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受降地究竟在何处

学术讨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明事与辩理，基于的是客观与公正。本来，芷江洽降已是历史的定论，档案的记述①与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②都在，言之凿凿，事与理都是清楚的。但现在有人将史实很明确的芷江洽降说成“芷江受降”，③虽然是一字之差，却与史实相悖。为了使事理更加明晰，现据有关史料再加以辨析。

一、芷江洽降是中国战区受降的序幕，并非受降地所在地

要讨论洽降与受降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洽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经过无数主持正义、热爱和平人民多年鏖战得来的。牺牲巨大，胜利来之不易，受降不能马虎，要有章法。为了定规矩、制章法，投降与受降的双方就要相约见面会谈，以进行商谈、协调，达成规则，建立联络渠道，这就是洽降。这时战争的胜负已经定局，谈判当然是不能对等的，一切规则要按照胜利者(受降者)的意志来制定，受降者可以命令的方式规定投降者可以做什么，什么不能做。中国战区的芷江洽降与盟军马尼拉洽降都是这样实施的。为了便于了解，现列表将两处洽降进行对照(见表1)。

根据表1，马尼拉与芷江两地洽降的模式与程序几乎是相同的。洽降就是投降者在正式的投降仪式举行之前，按照受降方的指令到某一个地方会面，正式表达投降的意愿。受降者在检验其身份证明书之后，令其交出投降地区兵力配置、战斗序列详细表册与地图，就投降的事宜进行商谈，互通对方电台呼号波长以方便通报受降的有关事宜，最后向投降方提出要求。参加的人员是国家元首或军事主官指定能代表双方的幕僚人员;地点为交通便利、便于联络的地方。

由此看来，如果将受降比喻一出戏，洽降不过是这一出戏的序幕。戏曲开始后，一个小人物出场，交代故事的缘由，然后是主人公登场，进入正剧。也可将洽降比喻为一本书的引子。所谓引子是指写在一部书正文前面引入正题的话，类似于序、前言、凡例之类的东西。对于中国战区的受降，芷江洽降正是南京受降序幕、是引子。序幕表演者为今井武夫与萧毅肃，地点在芷江;芷江洽降是一本书的序，是前言或凡例，正文是1945年9月9日9时在南京中央军校开演的中国战区受降，主人公是何应钦与冈村宁次。

二、在受降之前举行洽降，既是战争结束时必要程序，也是国际通例

中国古代文献中，遣使请降之后以礼受降的记录比比皆是，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东汉时期，“(南单于)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④“(焉耆王)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⑤隋文帝开皇十八年讨伐高句丽，“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许之，顿于怀远镇，受其降款。”⑥

从宋代起，国家礼典中都有受降仪式。例如《宋史》记载：“太祖平蜀，孟昶降，诏有司约前代仪制为受降礼。”⑦到了明代，“洪武四年七月，蜀夏明升降表至京师，太祖命中书集议受降礼。”⑧清太宗皇太极南征，“朝鲜势益蹙，李倧以书数乞和。上许其出降。……庚午，朝鲜国王李倧率其子漼及群臣朝服出降于汉江东岸三田渡，献明所给敕印。”⑨

世界近现代史上，洽降与受降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典型的案例有普法战争期间的色当洽降与受降。1870年9月1日下午1时，身陷重围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要塞挂起了白旗，普军主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随即派遣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Fritz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将军前往法军营中接洽，拿破仑三世告知其投降决定并派遣安德烈·瑞耶(A-C-V.Reille)将军前往普军司令部呈交请降信，毛奇代表普军大本营表示接受法国请降，并责成法国第五军团司令伊曼纽尔·德·温普芬(Emmanuel de Wimpffen)将军安排受降仪式。最终，9月2日凌晨6点，拿破仑三世来到普军营中会见德国首相俾斯麦和主帅毛奇，随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⑩

洽降与受降不一定要分地进行，也不一定要更换代表，但洽降的步骤不可缺少。以1918年德国向协约国投降为例：11月6日，德国政府派出以国务卿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Matthias Erzberger)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法国谈判停战事宜。谈判被安排在巴黎郊外的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一节火车车厢上。谈判期间，埃尔茨贝格向国内发出多份电报。11月10日，德军统帅兴登堡和新任德国首相艾伯特发回电报，指示立即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于是，1918年11月11日晨5时许，法军统帅福煦元帅代表协约国、埃尔茨贝格代表德国共同在那节车厢里签署了《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该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1)

