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正在训练的中国女战士。

人们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纵观中国历朝战争，在烽火硝烟的战场，总能看到女子的身影，尤其是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这么说，因为战争，女子走出了家门，在社会上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公众场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中国女性影响最大的是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沉沦和民族的危机，曾给广大妇女带来深重灾难，也促使她们一步一步地觉醒，她们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她们既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又投身到抵御外海的军事斗争中，这既是女性对社会尽义务的过程，在斗争中，虽然女性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她们觉醒的程度又是那样的不平衡，但是她们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民族情绪的存在和力量。

她们一往无前不畏牺牲的精神，展示了一种女性的悲壮美，连同她们纯洁的爱国热情和勇敢无私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1](P459)在抗日战争这首全民族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合唱中，如果少了女声部，将会逊色不少。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70多年前的抗日战场，去倾听女子们发出的怒吼之声吧!

一、从戎女子——直接参战

抗日战争其间，中国妇女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总动员。女界的抗战活动涉及很广，直接参军、参战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当时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中，多数建立了妇女团或妇女队，人数多达600余名，涌现了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和八女投江等英雄事迹。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都有很多女战士，东江纵队娘子军就是曾使日军闻风丧胆的女军。女战士中不但涌现出了李林、刘亚雄等牺牲在战场上的女英雄，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指挥员，如康克清、李贞、危拱之、陈少敏等。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也活跃着一批声名远扬的女军，广西女学生军于1938年春长途跋涉到达鄂豫皖抗日前线，深入到大别山区坚持战斗，由流亡学生组成的浙江妇女营，深入敌后打游击，一直坚持到1941年夏天。根据地存在的大量女民兵和女自卫队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据1941年不完全统计，陕甘宁晋察冀等地的女民兵和女自卫队员的人数多达209万以上。除此之外，自发的妇女抗日武装，分布更加广泛。中国妇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参加了武装抗日斗争。[2](P493)

赵一曼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她亲自指挥农民自卫队，伏击日本小分队，打了不少胜仗。当时日伪报纸《大北新报》也发出惊呼：“共匪女头领，骑上白马，穿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之女主。”[3](P143)

在这场战争中，还有很多无名的女战士的事迹。她们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撒在了战场上，可至今人们还不知她们的名字。如2004年9月18日上午，湖南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了“为湖南抗日无名女英雄立碑”活动。这位无名的女英雄原是湖南长沙女子中学的学生，为抗日救亡，她千里迢迢来到徐州战场，后来就牺牲在战场上。当地的老百姓掩埋了她，后来每年都要在她的墓前祭奠怀念她。为了让英雄早日魂归故里，徐州的老百姓送女英雄回家。湖南的群众自发地赶到陵园，迎接他们的亲人。[4]像这样的女兵，一定还会有很多。

女性从戎，直接参加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篇章。

二、文学女子——以笔作枪

如果说，赵一曼等女英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投笔从戎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还有一些女子以笔作刀枪，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剖析国人的灵魂，唤醒民众，打击倭寇。漫长的战争年代，女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但空前分散，她们分散于不同政治区域。解放区，丁玲、陈学昭、颜一烟、袁静等曾相聚在延安;国统区，冰心、萧红、谢冰莹、郁茹等，散布在四川、香港、湖南等地;“孤岛”、沦陷区的许广平、杨绛、张爱玲、梅娘等，她们或在上海，或在北京，有的还流亡到国外。[5](P371)此时站在民族救亡旗帜下的女作家，十分自然地忘记、忽略或主动舍弃了自己的性别角色，抛开了对个性主义的追求，一切以抗战为中心成为她们共同的选择。[6](P59)女作家萧红、白朗主办的《新女性周刊》《国际协报》副刊就是当时反抗日伪统治的一个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7](P227)

萧红的《生死场》直接反映了民族压迫，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这本书描写了白山黑水人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实际也就是不屈不挠的强有力的生存追求——原始追求。[8](P43)小说中参加过“镰刀会”反强暴的老赵三的话具有代表性：“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轻，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子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关露的诗歌吹响了与敌人战斗的号角。她笔下有奋勇抗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英雄士兵：“你们虽有八百人，但个个求解放的民族，不会使你们孤零，为着民族的生存，谁也要奋起，作你们的后盾。”(《勇敢的军队——八百人》)有深明大义、送郎参军的普通妇女：“我不愿意寂寞。憔悴和孤单，但是我愿意你用你底肩和臂膀，负起祖国的患难，我们底村子里没有胜利的歌声，我不愿意你生还。”(《家书》)总之，这一时期，血火交织的岁月将女作家同男人一样，置于民族内忧外患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中，强化并发展了她们由“五四”觉醒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以文学为武器参与社会斗争的过程中，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而自愿地忽略乃至抹杀自己的性别特点，转移了对知识女性个人情感和生活的注意力，把目光投向民族战争、阶级斗争的前沿，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由“自觉的女子”成长为自觉的战士。应该说，她们身上的女性意识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注入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重内容，从而变得更为丰满。[9](P176)

