天刻张在一方以上，可见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啊!由此，我们可以解读到闻一多作为一位杰出学者的坚韧倔强、自立自强的精神与人格魅力。

抗战时期，闻一多以屈原的方式深入民间，接近民众，获取了源自生命最深处的务实求真精神力量;教书治学，刻苦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以脚踏实地的现实态度服务于抗战的时代需要;自立自强，坦诚公正地对待生活与工作，建构了一种抗战环境中具有典范性的学者生存方式。这种务实求真、坦诚公正地对待人生的态度与对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弘扬，在精神上是与作为爱国主义诗人时期的闻一多相通的。同时，正是对这样一种精神的坚守，使得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民主斗士的闻一多，能够为争取国民自由民主的生存权利，敢于拍案而起，直面国民党特务的手枪，用自己的生命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