应该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洽降与受降不独发生在太平洋战场，在欧洲战场德意法西斯向盟军的投降也经历了洽降和受降两个阶段。德军向盟军投降过程是这样的：1945年5月5日至6日，德国第三帝国新任首相邓尼茨先后派冯·弗雷堡和约德尔元帅到设在法国兰斯的盟军总司令部谈判投降事宜。德国法西斯撇开苏军单独与盟军洽降，是离间盟军与苏军两者的关系的行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识破其诡计，坚持只接受德军所有战线的全面投降，同时约见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帕罗夫将军，告知德国人决定全面投降，并将德军的投降书给他看，请他通知莫斯科。斯大林获悉德军在兰斯向盟军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统帅部会议，指出：盟军单方面同邓尼茨达成协议，除了苏联代表外，苏联政府成员竟没有一人参加，说明德国没有向苏联投降，然而，苏联恰恰是受侵略之害最深、对胜利贡献最大的国家。此外，苏方还发现，兰斯投降书与此前三巨头会晤时草拟的文本内容有所出入。(12)因此，兰斯会议显然是不公正的，苏方不能同意。斯大林说：“对盟国在兰斯签字的协定，不能废除亦不能承认，必须把投降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处理，不能在战胜国的境内，而只能在法西斯侵略的策源地柏林接受投降;不是单方面的投降，而必须由所有反法西斯同盟的最高统帅部接受投降。”随后，斯大林电告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5月7日，斯大林打电话给在柏林前线的朱可夫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是苏联人民，而不是盟国，肩负了战争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能只在同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这种作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中国统帅部的代表要来柏林。苏军中国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13)

鉴于苏联方面的强硬立场，迫使英美把兰斯举行的投降作为一次洽降或“受降预演”。(14)1945年5月8日24时正(莫斯科时间)，受(投)的代表走进受降大厅。5月9日零时，降德国投降仪式在柏林正式举行，由苏联元帅朱可夫主持，他宣布：“我们，苏军统帅部和盟军中国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政府的委托，来接受德军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请德军中国统帅部代表进入大厅。”(15)盟军副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国总司令塔西尼等人参加，德国最高统帅长官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16)

在此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向盟军的投降也经历了由洽降到受降的过程。

1943年7月，英、美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成功。在意大利经历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后，意大利军政高层开始酝酿政变推翻墨索里尼并向盟军求和。1943年7月24日，法西斯议会通过了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动议，翌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职并遭到逮捕。巴多格里奥被任命为首相，意大利政府立即通过一些渠道向盟国寻求停战。

以朱塞佩·卡斯特拉诺(Giuseppe Castellano)将军为首的3名意大利将领分别到达里斯本。卡斯特拉诺将军被授权谈判意大利投降事宜，盟国方面的代表分别是英国驻葡萄牙大使罗纳德·坎贝尔(Ronald Campbell)、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派出的2名将领：美国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及英国的肯尼斯·斯特朗(Kenneth Strong)将军。

8月27日，卡斯特拉诺返回意大利，3天后，根据英国驻梵蒂冈大使的建议，意大利政府在西西里岛与盟国继续进行洽降。

8月31日，卡斯特拉诺将军乘坐飞机前往西西里岛的泰尔米尼·伊梅雷塞(Termini Imerese)市，之后再转往锡拉库扎市的卡西比莱(Cassibile)镇，双方的谈判一开始便有一些分歧，卡斯特拉诺要求盟军协防，因为意大利在签约后可能遭到德意志国防军的报复攻击，但他只得到不明确的承诺。

翌日，卡斯特拉诺返回罗马后受到巴多格里奥及其随行人员迎接，外交部长拉斐尔·瓜里利亚(Raffaele Guariglia)表示盟国的条件可以接受，其他将领则有所保留，巴多格里奥在会议中没有作出决定，下午他进宫会见国王，国王表示接受停战条件。

9月2日，在接到确定接受盟国条件的答复后，卡斯特拉诺再次动身前往卡西比莱。

翌日下午二时，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卡斯特拉诺代表意大利首相巴多格里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美国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代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签字。签字仪式在停泊于卡西比莱的英国皇家海军纳尔逊号战舰上进行。(17)9月3日，加拿大军队在卡拉布里亚最南端登陆，盟军在萨莱诺及塔兰托登陆。9月8日，英国海军元帅安德鲁·坎宁安爵士宣布接受意大利海军全体投降。意大利舰队各部挂着代表投降的黑旗并由皇家海军军舰护航，在瓦莱塔大港附近抛锚。更多的舰只则驶向直布罗陀和其它盟国港口。