三、政界女子——走向中心

如果说，从戎女子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文学女子用笔来唤醒民众的话，那么政界女子则是靠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进入社会的中心，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中国女子的身影，留下了中国女子的声音。是否可以这么说，因为战争的缘由，戒律森严的政界也给了女子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其佼佼者如宋庆龄、宋美龄就是其中的代表。

宋庆龄在抗日期间所做的贡献，被人称之为20世纪的伟大女性。她同这个世纪里中国和国际上的许多大事件都有联系。她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10](P1)

宋美龄的一生伴随着西化、近代化、战争与革命等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全中国进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背景下，宋美龄的活动与这场民族革命战争有不解之缘。

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于抗日战争的前夕，全力整顿当时尚处在草创阶段的中国空军，美国人陈纳德应宋美龄的邀请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而宋美龄更被中美人士封为美国来华志愿飞虎航空队的“荣誉队长”。若说宋是抗日期间中国空军实质的“空军司令”，是毫不为过的。[11](P246)并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确实做了许多动员与教育妇女投身抗战的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只是做了一些上层的、表面的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动员全民族投入这场伟大的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12](P94)在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组织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战时妇女工作的主要机构，在战时的救济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在宋氏姐妹的号召下，它在全中国拥有300多个分支单位，而据宋美龄的说法，在“妇指会”的领导下，“成群的女子，穿着雄赳赳的军装，无畏无倦地出入于前线炮火和烈日之下，每成为中外战地记者惊异和称佩的对象。”[11](P258)

此外，宋美龄在抗战期间利用她的身份，发挥她的专长，或在外国刊物上，或通过广播，反复讲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重视与支持，被人称为“重庆玫瑰”。

综上所述，宋氏姐妹改变了中国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角色特征，突破了固若金汤的男权特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议政的权利)壁垒，她们活跃于政治和外交舞台上，为女性群体挣了脸，也争了气。[13](P79)

四、学术界女子——“万里长征，辞却五朝宫阙”

如果说政界女子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话，那么，在抗日期间，在学术界，还有这样一群女子，她们和男子一样，“万里长征，辞却五朝宫阙”“含着深重的国仇家恨，为国教书和读书于昆明。他们为保存民族文化这一命脉，寻求现代化科技以强国力，倡导民主以促进社会进步。与直接投军去“筑血肉长城”相比，方式虽不同，但她们这段在昆明的生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共分国忧的大人生。这一幅别无选择、大气淡出的图画，正是一个群体的内心生活，是她们一切个性生活的总背景、总色调。[14](P71)

这里的女子是指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女教师及女学生，以及虽不是联大的人，也不愿做亡国奴，辗转来到昆明，为国家培育人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致力于学术研究，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的女学者，比如林徽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由被迫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里，在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师生克服物资设备、图书资料、生活条件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并继承和发扬三校风格各异的优良校风和学风，为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促进了云南和西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有人把西南联大的万里长征与红军的万里长征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中华民族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前者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大批的教育科技人才。随邓稼先搞原子弹，最终获表彰的25位科学家中，就有8位西南联大的学生。[14](P84)

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西南联大的女教师的数字为96人[15](P372)，人数虽然很少，但是后人不应忘记在西南联大的教师队伍中，也有女教师的身影。同时，人们不能忘记的是怀着“国破决不苟安”的情操，抛弃安谧校园、舒适家庭，义无反顾地撤出北京，带病南下的一代才女——林徽因。

林徽因是中国现代史上数度灿烂的建筑学家、文学家。在文学与科学的领域里都青史留名，这样的女作家没有，这样的男女建筑学家也没有，男女科学家里亦属罕见。在经济萧条、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在远不算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她得以取得建筑设计和研究的光辉成就，非怀有崇高的敬业献身精神不能为之。[16](P118)

这种献身精神首先表现在她的气节上。中华民族对于气节之重，尤若命脉。人杰亦是在抗御外侮中保持气节的志士。[14](P88)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徽因和她的丈夫梁思成连夜扔下家产，带病扶老携幼，躲过封锁，从北平到长沙又转赴昆明。一路上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以后竟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只得赤脚穿草鞋上学，而且是最便宜的草鞋。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此时病情不断加剧。在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下，梁思成只好自己学会给林徽因打针，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在这种情况下，林徽因要么哀怨自己病弱成抗战累赘，要么亢奋、昂扬，和儿女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教他们朗读《唐雎不辱使命》，背诵“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诗句。他的儿子梁从诫后来回忆道：“这种凛然正气出自一位病得气若游丝的女性口中，平淡的口气更令我震撼。由此可以看出，她对国家民族的忠诚，真是宁死也不作亡国奴。这样一种爱国热诚，对我有深深的影响。”[17]