由此观之，洽降作为受降的一个先行过程，必须进行。其原因除了的事物发展是由初级到高级，由表层到深入的规律外，还因为战争是由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进行的，在战争的进程中，双方对兵力部署、通讯联络及作战意图都极端地保密，一旦一方宣布战败投降，就是战争的终止，投降的一方就要向对方解密，就要派员进行沟通，建立联络，否则会产生误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古今中外，尽管洽降的方式、内容不同，但都经历了洽降这一过程。

三、日本降幡现南京，系国民政府的精心安排

德意日法西斯燃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是邪恶向良知的挑战，是反和平、反人类的战争。他们的投降是以数以千万计人的牺牲换来的，是正义战胜邪恶、和平战胜战争的结果。因此胜利者的受降是一件严肃认真、庄严而又神圣的大事。根据史实归纳起来，以下五点是受降仪式上必须考量与实施的。

一是受降仪式的地点要选择在有影响、警示作用的地方。盟军与苏军的受降选择在柏林，因为那里是德国法西斯的老巢，是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盟军太平洋战区的受降地点之所以选择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主要是美国要体现是他们打赢了太平洋战争、凸显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也告诉日本人老实点，我的战舰就停在你的身边)。中国战区选在南京受降，因为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侵华日军的指挥巢穴所在。擒贼先擒王。在这里受降必定对整个侵华日军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侵华日军在侵占南京后对无辜民众进行了大屠杀，欠下举世惊骇的血债，在这里举行受降仪式，对受降者也有抚慰与心理上的补偿。此点何应钦于1945年9月8日在南京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中说得很明确：“记的廿六年十一月廿六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重回到首都。”(18)中国战区在南京受降，也是对加害者的讨伐，对受害者的抚慰。因此何应钦谈话中还指出：“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回到首都，内心自然是无限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想到这八年来为抗战而牺牲的将士和同胞，以及陷区同胞八年来所遭遇的痛苦，又不胜感念。今天回到首都，首先要代表蒋委员长对陷区同胞和死难军民的家属，表示恳切的慰问。”(19)何应钦的谈话的确反映了当时的心情与中国战区在南京受降的目的。 二是受降仪式上一定要有战败方最高军政要员签字，表示侵略者彻底认输。在柏林受降仪式上，鉴于战争罪魁希特勒已经死亡，德国投降代表为德军最高统帅长官凯特尔元帅;在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上，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在中国战区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全部侵华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只有主官在投降书上签字，才能代表战败者彻底认输。洽降的代表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幕僚，是主官的属员、参谋，是司令官的幕后智囊团成员，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即使是幕僚长也没有这个权力，假如是战败的主官赋予其投降权力，受降方一定会拒绝，因为这样做很不认真，很不严肃。中日在芷江洽降的代表分别是萧毅肃与今井武夫，他们是主官的幕僚长，所做的事仅是为而后受降作准备，他们没有受降的权力，也没有得到双方主官赋予的投(受)降权力。

三是一定有受降地区反法西斯盟军主要长官签字或到场见证，表示共同战胜世界法西斯。在柏林受降仪式上，苏联元帅朱可夫主持，盟军副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国总司令塔西尼等人参加，并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密苏里战舰的受降仪式上，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代表美国受降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徐永昌代表中国，以及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分别在受降书上签字。在中国战区南京的受降现场盟国各方代表的标志更为明显：受降地广场的旗杆上，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礼堂正中悬挂着中、美、英、苏4国国旗;一面墙壁上挂着中、美、英、苏4国领袖的肖像。参加的盟军代表有：美国陆军麦克鲁(Robert B.McClure)少将、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海军迈斯少将、英国海斯中将、法国保义上校等。此外还有加拿大、苏联、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40余人。

四是为表示日军是全面投降、为受降仪式后的对口接收计，受降仪式上要有双方各地驻军代表、各军种的主要指挥官参加。在南京的受降仪式上，中方的顾祝同、萧毅肃可以看作陆军的代表;海军的代表是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的代表是空军上校、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日本方面，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代表中国派遣军陆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代表海军，日本无空军军种，只有从属于陆海军的航空队，陆海军的长官当然也代表了航空队。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代表驻台湾日军、第三十八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代表驻越南的日军，也到受降签字现场。这样做不仅表明严肃、认真，也方便而后各地、各军种的受降接收。

五是受降仪式为而后在各地的受降中起到了范本的作用。就是受降的地点选择在政治中心或战略要地;所在地双方军事长官参加并在投(受)降书上签字;有盟军驻扎或有盟军代表的地方，邀请其参加受降仪式。如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台湾受降(光复)仪式时，出席者不仅有陈仪、葛敬恩、柯远芬、陈孔达、李世甲、张廷孟、范诵尧等在台高级军政人员及中央各部特派员、长官公署暨警备总部各处处长，还有盟军代表顾德里上校、柏克上校、和礼上校等19人;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忻、杜聪明、林茂生等30余入，新闻记者、来宾等10余人也参加了受降仪式。受降仪式结束后，各受降区随即对所在地的日军进行缴械。

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结束后，紧接着在各受降分区举行受降仪式与缴械。各区的受降指挥官、日军投降主官、时间、地点见表2(以受降执行时间为序)。(20)

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情况考量，以上五点受降标准芷江都不具备。从表2反映的各地区受降的史实看，芷江也不在中国战区的受降地区之列，是确确实实的洽降之地。更为重要的是时间节点上不对，众所周知，日本在东京湾上的密苏里号的签字时间为9月2日，而芷江洽降的时间为8月21日，驻华日军不可能早于同盟国家签定投降书，这是常识性的问题。

有人以“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为题著文，(21)以此来说明芷江是受降不是洽降。现在暂且将文章的内容放在一旁，仅题目就有两个常识性错误。其一，中国的抗日烽火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国家已明确抗战的开端自九一八算起，不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为抗战开端。日本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东北。东北人民不顾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自发组织起义勇军，举起了抗日大旗，这时的抗战虽然是局部的，但中国人民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反映的就是那一段抗日的历史。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开始的，就会给人一种日本的侵略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印象，在此之前日本没有侵略中国，有意无意淡化了日本的侵华罪行，也必然抹杀了自九一八开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上海人民及第十九路军的抗战，华北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抗战的功绩，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其二，日本侵华投降书是于1945年9月9日9时，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字盖印的。“一片降幡出石头”。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民可以说是“三九良辰”大吉大利的日子，也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一个刻骨铭心、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国战区在南京的受降，在时间的选定上，“三九”亦颇有用意，它反映了中华文化心理：长久远离战争，永奠和平。这与日本法西斯“武运长久”的文化是大相径庭、格格不入的。总之“降书”没有落芷江，用今井武夫本人的话讲，他到芷江的目的“纯系任(投降)联络任务。”(22)日本洽降者在芷江的笔墨痕迹，仅是今井武夫在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上的签字。

四、洽降选在芷江实属偶然，但在历史上也属于重要一笔

日本挑起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是反和平、反人类的犯罪。多行不义必自毙，它的失败投降是必然的。然而在处理其投降事宜中的一些选择却有很大的偶然性，反映在洽降地点、时间的选择上正是这样。

1945年8月14日，日本皇帝裕仁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投降。15日上午7时，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收到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四国投降电文。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致电南京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日军六项投降原则：

急。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鉴：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即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

8月17日下午5时32分，蒋介石接获冈村宁次之复电：

限即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卅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於本月十八日乘飞机飞至杭州等候尊命再飞玉山，敝处使用双引擎发电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印。

蒋介石在接获冈村宁次的复电时，台风在东南沿海登陆，波及江西，玉山机场因大雨将跑道损坏，不能使用，临时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蒋介石遂于8月17日当即致电冈村宁次：

限即到。南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八月十七日电悉，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未篠亥。

这就是决定在芷江洽降的经过。历史是不能如果的。但是，“如果”的选择条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就不能不加以说明。如果玉山的飞机场跑道没有被大雨损坏，洽降能在芷江进行吗?有人将湖南在抗战中的贡献与牺牲、将芷江洽降前的湘西会战、将芷江的战略地位与芷江飞机场在中国战场的作用等列举出来，说明洽降在芷江是必然的，应该称作芷江受降，不应该叫芷江洽降。应该说列举的条件没有错，但应该指出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在日本皇帝裕仁宣布投降的情势下，冈村宁次敢逆潮流而动吗，他有胆违抗天皇的意旨吗?因此说，在当时不用讲在玉山、芷江洽降，中国受降方指定任何可以起降飞机的地方，冈村宁次都要派出代表去洽降。