其次表现在她对建筑学的非凡热爱上。在战乱的非常时期，林徽因仍研究不辍。她病体支离却还要陪同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古亭，透过厚积的尘垢，勘定其年岁，揣摩其结构，计算其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有条不紊。他们明知在战乱时期人命惟浅，建筑学的研究只是不急之务，但作为有使命感的学者，他们念兹在兹，乐此不疲。[13](P91)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写给梁思成和林徽因》说：“他们发现了许多中国古建筑的珍贵遗构。并且，由于受过专门教育，因而有能力把他们介绍给现代世界，并作出科学的描述和分析。他们即通晓中国古典文化，又懂得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外国建筑。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说明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坚持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18]有学者提议：“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在清华大学林徽因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学者又提议“塑像必须精美，要见其精神，不然，宁可阙如。”[17](P122)这些都是对林徽因享誉建筑学界的肯定。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立碑昆明，欣慰北回。他们是集体的苏武，他们是文化的杨靖宇将军。他们无愧于血战台儿庄和血战长城内外的所有将士，他们为未来中国的科技国防铸造倚天剑才，为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纪的崛起，培育出众多人杰。[14](P88)林徽因们当然也无愧于这个称号，无愧为英雄。

五、民间女子——走出家庭

如果说，学术界女子是靠自己的学识及气节抗击日本的侵略，维护民族及国家的尊严的话，那么，乡村的女子则是凭着朴素的情感，投入到这场全民族的运动中去。抗战前，她们或许在家里仍是受婆婆及丈夫打骂的受气的小媳妇，她们或许在家里仍是尖酸刻薄的婆婆……但是，战争让她们走出了家门，战争让她们把“国”的事情当作“家”的事情。她们做的或许都是在家里做惯的事，比如，洗衣、做鞋。但是此时，她们是在为“国”做事。是否可以这么讲，因为战争，这些女子走出了家庭，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仅以淄博地区的妇女为例，就不难发现在抗日战争中女子们的贡献：

1、慰劳军队：抗日战争时期，淄博地区的妇女们组织救护队、慰劳队、洗衣队、筹给养队，积极为部队做军鞋、军衣、军袜，护理伤员，筹集给养。

2、传送情报，侦察敌情。

3、掩护干部。抗日期间，广大妇女舍生忘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掩护革命干部。

4、动员亲人参军。战争年代，淄博无数妇女动员自己的丈夫、兄弟、儿子、亲戚们参军参战。

总之，这些女性，虽然她们不懂天赋人权，也不具备可靠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得不到一个自然人理应享有的法律保护，但是，她们凭借自己朴素的感情，把“国”当作“家”，在战争年代作出自己的贡献。

六、少数民族女子——刚烈悲壮

如果说民间女子是靠朴素的感情投入到这场全民族的运动中来的话，那么，少数民族的女子参加抗战，除了靠这种朴素的感情外，更多了一种血性与悲壮。

朝鲜族：朝鲜族人民在抗日战场上的牺牲是巨大的。在中国抗日史上被颂扬的“八女投江”英烈中，有两位是朝鲜族英雄。[19](P662)

回族：回民支队的故事历来受到人们的赞扬，队长马本斋也受到人们的敬佩，在这种敬佩中其实也包含了对马母白文冠的敬仰。日寇抓到马母，企图逼她写信让儿子投降，马老太太严词拒绝：“杀剐存留，全凭你们，要我写信，万万不能。”最后绝食而死。马母的英雄行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使冀中的抗日军民为之感动，也更加深了马本斋对敌人的仇恨，领导着回民支队更加顽强地打击敌人。马本斋去世后，朱德总司令赠挽：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P677)

黎族：在黎族地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群众生产支前和参军参战。许多黎族妇女还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为伤病员洗衣服、做饭、煮药等，还有一些黎族青年妇女参加了农民自卫队，她们和黎族男子并肩抗击日寇。[19](P737)

壮族：广西壮族妇女梁少云等16人，“以日寇横蛮，迭肆鲸吞，国势阽危，有如累卵，特呈政府，准予参加前线杀敌。县府以该妇女等抗日救国，不让须眉。特传令嘉奖。”[19](P738)

总之，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少数民族的女子同样表现出她们的勇敢与顽强。

综上所述，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各族各界女子纷纷走出家门，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她们的贡献改变了中国女子传统形象，为妇女最终解放，男女平等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中华民族素有“铸剑”的传统故事，欲得好剑，必须有好女在最后时刻投身熊熊烈火的熔炉之中。那么，前文所述的女子乃是好女也，正是有了这些女子的牺牲，才使得中华之剑，更锋利，更威猛。历史应该记住这些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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