还有，受降伊始，事绪万端，任何已决定或预计的事都可能发生变化，使偶然的事变为必然。如蒋介石在8月23日给何应钦的电报中称：“美军总部接麦克阿瑟将军来电谓日政府正式投降，於八月三十一日始能签字，中国战区接受冈村之正式投降，须待东京总投降签字及大军空运南京上海已开始后，始可在南京签字，预计受降日期，约在九月四日或五日。”(23)蒋氏的这段电文除了清楚地说明受降地在南京外，受降时间也都与而后实际进行的不同，发生了些许变化：东京总投降实际签字的时间为9月2日;南京实际受降签字的时间为9月9日。

抗战中，在湖南的土地上共进行了六次大的会战，1945年4至6月在湘西举行的会战，更是抗日战争比较圆满的收官。湖南人民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芷江机场作为中美空军的作战基地，在对日军作战的作用与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芷江拉开中国受降的序幕也是水到渠成，符合人们心愿的事。

1945年9月5日，芷江各界人民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即将离开芷江赶往南京受降的何应钦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讲：“芷江这一个僻处山丛小城，因八月二十一日日军降使远来洽降而闻名世界，在历史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荣一页。”(24)在这里，何应钦再次明确地表明了芷江是洽降。的确是这样，芷江这座有两千多年的古城，因洽降而“震古烁今”，(25)闻名于世。史实很明确，我们要严肃地予以尊重，不需要刻意地将洽降地改称为受降地。

注释：

①胡菊蓉：《中国战区受降始末》，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③据考证，认为芷江为受降地者多引用一副对联：“八年抗战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新华网、新浪网、湖南新闻网等网站也以此为标题发布有关芷江的新闻。湖南芷江在1995年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2014年3月10日在北京“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蒙兰凤、李晖等人建议，将湖南侗族自治县设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地”，以此铭记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蒙兰凤代表介绍：“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仪式在芷江隆重举行，芷江以“抗战胜利受降城”蜚声海内外。“独特的区位条件和历史事件，使芷江具备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地’的决定性要件。”蒙兰凤代表说，由于芷江机场是二战时期远东盟军的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因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后勤部”和最后阶段的指挥部，“芷江攻略战”是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终结战，中国军人此役歼敌2.7万人，彻底摧毁了日军的信心，日军至此兵败如山倒，惶惶不可终日。1945年8月15日，走投无路的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至23日，中国政府在湖南芷江举行中国战区受降典礼。蒙兰凤代表说：“受降大典上，日本投降使今井武夫少将低头向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交出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芷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座受降城。”2014年3月11日，《洛阳日报》第二版以《八年抗战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代表建议将抗战胜利受降地湖南芷江改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地》为题，报道了蒙兰凤、李晖等人的提案的消息。

④《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⑤《后汉书·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⑥《隋书·列传第四十六》。

⑦《宋史·志第七十四·礼二十四》。

⑧《明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三·礼十一》。

⑨《清史稿·太宗本纪二》。

⑩Howard,Michael,The Franco-Prussian War: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1870-1871,New York:Routledg,1960,p.219.

(11)Rudin,Harry Rudolph,Armistice,1918,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7,pp 320-49.

(12)Pinkus,Oscar,The war aims and strategies of Adolf Hitler,McFarland,2005,pp.501-503.

(13)(14)[前苏联]朱可夫《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804-805页、第806-807页。

(15)Otto Preston Chaney,Zhukov.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328.

(16)Murphy,Robert,Diplomat Among Warriors,Collins,1964,pp.? 295-297.

(17)Leo Marks,Between Silk and Cyanide.London:HarperCollins,1998,chapter 47.

(18)(19)《何总司令昨发表谈话(九月九日中央日报‘京版’)：努力安定东亚，维护世界永久和平》，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1945年10月1日，第134页、第134-135页。

(20)中国陆军总司令部10月2日下令郾城地区、新汴地区合并，称河南地区，10月4日下令徐海地区改称苏皖地区。

(21)《八年抗战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代表建议将抗战胜利受降地湖南芷江改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地》，《洛阳日报》，2014年3月11日，第2版。

(22)《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代表中国陆军何应钦上将，接见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少将谈话记录》，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第94页。

(23)《委员长八月二十三日申令一亨代电(指示空运部队往南京及冈村未履行投降条款前之处置)》，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第27页。

(24)《芷江各界祝胜大会，中央日报(渝版)九月五日，何总司令发表演说，勖勉团结一致保持胜利》，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第123页。

(25)蒋介石为“受降纪念坊”的题字。